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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zhe)是(shi)第(di)4997篇(pian)原(yuan)創(chuang)首(shou)發(fa)文(wen)章(zhang) 字(zi)數(shu) 7k +·

· 李迅雷 | 文 關(guan)註(zhu) 秦(qin)朔(shuo)朋(peng)友(you)圈(quan) ID：qspyq2015 ·

大(da)家(jia)好(hao)，我(wo)是李迅雷，这裏(li)主(zhu)要(yao)从全球经济的走势以(yi)及(ji)存(cun)在(zai)的問(wen)題(ti)、风险和(he)机會(hui)的角(jiao)度(du)，報(bao)告(gao)壹(yi)下(xia)我對(dui)2023年(nian)经济的看法(fa)，不(bu)當(dang)之(zhi)處(chu)，請(qing)大家批(pi)評(ping)指(zhi)正(zheng)。

全球经济為(wei)何(he)疲(pi)弱(ruo)

2023年歐(ou)美(mei)面(mian)臨(lin)衰(shuai)退(tui)和滯(zhi)脹(zhang)。全球经济走弱一方(fang)面是受(shou)疫(yi)情(qing)影(ying)響(xiang)，另(ling)外(wai)一方面還(hai)是它(ta)固(gu)有(you)的原因(yin)。畢(bi)竟(jing)全球从2019年就(jiu)已(yi)经開(kai)始(shi)走弱，美国、日(ri)本(ben)、欧元(yuan)區(qu)以及中国的制(zhi)造(zao)業(ye)PMI指数都(dou)在往(wang)下走，總(zong)體(ti)是一個(ge)低(di)增(zeng)長(chang)、高(gao)震(zhen)蕩(dang)的時(shi)代(dai)。

我可(ke)能(neng)有些(xie)悲(bei)觀(guan)，認(ren)为全球经济未(wei)來(lai)很(hen)长时間(jian)內(nei)都好不了(le)。我在五(wu)年前(qian)甚(shen)至(zhi)更(geng)早(zao)之前就是这樣(yang)的观點(dian)，就像(xiang)現(xian)實(shi)中一个人(ren)的衰老(lao)一样不可逆(ni)。从二(er)戰(zhan)結(jie)束(shu)到(dao)现在为止(zhi)的77年，经歷(li)了经济高增长时代。

第一輪(lun)是美国引(yin)領(ling)全球经济增长，大概(gai)是1945年到70年代；

第二轮是日本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大概是在70年代中期(qi)到90年代；

第三(san)轮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增长，90年代中国开始崛(jue)起(qi)，占(zhan)全球份(fen)額(e)大幅(fu)提(ti)升(sheng)。2008年以後(hou)我国GDP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貢(gong)獻(xian)超(chao)過(guo)1/3，有时甚至達(da)到50%，所(suo)以盡(jin)管(guan)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dan)经济增量(liang)明(ming)顯(xian)超过美国。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xing)之后，还有誰(shui)在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答(da)案(an)是沒(mei)有了。

也(ye)就是說(shuo)，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这三大经济体都“老”了，都步(bu)入(ru)了深(shen)度老齡(ling)化(hua)社(she)会。唯(wei)一年輕(qing)的是印(yin)度，印度的经济体量只(zhi)有中国的1/5到1/6，雖(sui)然(ran)勞(lao)動(dong)力(li)非(fei)常(chang)充(chong)裕(yu)，但印度的就业人口(kou)数量大概只有中国的一半(ban)多(duo)一点，说明印度人不在乎(hu)经济好壞(huai)，不在乎自(zi)己(ji)是否(fou)能夠(gou)富(fu)起来，他(ta)們(men)追(zhui)求(qiu)的是来世(shi)，所以無(wu)法引领今(jin)世的全球经济增长。

人衰老后会出(chu)现各(ge)種(zhong)疾(ji)病(bing)，结構(gou)的老化很显著(zhu)。人有循(xun)環(huan)系(xi)統(tong)，而(er)比(bi)如(ru)消(xiao)化系统、内分(fen)泌(mi)系统等(deng)的老化会導(dao)致(zhi)循环不暢(chang)，比如血(xue)管硬(ying)化，血管硬化后还能重(zhong)新(xin)恢(hui)復(fu)到年轻时一样嗎(ma)？醫(yi)生(sheng)说不可能了。全球经济也是一样。

那(na)为什(shen)麽(me)过去(qu)增长速(su)度会这么快(kuai)，不斷(duan)地(di)有活(huo)力？实際(ji)上(shang)还是通(tong)过科(ke)技(ji)進(jin)步或(huo)者(zhe)通过战爭(zheng)来实现的。

每(mei)一次(ci)工(gong)业革(ge)命(ming)都会帶(dai)来经济的巨(ju)大发展(zhan)。劳动生產(chan)率(lv)水(shui)平(ping)大幅提高，科技进步推(tui)动经济邁(mai)向(xiang)新臺(tai)階(jie)。但现在全球处於(yu)经济增速非常緩(huan)慢(man)的时候(hou)，所对應(ying)的科技进步也非常缓慢，表(biao)现为全要素(su)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增速是下降(jiang)的。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ding)阶段(duan)，必(bi)然会产生摩(mo)擦(ca)。比如日本崛起后，美国开始打(da)壓(ya)日本，1985年簽(qian)署(shu)的廣(guang)場(chang)協(xie)議(yi)逼(bi)迫(po)日元大幅升值(zhi)，日本競(jing)争力出现下降，最(zui)終(zhong)导致房(fang)地产泡(pao)沫(mo)破(po)滅(mie)。中国在30年前的GDP占全球比重只有2%，30年以后的今天(tian)上升到18.5%，但美国又(you)要打压中国了。老二这个位(wei)置(zhi)谁都不好坐(zuo)。

这就意(yi)味(wei)著(zhe)全球化进程(cheng)的基(ji)本终结，那么接(jie)下来是逆全球化吗？不是。

接下来是一个区域(yu)化的过程，即(ji)美国重建(jian)朋友圈，並(bing)希(xi)望(wang)把(ba)中国剔(ti)除(chu)在外。这会导致全球的交(jiao)易(yi)成(cheng)本大幅上升，经济增速自然就放(fang)缓了。

我把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高震荡时代歸(gui)结为三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緊(jin)張(zhang)。过去所謂(wei)中国提供(gong)廉(lian)價(jia)商(shang)品(pin)、俄(e)羅(luo)斯(si)提供廉价能源(yuan)的好日子(zi)不会再(zai)有了；

第二个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一个建築(zhu)物(wu)的老化就因为它时间长了，要动结构的話(hua)会觸(chu)动利(li)益(yi)，触动利益比触动靈(ling)魂(hun)还難(nan)。每个国家都試(shi)圖(tu)推进改(gai)革，但全世界(jie)没有成功(gong)的案例(li)。最后往往選(xuan)擇(ze)战争，战争的结果(guo)就是推倒(dao)重来，当然代价过大。

从一战到二战间隔(ge)时间不到20年，二战结束到现在为止已经77年了，为什么没有战争？因为现代战争就是核(he)战争，大家都承(cheng)受不了。战争虽然避(bi)免(mian)了，但问题的隱(yin)患(huan)也留(liu)下了，这个世界需(xu)要新陳(chen)代謝(xie)，就像地球和生物界一样，不新陈代谢肯(ken)定会出问题。我们现在希望新陈代谢又代谢不了，这就出问题了。出问题可以通过改革来解(jie)決(jue)，但是改革又是要付(fu)出巨大的成本，因为现在的阶層(ceng)结构都已经固化了，导致妳(ni)想(xiang)改革都没法改革。

除此(ci)之外，还有第三个因素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过去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zhi)不願(yuan)意跟(gen)新冠(guan)共(gong)处，我说我们只能选择跟病毒(du)共处，为什么？我不是學(xue)医的，没有发言(yan)權(quan)，但是我知(zhi)道(dao)对人類(lei)、对生物带来影响的病毒有30多萬(wan)种，到目(mu)前为止人类只征(zheng)服(fu)了兩(liang)种，一个叫(jiao)天花(hua)，一个叫牛(niu)瘟(wen)。也就是说，幾(ji)乎99.999%的病毒是征服不了的，只能选择跟它共处。

人对自然界的破坏过大。在过去77年，人类的人口数量从1945年的25億(yi)擴(kuo)大到现在超过80亿，地球上70%的生物灭絕(jue)了。人的地盤(pan)大了，其(qi)他生物的地盘就小(xiao)了。病毒原来寄(ji)宿(xiu)在別(bie)的生物身(shen)上，那它现在就要寄宿在人的身上，这就是自然界的一种选择，谁叫你人口扩张那么快？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的流(liu)动性(xing)受到影响，产业鏈(lian)、供应链都受到影响，我们还要为对付病毒进行巨额的財(cai)政(zheng)支(zhi)出，导致很多人的失(shi)业。这些问题都是辯(bian)證(zheng)关系，都是雙(shuang)刃(ren)劍(jian)。

上面这张图体现了全球总财富的分化、收(shou)入的分化，这个难题难以解决。全球性的、长期的、持(chi)續(xu)的和平发展，意味着着“賺(zhuan)錢(qian)遊(you)戲(xi)”一直可以玩(wan)下去。如果说游戏規(gui)則(ze)不變(bian)的话，游戏的最终结果就是财富集(ji)中到少(shao)数人手(shou)里。这个游戏已经玩了77年了，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现在为止没有根(gen)本性的中断。我们现在提出来的走共同(tong)富裕的道路(lu)，就是希望能够打破这样一种结构，但难度非常大。前面也講(jiang)了，全世界没有成功案例。

消費(fei)的主体是中低收入阶层，投(tou)資(zi)的主体是高收入阶层，如果中低收入阶层獲(huo)得(de)的社会可支配(pei)收入的份额很少，那么消费自然就不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矛(mao)盾(dun)所在。 法国经济学家托(tuo)馬(ma)斯·皮(pi)凱(kai)蒂(di)（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ji)资本論(lun)》中也讲到这个问题的实質(zhi)。

上述(shu)的全球问题，包(bao)含(han)中国问题在内，其实都是长期问题。短(duan)期问题是美国2023年面临滞胀压力，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欧洲(zhou)也面临经济衰退的压力，他们不僅(jin)面临通胀压力、经济下行压力，还会面临債(zhai)務(wu)风险。这些问题会不会在某(mou)个时候爆(bao)发出来，现在不好預(yu)判(pan)，但是拖(tuo)的时间越(yue)长，从衰退演(yan)变到危(wei)机的风险也就越大，所以这是全球面临的短期问题。

相(xiang)对来讲，美国还是具(ju)有自身的優(you)势，它的经济没有特(te)别大的长期压力。每个国家都有长期问题，但是美国通过不断在波(bo)动过程中进行調(tiao)整(zheng)，相对情況(kuang)还好，它的问题主要是些短期问题。预期美聯(lian)儲(chu)2023年一季(ji)度可能还会加(jia)息(xi)两次，縮(suo)表可能还会繼(ji)续。2023年美国经济走势惡(e)化的概率不大。

一方面，美元的国际地位对其经济的支持还是非常明显；

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的资源调配能力还是比較(jiao)強(qiang)。

所以，美国的问题就是2023年的经济可能会进一步減(jian)弱，如果通胀下行速度比较慢，那它还会继续收缩，如此，经济的下行压力还会存在。

中国经济的问题

我覺(jiao)得中国的长期压力在内需，短期压力在外需。最大的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增长模(mo)式(shi)的问题。

中国的最终消费，也就我们習(xi)慣(guan)所稱(cheng)“三駕(jia)马車(che)”当中的消费，对GDP的贡献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se)的增长模式是投资拉(la)动，但投资拉动的时间长了之后，会出现很多问题，还是三驾马车勻(yun)称比较好，不要一匹(pi)马拼(pin)命跑(pao)，后面两驾马车跑不动。这是一个长期问题，导致了收入差(cha)距(ju)扩大，导致消费的贡献率不高。

当下中国的难点在于长期累(lei)積(ji)的问题逐(zhu)步显露(lu)。美国也有长期问题，但目前更多体现为短期问题，短期问题容(rong)易解决，长期问题不好解决，所谓冰(bing)凍(dong)三尺(chi)非一日之寒(han)。我们GDP很大一部(bu)分是靠(kao)投资拉动，投资（资本形(xing)成）对GDP的贡献大約(yue)是全球平均(jun)水平的两倍(bei)。因为有高储蓄(xu)率、高投资率，GDP增长就是快。但是投到后来还有什么項(xiang)目好投？投资回(hui)报率越来越低，地方政府(fu)借(jie)了一堆(dui)大债，要付那么多的利息，但投的项目的回报率是多少？能不能还得起利息？这些都是问题。 没有一种模式是可以一劳永(yong)逸(yi)的。我们现在提倡(chang)的就是要扩内需，促(cu)消费。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目前65歲(sui)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4%了，达到深度老龄化。超过20%就叫超老龄化，日本已经29%了，是超超老龄化。 中国到2030年就会步入超老龄化，德(de)国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用(yong)了36年时间，而中国估(gu)計(ji)只需要9年时间。

因此我们將(jiang)面临需求显著下降的问题。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步入到第二次嬰(ying)兒(er)潮(chao)的退潮阶段，这个退潮阶段会持续十(shi)年。 第二次婴儿潮的出生人口非常多，占到中国总人口的1/4，也就是3.5亿，这部分人在今后十年将陸(lu)续全部退休(xiu)，那就意味着今后吃(chi)飯(fan)的人多了，幹(gan)活人少了，国家财政支出会大幅上升。

有不少人討(tao)论中国的潛(qian)在增速是5%还是6%，我恐(kong)怕(pa)没那么樂(le)观。好多人说中国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速还在5%以上，甚至6%，我不知道是怎(zen)么计算(suan)出来的，现在要搞(gao)个5%都已经费尽吃奶(nai)的力氣(qi)。

所谓的潜在增速就是在不需要政府刺(ci)激(ji)的情况下，经济结构合(he)理(li)下的增速。 现在政府采(cai)取(qu)大规模的逆周(zhou)期政策(ce)来刺激经济，估计2022年的GDP增速也就是3%左(zuo)右(you)，与年初(chu)提出的目標(biao)5.5%相差很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跟西(xi)方国家簡(jian)單(dan)地比较。比如说中国现在的城(cheng)市(shi)化率水平还很低，只有63%，而西方国家都到80%以上了，甚至达到90%，那么中国至少还有15年时间推进城鎮(zhen)化，所以房地产还是支柱(zhu)产业，还有輝(hui)煌(huang)的未来。

这种思(si)維(wei)的邏(luo)輯(ji)实际上是在用小学生的数学水平做(zuo)应用题，我们至少要考(kao)慮(lv)到两个维度，除了城镇化的推进维度，还要考虑到年龄维度。

比如中国在1990年人均GDP比印度要低，但是经过30年发展，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5.5倍，这可以称之为奇(qi)跡(ji)。但如果放到70年的时间来看，比如从1950年到2020年，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是奇迹呢(ne)？不是奇迹。因为在这70年中，当年还在打仗(zhang)的韓(han)国的人均GDP遠(yuan)远超过中国。中国可以说是远远超过印度，但跟韩国比还是大相徑(jing)庭(ting)。最近(jin)30年看是奇迹，拉长到70年就不是奇迹，因为我们在最初的40年折(zhe)騰(teng)太(tai)多。

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要多几个维度看问题。例如现在广東(dong)的人口增速已经大幅下降，人口凈(jing)流入量都不如浙(zhe)江(jiang)了。广东可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sheng)，是農(nong)民(min)工数量最多的省份，那为什么现在人口流入量不如浙江了？因为大量的农民工已经離(li)开广东回老家了，所以中国现在的以农业人口轉(zhuan)移(yi)为特征的城市化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可能在经历一个大城市化的过程，更应該(gai)考虑的是结构性的机会，而不再是一个总量的向上趨(qu)势。

还有人说虽然我们的房地产不行了，但是我们可以来通过基建拉动继续保(bao)持经济的较快增长。根據(ju)我的计算结果，发现并不能。从2017年以后基建投资加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占GDP的比重开始下行，这邊(bian)再怎么去搞基建，那边房地产的投资规模缩减，也彌(mi)補(bu)不了这个缺(que)口。我们对问题的认識(shi)一定要客(ke)观、理性，不是拍(pai)腦(nao)袋(dai)就觉得可以解决问题。

再说一些内循环和外循环的问题。全球经济在慢慢变差，我们2019年时已经发现外需不太行了。三年疫情期间，各个国家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我们的出口强勁(jin)依(yi)托在他国政府的补貼(tie)基礎(chu)上，现在补贴没了，不可能再期望人家来刺激国内经济，如果人家的经济下行，那我们的外需肯定不足(zu)。 现在来看，2023年的出口压力也比较大了，能够保持零(ling)增长左右就不錯(cuo)了。

现在12月(yue)份数据还没出来，我大致看了一下，2022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5.3%，其中基建是8.9%，房地产是-9.8%，制造业投资是9.3%。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估计略(lve)有回落(luo)，房地产的負(fu)增长幅度会减小，基建投资的增速也会有所下降，制造业投资的增速下降会更快一些。2022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shou)总额是负增长，这里还没有剔除通胀因素，如果剔除通胀因素，负得更厲(li)害(hai)。

2023年如果疫情好转，希望有一个报复性反(fan)彈(dan)，但可能要在2023年二季度以后才(cai)能体现出来。

中央(yang)经济工作(zuo)会议解讀(du)

最后来看怎么解读12月召(zhao)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賣(mai)方分析(xi)師(shi)的解读已经非常充分，重心(xin)就是讲“三穩(wen)”。过去叫“六(liu)稳”，现在为什么变“三稳”了呢？因为要抓(zhua)主要矛盾，核心是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

圍(wei)繞(rao)这“三稳”的目标，需要采取什么手段？

第一个当然是扩内需。扩内需中既(ji)强调要扩消费，又强调要扩投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明確(que)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xian)位。那怎么去扩内需呢？除了我们地方政府的逆周期政策之外，还需要咱(zan)们的民營(ying)企(qi)业使(shi)把劲，增强社会主義(yi)现代化建設(she)的动力和活力。

还有一个提法叫“要激发全社会干事(shi)创业的活力，讓(rang)干部敢(gan)为、地方敢闖(chuang)、企业敢干、群(qun)眾(zhong)敢首创”。 这个提法还是第一次，说明要提高风险偏(pian)好，就是膽(dan)子大一点。

现在是经济不稳的非常时期，让大家坐稳是不现实的。原先经济稳的时候，大家坐在船(chuan)上不要动，现在船在拼命搖(yao)晃(huang)，那大家要各司(si)其職(zhi)，该动的就要动起来。所以，“积極(ji)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xiao)，稳健(jian)的貨(huo)幣(bi)政策要精(jing)準(zhun)有力”，双“力”就体现了紧迫性。至于前面的“积极的”“稳健的”前綴(zhui)，都是需要始终堅(jian)持的职責(ze)。

每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就重大理论和实踐(jian)问题展开讨论。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五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一是关于共同富裕；第二是关于资本特性；第三是“碳(tan)达峰(feng)、碳中和”；第四(si)是保证能源糧(liang)食(shi)安(an)全；第五是风险防(fang)範(fan)。前面两个问题，即共同富裕的路径，以及如何管好资本，这次没有再提了。这次的重点是什么？

这次有几段话，我觉得挺(ting)有意思。

第一，“把实践作为檢(jian)驗(yan)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这对现在的疫情放开、一系列(lie)政策的放松(song)、平台经济的鼓(gu)勵(li)就业、教(jiao)育(yu)培(pei)訓(xun)行业的规范发展以及如何壯(zhuang)大发展民营经济，都有一定的相关性。如何让预期转强，就是要敢于打破舊(jiu)观念(nian)，大胆去干、去闯，只有超预期，才能让预期转强。

第二，非常强调要坚持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zhi)軌(gui)道上運(yun)行，依法保護(hu)产权和知识产权，恪(ke)守(shou)契(qi)约精神(shen)，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jing)。2021年是防止资本无序(xu)扩张，反壟(long)断，而这一次是强调法治化，重心转移较大。

第三，更进一步，要从制度和法律(lv)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dai)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輿(yu)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針(zhen)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hao)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須(xu)亮(liang)明態(tai)度，毫不含糊(hu)。

方向和目标已经明确了。接下来是怎么去落实的过程。

前面讲了我们过去存在的諸(zhu)多问题，包括(kuo)长期积重难返(fan)的问题、结构问题、全球环境变差导致外需不足等问题，都需求积极去应对，同时要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但最关鍵(jian)的在于扩内需能否实现。

从投资来看，房地产还是偏弱，这个没法改变，这一轮的房地产长周期的上行阶段已经结束，而且(qie)我国房地产的长周期上行时间比日本、美国都要长，从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进程来看，我们房地产上行阶段结束的时间要比日美都晚(wan)，即人口已经非常老龄化了，但是房地产还相对比较坚挺；一旦(dan)房价开始回落，可能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压力会越来越大，于是更多要靠消费拉动。

但总体来看，扩内需难度很大。扩消费的核心在于居(ju)民收入能不能提高。这是一环扣(kou)一环，收入增速不行了，消费再要起来也很难，增加中低居民收入就需要结构重构，改结构就要动既得利益者的蛋(dan)糕(gao)，动蛋糕是很难的。

我们期待疫情早日好转，会有一波报复性消费反弹，可以让2023年的消费增速加快。 我提的建议就是发消费券(quan)，如果能够发1.5万亿元消费券，大概可以拉动消费增长10%以上。因为消费的乘(cheng)数效应要远远高于投资效应，如果投资2万亿，它的产出大概也就是2.2万亿左右，没什么乘数效应，而消费投下去1塊(kuai)钱，产出至少3块钱。

因此，我估计2023年财政政策会把财政赤(chi)字率提高到3%以上。这里讲的是一般(ban)预算赤字率，实际赤字率水平、广义赤字率水平会提得更多，因为要“加力提效”。经济下行压力越大，逆周期政策的力度也会越大，货币政策还会继续保持结构性，“精准有力”中的精准就要更加结构化。

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的协调会进一步加强，未来中国的舉(ju)债模式恐怕很难避免，而且举债的最终買(mai)单者估计也会越来越多依賴(lai)央行。

最后讲讲机会在哪(na)里。整体来讲，市场的机会还在于结构性，因为经济发展到现在，高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接下来的增速估计会缓慢下台阶，比如说2022年是3.2%，2023年估计是4.5%，后年估计也是这样的水平，然后在4%到5%之间徘(pai)徊(huai)一段时间，再接着下个台阶到4%，到2030年可能就是3%左右的水平。

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了，另一方面确实也跟人口老龄化结构性问题长期存在有关。

既然是分化的时代，那就是要抓住(zhu)分化过程中的成长性行业的机会。比如从2022年开始中国的总人口就出现负增长了，故(gu)整体房地产是没有太大的机会，但结构性机会还是存在的，也就是看人口流到哪里。流向的城市人口越多，这个城市房地产的投资机会就较大。未来2/3的中国城市的人口都是净流出的，那么人口净流出的那些城市房地产可能就没有大机会了。而像大城市的核心地段，可能更具有稀(xi)缺性。这就是所谓的结构性机会，在于中国经济今后可能还会继续分化，分化带来的机会还是可以去把握(wo)的。

总体来讲，我觉得居民的资产配置会发生一个转向，即从过去的房地产走到金(jin)融(rong)资产。过程非常漫(man)长，但一定是这样的趋势，居民会减持房地产来增持金融资产，其中在金融资产里面会更多增持权益类资产，这个大方向应该是不变的。我也找(zhao)过像日本、美国这样的案例，他们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也明显发生了资产配置的转向，资金流到金融资产领域，流到权益类资产领域。

我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个长期的过程对于我们从事金融行业的人来讲，尤(you)其从事投资銀(yin)行业务的人来讲，可能又是个机会。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银行的貸(dai)款(kuan)也出现了萎(wei)缩，直接融资的比重上升，间接融资的比重下降。无论美国还是日本，进入到人口老龄化加速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对于银行来讲，可能风险会加大。

如果要配置权益类资产，那具体配置哪一类，哪些有投资价值？

我觉得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成长板(ban)块，景(jing)气度向上的行业。另外一方面，就是配置低估值资产，尤其2023年的重心可能是在国企改革这一块。就这一块来讲，既能够推进国企改革，又能够吸(xi)引民间资本的投入。到2022年11月末(mo)，A股(gu)的上市公(gong)司中国有企业1330余(yu)家，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27%，其中央企435家，地方国企896家。 市值规模占整个上市公司总市值的47%，说明体量较大。2022年的土(tu)地出让金收入比2021年同期要减少3万亿元以上，如果土地财政这块没有了，那能不能靠“股权财政”？

比如，2022年5月份国资委(wei)就推出了《提高央企控(kong)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最近上交所又推出了《央企綜(zong)合服务三年行动计劃(hua)》，涉(she)及到央企上市公司的主要举措(cuo)有三方面，一是服务推动央企估值回归合理水平，二是服务助(zhu)推央企进行專(zhuan)业化整合，三是服务完(wan)善(shan)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现在要鼓励民间投资，那民间投资有没有什么好项目？如果没有特别好的项目，而民间投资它是逐利的，资金成本又比国有企业要高，我觉得国企改革他们可以參(can)与进来，尤其是一二級(ji)市场。

我国A股市场，尤其港(gang)股市场，目前在全球都是相对低估值水平。因此，2023年我相对比较看好港股，一方面我们强调法治社会，强调要对外开放，要积极引进外资，要形成一个良(liang)好的营商环境，2023年人民币的貶(bian)值压力应该不太大，因为美元的升息基本上会结束。

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背(bei)景下，我们肯定更需要发揮(hui)民企和外资在作用，外资如果说要进入到中国资本市场，肯定还是会首选港股；其次，要探(tan)索(suo)建立(li)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这是我们監(jian)管部門(men)领导提出来的，到底(di)哪些是被(bei)低估的？是不是有估值水平提升带来的投资机会，我觉得是值得探讨。债券市场我想更多的机会应该是在美国，因为美国2023年的通胀会显著回落，中国的债券市场2023年机会不太多，股市机会相对多一点。

综上所述，我认为应该要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不得不转型(xing)的拐(guai)点位置，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倒逼机制，不进则退。

2022年12月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月份，在这个月份当中，防疫政策前后变化非常巨大，而这个变化背后是理性的抉(jue)择，虽然短期付出的代价巨大，但可能也給(gei)我们未来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作者：现任(ren)中泰(tai)证券股份有限(xian)公司首席(xi)经济学家、研(yan)究(jiu)院(yuan)執(zhi)行院长、机构业务委員(yuan)会主任。从事宏(hong)观经济、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工作三十余載(zai)，是我国最早从事证券市场研究的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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