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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樊锦诗

回(hui)望(wang)她(ta)陪(pei)伴(ban)莫(mo)高(gao)窟(ku)的(de)六(liu)十(shi)年(nian)

▲樊锦诗（右(you)壹(yi)）在(zai)莫高窟第(di)八(ba)十五(wu)窟壁(bi)畫(hua)修(xiu)復(fu)現(xian)場(chang)。（敦(dun)煌(huang)研(yan)究(jiu)院(yuan)供(gong)圖(tu)）

▲1963年的樊锦诗。（敦煌研究院供图）

六十年一甲(jia)子(zi)。在敦煌莫高窟，85歲(sui)的樊锦诗已(yi)工(gong)作(zuo)整(zheng)整60年。

人(ren)們(men)都(dou)知(zhi)道(dao)敦煌研究院名(ming)譽(yu)院長(chang)樊锦诗事(shi)跡(ji)感(gan)人、榮(rong)誉等(deng)身(shen)，但(dan)她反(fan)复說(shuo)，她沒(mei)有(you)三(san)頭(tou)六臂(bi)，只(zhi)是(shi)盡(jin)了(le)職(zhi)責(ze)，陪了莫高窟一程(cheng)。“國(guo)家(jia)把(ba)這(zhe)麽(me)重(zhong)要(yao)的遺(yi)產(chan)交(jiao)給(gei)我(wo)们，我们要對(dui)得(de)起(qi)国家，对得起祖(zu)宗(zong)，对得起歷(li)史(shi)。能(neng)為(wei)莫高窟做(zuo)事，是我的幸(xing)運(yun)。”

奔(ben)赴(fu)與(yu)紮(zha)根(gen)的故(gu)事，已經(jing)廣(guang)为傳(chuan)頌(song)。这次(ci)，我们想(xiang)換(huan)個(ge)角(jiao)度(du)，用(yong)她習(xi)慣(guan)的、非(fei)大(da)而(er)化(hua)之(zhi)的方(fang)式(shi)，具(ju)體(ti)談(tan)谈樊锦诗。

出(chu)發(fa)与回歸(gui)

“理(li)解(jie)樊锦诗，不(bu)僅(jin)要從(cong)敦煌出发。她是當(dang)今(jin)中(zhong)国文(wen)博(bo)考(kao)古(gu)，乃(nai)至(zhi)历史學(xue)的代(dai)言(yan)人。”

——北(bei)京(jing)大学教(jiao)授(shou)、中国敦煌吐(tu)魯(lu)番(fan)学會(hui)会长荣新(xin)江(jiang)

樊锦诗的职業(ye)曲(qu)線(xian)，化作一个閉(bi)合(he)的圓(yuan)。

60年前(qian)，我国近(jin)代考古学奠(dian)基(ji)人之一的蘇(su)秉(bing)琦(qi)，請(qing)即(ji)將(jiang)从北京大学历史系(xi)考古專(zhuan)业畢(bi)业的学生(sheng)樊锦诗喝(he)了一杯(bei)咖(ka)啡(fei)。忐(tan)忑(te)中，她記(ji)下(xia)了先(xian)生的囑(zhu)托(tuo)：做好(hao)莫高窟的考古報(bao)告(gao)，“就(jiu)像(xiang)研究历史必(bi)看(kan)二(er)十四(si)史，研究石(shi)窟也(ye)必看考古报告”。这一嘱托，同(tong)樣(yang)來(lai)自(zi)樊锦诗的业師(shi)、我国石窟寺(si)考古開(kai)創(chuang)者(zhe)宿(xiu)白(bai)先生。

在莫高窟的60年間(jian)，樊锦诗的青(qing)春(chun)年華(hua)曾(zeng)被(bei)耽(dan)誤(wu)過(guo)，她也因(yin)其(qi)他(ta)工作奔忙(mang)过，但卻(que)从未(wei)忘(wang)记老(lao)师们的嘱托和(he)自己(ji)肩(jian)上(shang)的责任(ren)。終(zhong)於(yu)在73岁那(na)年，她完(wan)成(cheng)了《敦煌石窟全(quan)集(ji)》第一卷(juan)《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兩(liang)分(fen)冊(ce)8开780頁(ye)，仅單(dan)册就是無(wu)法(fa)一手(shou)拿(na)起的厚(hou)重分量(liang)。这也是我国第一份(fen)正(zheng)規(gui)的石窟寺考古报告。

与墓(mu)葬(zang)考古相(xiang)比(bi)，石窟寺考古更(geng)为复雜(za)，也更鮮(xian)为人知。

从時(shi)间看，莫高窟的營(ying)造(zao)从4世(shi)紀(ji)至14世纪持(chi)續(xu)千(qian)年。从空(kong)间看，735个洞(dong)窟裏(li)有壁画4.5萬(wan)平(ping)方米(mi)、彩(cai)塑(su)2000余(yu)身。复杂的洞窟結(jie)構(gou)、龐(pang)杂的壁画內(nei)容(rong)，都是挑(tiao)戰(zhan)。

“考古报告既(ji)是洞窟最(zui)全面(mian)的資(zi)料(liao)，也是最科(ke)学的檔(dang)案(an)。考古报告的最高要求(qiu)是，即使(shi)洞窟不存(cun)在了，後(hou)人還(hai)能夠(gou)依(yi)據(ju)考古报告对洞窟進(jin)行(xing)完整复原(yuan)。樊院长是帶(dai)著(zhe)历史责任感和使命(ming)感做这項(xiang)工作的。”敦煌研究院副(fu)院长張(zhang)小(xiao)剛(gang)说。

“没把考古报告做好，我这一輩(bei)子到(dao)敦煌幹(gan)什(shen)么来了？”这是樊锦诗的信(xin)念(nian)。她常(chang)说，要用历史的態(tai)度看考古报告，它(ta)不仅是给今天(tian)读者的，也要流(liu)传后世。留(liu)史的東(dong)西(xi)必須(xu)科学、準(zhun)確(que)、全面，絕(jue)不能以(yi)訛(e)传讹、误導(dao)他人。

——條(tiao)件(jian)不成熟(shu)时，她始(shi)终蓄(xu)力(li)。

樊锦诗曾參(can)加(jia)莫高窟南(nan)區(qu)窟前遗址(zhi)等发掘(jue)清(qing)理工作；运用考古類(lei)型(xing)学的方法，合作或(huo)獨(du)自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chao)、隋(sui)及(ji)唐(tang)代前期(qi)的分期斷(duan)代，这是学術(shu)界(jie)公(gong)認(ren)的敦煌石窟分期排(pai)年成果(guo)。

——条件成熟时，她抓(zhua)緊(jin)出擊(ji)。

上世纪90年代，隨(sui)着人才(cai)培(pei)養(yang)、技(ji)术儲(chu)備(bei)等条件日(ri)趨(qu)成熟，編(bian)撰(zhuan)考古报告重新提(ti)上日程。“《敦煌石窟全集》的编輯(ji)出版(ban)，可(ke)能需(xu)要幾(ji)代人的努(nu)力才能最终完成，因此(ci)我们没有理由(you)将这项无比重要的工作再次推(tui)延(yan)。这对我们是全新的工作，一切(qie)在探(tan)索(suo)和嘗(chang)試(shi)中进行。”樊锦诗在序(xu)言中寫(xie)道。

做考古报告，第一个難(nan)題(ti)竟(jing)然(ran)是从哪(na)个洞窟做起。

有人提議(yi)按(an)洞窟编號(hao)順(shun)序做，但洞窟编号来自伯(bo)希(xi)和、斯(si)坦(tan)因、张大千及敦煌研究院编制(zhi)的行进路(lu)线，时代跳(tiao)躍(yue)，並(bing)不能反映(ying)古代原貌(mao)。也有人说挑重點(dian)的洞窟去(qu)做，但剩(sheng)下的小洞窟怎(zen)么辦(ban)又(you)成了問(wen)题。樊锦诗力倡(chang)以洞窟时代早(zao)晚(wan)为序列(lie)，兼(jian)顧(gu)崖(ya)面狀(zhuang)況(kuang)，以大洞窟为主(zhu)，也收(shou)錄(lu)周(zhou)邊(bian)小洞窟。以此规劃(hua)，《敦煌石窟全集》形(xing)成脈(mai)絡(luo)，整体规模(mo)恰(qia)好为100卷。

“为规模宏(hong)大的敦煌石窟编写考古报告，无疑(yi)是一项浩(hao)繁(fan)、艱(jian)巨(ju)、长期的工程。樊锦诗从‘洞窟开鑿(zao)的早晚和它的排列顺序有極(ji)密(mi)切的關(guan)系’这一认識(shi)出发，依据多(duo)年来对崖面遗迹的考察(cha)和对断代分期研究成果的反复推敲(qiao)，形成了分卷编写规划，从而讓(rang)这项长期工程能够有序地(di)、可持续地进行下去。”敦煌研究院黨(dang)委(wei)書(shu)记趙(zhao)聲(sheng)良(liang)说。

第二个难题是如(ru)何(he)詳(xiang)尽描(miao)述(shu)。

“很(hen)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考古报告要做这么久(jiu)。但不做考古报告，根本(ben)没法理解其中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张小刚说。

在莫高窟第275窟南壁，仅菩(pu)薩(sa)就有39身，衣(yi)冠(guan)服(fu)飾(shi)基本相同，但姿(zi)态手勢(shi)各(ge)異(yi)。为了详尽介(jie)紹(shao)洞窟情(qing)况，考古报告里逐(zhu)一进行了描述：

西起第一身，上身稍(shao)側(ce)向(xiang)左(zuo)。雙(shuang)臂屈(qu)起，双手舉(ju)至面前合掌(zhang)持花(hua)枝(zhi)。綠(lv)色(se)帔(pei)巾(jin)。紅(hong)色裙(qun)。红色头光(guang)。

第二身，上身稍侧向左，稍向左出胯(kua)。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黑(hei)色帔巾。土(tu)色裙。绿色头光。

……

这仅是考古报告中的一个微(wei)小細(xi)節(jie)。洞窟的外(wai)立(li)面、结构、内容等，皆(jie)须收入(ru)其中。

面对千姿百(bai)态的壁画形象(xiang)，樊锦诗也常常写到詞(ci)窮(qiong)：既要描述共(gong)性(xing)，也要写出差(cha)异；不细致(zhi)就会漏(lou)掉(diao)信息(xi)，过于详尽又会繁瑣(suo)。但她说：“考古报告是每(mei)个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记下来。搞(gao)研究必须靜(jing)下心(xin)来做，板(ban)凳(deng)不怕(pa)十年冷(leng)。”

第三个难题是如何准确呈(cheng)现。

经过长期的思(si)考探索，樊锦诗深(shen)刻(ke)认识到，考古报告不只涉(she)及人文社(she)科，更要文理交叉(cha)、运用多学科资料全景(jing)展(zhan)现。文字(zi)用于綜(zong)合描述，測(ce)繪(hui)侧重科学數(shu)据，图片(pian)解決(jue)形象色彩问题，三位(wei)一体的考古报告行文方式逐漸(jian)形成。这也为我国石窟寺的考古报告撰写，提供了新範(fan)式。

光是测绘，就想了很多办法。早期是手工测绘，后来引(yin)入了全站(zhan)儀(yi)，但准确性始终不足(zu)。为了縮(suo)小误差，樊锦诗去德(de)国出差时，还专門(men)给做测绘的同事带回出墨(mo)更均(jun)勻(yun)的鋼(gang)筆(bi)头。2005年前后，樊锦诗带着考古报告样书去请教考古大家。回到敦煌后，她决心推倒(dao)重来，“既然要做，就要做好”。

樊锦诗始终关註(zhu)新技术。为提高精(jing)准性，她找(zhao)来一家美(mei)国的基建(jian)工程設(she)計(ji)公司(si)，试水(shui)三維(wei)激(ji)光掃(sao)描测量技术。这在考古界还是头一次，很多专家起初(chu)并不认可，但樊锦诗堅(jian)持这样做。经反复探索，考古需求与激光技术终于有機(ji)融(rong)合。精确的测绘数据与CAD等制图方法结合，實(shi)现了良好效(xiao)果。平面图、剖(pou)面图、立面图等让读者清晰(xi)了解洞窟空间。如今，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广泛(fan)應(ying)用在各地的田(tian)野(ye)考古中。

2009年，新版样书出来后，樊锦诗又带去给专家審(shen)閱(yue)。出差法国时，她没带几件衣物(wu)，只为在箱(xiang)子里裝(zhuang)下又大又沈(chen)的考古报告，请外国同行看看。

2011年，樊锦诗与團(tuan)隊(dui)合作完成的第一卷考古报告正式出版。

国学大师、敦煌学大家饒(rao)宗頤(yi)先生評(ping)價(jia)这份考古报告：“既真(zhen)且(qie)确，精致绝倫(lun)，敦煌学又进一境(jing)，佩(pei)服之至。”

如今，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出版在即。

与樊锦诗一并参与考古报告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suo)館(guan)員(yuan)王(wang)嬌(jiao)说：“樊院长有着做研究做到底(di)的精神(shen)，大量搜(sou)集资料、反复比对研究才会提出自己的结論(lun)。但她不以權(quan)威(wei)自居(ju)，和我们討(tao)论、聽(ting)取(qu)我们的意(yi)見(jian)，總(zong)想着培养年輕(qing)人，为年轻人的发展考慮(lv)。”

“我相信事情是一棒(bang)接(jie)一棒地做。我做了我的这一段(duan)，现在能做一点是一点。我期待(dai)并且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樊锦诗说。

开创与坚守(shou)

“君(jun)子不器(qi)。真正有才能的人，会随情况變(bian)化、会透(tou)过问题，去发现本質(zhi)规律(lv)，尋(xun)找解决办法。樊锦诗对文化遗产的有效管(guan)理，对敦煌研究院事业进步(bu)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min)

从1975年擔(dan)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到2015年初卸(xie)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从事管理工作整整40年。

“当‘头头’不是要做官(guan)，而是要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管理者，是个人写文章(zhang)重要，还是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重要？当然是后者。为此，我一定(ding)程度上犧(xi)牲(sheng)了个人业務(wu)。”樊锦诗说。

赵声良说，面对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有一種(zhong)強(qiang)烈(lie)的历史责任感。她认为，針(zhen)对敦煌石窟的具体问题做学术研究，过几年做也可以，交给下一代研究也行。但是莫高窟如果保(bao)護(hu)不好，就会釀(niang)成不可挽(wan)回的后果，石窟保护是头等大事。

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带队伍(wu)的樊锦诗有一个共同评价：了不起。

“樊院长个头不高，但視(shi)野非常开闊(kuo)。也正是常年在敦煌研究院領(ling)导崗(gang)位上，她对敦煌学有了更广阔的认识，对石窟保护做出了巨大貢(gong)獻(xian)，对敦煌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多有前瞻(zhan)性的设计。”荣新江说。

1985年至1986年，敦煌莫高窟开展申(shen)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樊锦诗是申遗負(fu)责人。

“开始我也不太(tai)懂(dong)为啥(sha)申遗。填(tian)写材(cai)料的过程，给了我莫大刺(ci)激，世界文化遗产可是了不得的事兒(er)！”一方面系統(tong)梳(shu)理莫高窟的地理位置(zhi)、历史文献、文物价值(zhi)、研究成果等，让她进一步看清了莫高窟的价值。另(ling)一方面，学习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際(ji)公約(yue)，让她了解了文物保护利(li)用的先进理念。

“樊锦诗很早就敏(min)銳(rui)地认识到科学管理的重要性。先进做法与莫高窟实际结合，给莫高窟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很强的指(zhi)导。”苏伯民说。

1987年，莫高窟被聯(lian)合国教科文組(zu)織(zhi)世界遗产委员会批(pi)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有6项標(biao)准，只要符(fu)合其中一项即可。“莫高窟6项标准全都符合，价值特(te)別(bie)高。我心想，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让莫高窟的保护管理真正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樊锦诗说。

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就此开始：

——“永(yong)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数字敦煌。

樊锦诗对比1978年与1908年拍(pai)攝(she)的莫高窟照(zhao)片，发现有的部(bu)分殘(can)缺(que)了，有的部分模糊(hu)了。“我就想，再往(wang)下发展下去，慢(man)慢全部没有了怎么办？照片会变黃(huang)、膠(jiao)片会变质、录像会消(xiao)磁(ci)，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壁画永久保存？”

上世纪80年代末(mo)，樊锦诗去北京出差，偶(ou)然看到有人在電(dian)腦(nao)上展示(shi)图像。“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电脑中就可以永遠(yuan)不变，我脑洞大开。如果为敦煌石窟建立数字档案，文物的历史信息豈(qi)不就可以永久保存了嗎(ma)？”樊锦诗说。

敦煌研究院的文物工作者先自己试了近10年，但不行。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开始与国外专家合作，在洞窟架(jia)设軌(gui)道正投(tou)影(ying)移(yi)動(dong)拍摄，再进行图片拼(pin)接。从用柯(ke)達(da)胶卷拍照带去美国洗(xi)照片，到利用高保真数字相机拍摄，原本笨(ben)重的轨道也变得轻便(bian)，拍照也实现了手动与自动结合。

“从提出构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数字档案，我们花了20年。”樊锦诗说。

“她始终在关注和运用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来保护莫高窟。在她眼(yan)里，只有最好的科技、一流的保护方法才配(pei)得上莫高窟。”樊锦诗自传《我心归處(chu)是敦煌》的撰写者、北京大学教授顾春芳(fang)说。

截(jie)至2022年底，敦煌研究院完成了278个石窟的数字化数据采(cai)集，164个石窟的图像处理，162个石窟的全景遊(you)覽(lan)项目(mu)。

——平衡(heng)保护与旅(lv)游开放(fang)的新模式。

莫高窟1979年开放旅游时，每年的游客(ke)接待量不到2万人次。从1984年到1999年的15年时间，游客接待量增(zeng)长了10万人次。过了3年，又增长了逾(yu)10万人次。樊锦诗意识到，在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背(bei)景下，游客增长速(su)度将进一步加快(kuai)。

莫高窟知名度大而容量小。现存735个洞窟中，窟内面積(ji)在13平方米以上、病(bing)害(hai)較(jiao)轻且適(shi)宜(yi)开放的只有112个。旅游高峰(feng)期，樊锦诗同游客一起擠(ji)进洞窟，“往前看是脊(ji)梁(liang)骨(gu)、后脑勺(shao)，往上看是窟頂(ding)”。

“洞子看壞(huai)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我花了2年时间想这个事。说到底，要控(kong)制游客数量，还要让他们看好。我们就做游客承(cheng)載(zai)量研究，搞很细很细的調(tiao)查(zha)。”樊锦诗说。

“她做决策(ce)前，会把每一个具体问题都研究透，要查资料就查到底。她的办公室(shi)有一面墻(qiang)的文件资料，有时需要把整个櫃(gui)子的资料都搬(ban)出来看。”甘(gan)肅(su)省(sheng)文物局(ju)局长程亮(liang)说。

洞窟的溫(wen)度、濕(shi)度、游客接待量、洞窟病害等指标勾(gou)勒(le)出洞窟的健(jian)康(kang)状况。模擬(ni)试驗(yan)进一步精准掌握(wo)了游客进入洞窟前后的環(huan)境变化。线上預(yu)约、網(wang)上支(zhi)付(fu)、应急(ji)参觀(guan)等新手段不断引入。

2014年，傾(qing)注樊锦诗十余年心血(xue)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落(luo)成。游客在这里观看数字电影了解敦煌的前世今生，再统一乘(cheng)車(che)十余公里进入莫高窟窟区参观。确定承载量、有序调节客流，既缩短(duan)了游客在洞窟的停(ting)留时间从而更好保护文物，也以多元(yuan)的参观体验让人们了解了莫高窟的价值。

莫高窟管理与旅游开放的创新模式，獲(huo)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稱(cheng)其是“极具意義(yi)的典(dian)范”。

近10年的实踐(jian)，早已使得“不让游客参观洞窟”“花錢(qian)蓋(gai)电影院”等爭(zheng)议声煙(yan)消雲(yun)散(san)。不落伍、仍(reng)超(chao)前的数展中心，回应着樊锦诗的远见和苦(ku)心。一个落成仪式上的细节令(ling)人至今难忘：樊锦诗说，建设数展中心很不容易(yi)，请大家进去前，先在地墊(dian)上蹭(ceng)蹭鞋(xie)。

加强国际合作、推进科学保护、持续培养人才……敦煌文物事业快速发展。

开创的另一面是坚守。这一面也更艰难、更了不起。

莫高窟是旅游勝(sheng)地，更是文化聖(sheng)地。

上世纪90年代，莫高窟差点被“打(da)包(bao)上市(shi)”；后来，又有人提出要将莫高窟与周边景点“打包”建成大景区……

“她对事情有着正确性的判(pan)断和坚持，敢(gan)于提出不同意见。面对旅游增收沖(chong)动，她覺(jiao)得不能这么做，首(shou)先要把莫高窟保护好。”苏伯民说。

博弈(yi)之中，樊锦诗一次次顶住(zhu)巨大壓(ya)力，到处奔走(zou)游说，去一遍(bian)遍向各方面解釋(shi)莫高窟的巨大价值与唯(wei)一性，坚定地守住了老祖宗留下的、举世无双的寶(bao)藏(zang)。对这些(xie)，樊锦诗总是一語(yu)带过。极少(shao)有人知道，2014年的巨大压力曾让她焦(jiao)虑到徹(che)夜(ye)失(shi)眠(mian)，至今每天都靠(kao)吃(chi)安(an)眠藥(yao)入睡(shui)……

樊锦诗说，莫高窟的保护不能零(ling)敲碎(sui)打，不能“头疼(teng)醫(yi)头、腳(jiao)疼医脚”，必须有全局的观念、长远的规划。为了莫高窟的长治(zhi)久安，她持续推动法治化、制度化。

2003年3月(yue)1日起施(shi)行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li)》，标誌(zhi)着莫高窟的保护走向法治化轨道，这也是我国文物保护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搶(qiang)救(jiu)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則(ze)科学评估(gu)了莫高窟的价值和现状，确定了原则、目标、措(cuo)施、程序，对工作形成很强的指导。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甘肃省政(zheng)府(fu)发文公布(bu)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至今已完成了95%的工作内容。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项实践工作。樊锦诗在对莫高窟长期的保护管理实践中，提出了很多富(fu)有前瞻性的宝貴(gui)看法，形成了依据法律法规进行遗产保护管理的思路。强调保护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可持续性、引进国际合作机制、运用先进的科技成果等思路，都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赵声良说。

传承与燭(zhu)照

“千做万做，学做真人。樊锦诗很純(chun)粹(cui)，纯粹就是美。她賦(fu)予(yu)他人一种精神的光照。”

——北京大学教授顾春芳

身居大漠(mo)，樊锦诗何以有这样的独到眼光和强大氣(qi)魄(po)？这也許(xu)与她的经历有关。

她生于北平（现北京），父(fu)親(qin)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工程师。她在上海(hai)愚(yu)園(yuan)路的公寓(yu)里成长，喜(xi)歡(huan)逛(guang)博物馆，最崇(chong)拜(bai)的人是居里夫(fu)人。

在北大，她浸(jin)潤(run)在濃(nong)郁(yu)的学术氛(fen)圍(wei)中，受(shou)教于一流学者。愛(ai)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qin)奮(fen)嚴(yan)謹(jin)、求实创新的学風(feng)深深感染(ran)着她。“我做事受到这个影響(xiang)，不是脑袋(dai)发熱(re)就做，要求实严谨、好好论證(zheng)。”

到了敦煌，一批批兼具情懷(huai)、担当与学识的前辈为她引路。常书鴻(hong)、段文傑(jie)、史葦(wei)湘(xiang)、歐(ou)陽(yang)琳(lin)、霍(huo)熙(xi)亮、孫(sun)儒(ru)僩(僩)、李(li)其瓊(qiong)……樊锦诗逐一羅(luo)列了20余位前辈的名字。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毕业于高等学府的他们，舍(she)棄(qi)大城(cheng)市的生活(huo)来到戈(ge)壁大漠，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没有老先生们的开创，没有他们的长期坚持，就没有敦煌文物事业的不断发展。苦都让老先生们吃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走了，我们不該(gai)忘记这些人。”樊锦诗说。

敦煌，也让她结交了一大批对文化遗产怀有赤(chi)誠(cheng)热爱的国内外友(you)人。2016年，在与敦煌研究院合作逾25年时，美国盖蒂(di)保护研究所在洛(luo)杉(shan)磯(ji)举办了一场敦煌特展，同期举办了超过300人的大会。“很多人都冲着樊锦诗来。她到场后，是持续、热烈的掌声，十分轟(hong)动。”荣新江回憶(yi)。

丈(zhang)夫彭(peng)金(jin)章给了樊锦诗倾力支持。两人是北大同学，毕业后樊锦诗远赴敦煌，彭金章则来到武(wu)漢(han)大学，参与创办了考古学专业。原定3年后樊锦诗回去，未曾想两人分隔(ge)两地达23年之久。期间，彭金章承担了育(yu)儿等大部分家庭(ting)责任。

1986年，彭金章调往敦煌，“按传统，女(nv)的跟(gen)男(nan)的走，但我選(xuan)擇(ze)跟她，又怕什么呢(ne)？”樊锦诗则说，像老彭这样的丈夫“打着燈(deng)籠(long)也难找”。

从武汉大学到敦煌研究院那年，彭金章49岁。对一个学者来说，那正是学术成果湧(yong)现的黄金期。彭金章放下了主业商(shang)周考古，从零开始了莫高窟北区考古，这成为樊锦诗一个很大的心结。直(zhi)到2000年后，3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等成果出来，樊锦诗心里的石头才算(suan)落了地，“没有让他在事业上留下空白”。

也许，正是这些，长久地滋(zi)养着樊锦诗。而樊锦诗其人其行，也不断地滋养着他人。

——她既节儉(jian)，又大方。

樊锦诗住的是莫高窟旁(pang)60平方米的房(fang)间，喝酸(suan)奶(nai)一定要用水涮(shuan)喝干凈(jing)，去酒(jiu)店(dian)会把已开封(feng)没用完的香(xiang)皂(zao)打包带走。

“她出差时不让人陪同，哪怕一人拿两大箱子书。她去北京就住在景山(shan)后街(jie)一个半(ban)地下室的賓(bin)馆，一天152元，喝水要自己拿热水壺(hu)接，电视也不知道是哪里淘(tao)来的。但房间很干净，也安静。每次吃飯(fan)也一定是樊院长買(mai)单，她要来发票(piao)，再当着大家的面撕(si)掉。”程亮说。

“樊院长至今睡的还是刚工作时单位分的木(mu)床(chuang)板。刚开始是单人床，后来拼成了双人床。家里都是书，几乎(hu)没有多余的家具。”敦煌研究院团委书记许强说。

20多年来，她每年都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juan)款(kuan)。2020年，她通(tong)过婦(fu)联匿(ni)名向武汉捐资8万元，为抗(kang)击疫(yi)情的女性医务工作者購(gou)买衛(wei)生用品(pin)。

2023年，她将获得的两笔獎(jiang)金“呂(lv)志和奖—世界文明(ming)奖”2000万港(gang)元、“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元，以及自己的一些积蓄，全部捐给了北京大学和敦煌研究院。

起初，樊锦诗计划捐款时，周围人让她征(zheng)求下家人意见，把奖金一分为三，北大、研究院、家人各一份。樊锦诗与家人商量后，决定不自留，将奖金分两份全部捐出。

——她既严厲(li)，又温情。

樊锦诗对待工作标准高、要求严，很多具体的小事都要亲自抓，写材料细盯(ding)字句(ju)，还会去窟区撿(jian)烟头、刷(shua)廁(ce)所。

起初，她严厉的作风让很多年轻人见她就紧张，还有人因挨(ai)罵(ma)流淚(lei)。但他们又说，樊院长对事不对人，对大家一视同仁(ren)。接觸(chu)多了，收获的全是进步与成长。

在生活上，樊锦诗很关心他人。誰(shui)家里有了困(kun)难，樊锦诗都会偷(tou)偷送(song)些钱，给予幫(bang)助(zhu)。暑(shu)期是莫高窟旅游的旺(wang)季(ji)。樊锦诗知道在酷(ku)暑下奔忙的講(jiang)解员很辛(xin)苦，拿出一两万元给他们买点好吃的。“很多事儿她都是悄(qiao)悄干的，不让大家知道。”许强说。

顾春芳说，在校(xiao)对《我心归处是敦煌》的过程中，樊锦诗几乎一个字一个字看，特别是对知识性的表(biao)述，要求做到“零问题”。两人一起出差去法国，得知她钱包被偷后，需要先行回国开会的樊锦诗很不放心，臨(lin)行前悄悄在她看的书里留下了一摞(luo)钱，“300欧元，她可能把身上的钱都给我了”。

——她既樸(pu)素(su)，又讲究。

她穿(chuan)衣簡(jian)朴，衣服一穿就是十几二十年，甚(shen)至结婚(hun)时的衣服都在。大多数时候(hou)都是黑白灰(hui)的中性服装，背的包全是会议发的布袋子。八十有余，她不请保姆(mu)，貼(tie)身的衣物都要自己手洗。

樊锦诗也爱美。买衣服很挑，彭金章的衣服也要她亲自选。“国家荣誉称号”頒(ban)授仪式那天，她精心挑选了一件暗(an)红色对襟(jin)盤(pan)扣(kou)的絲(si)絨(rong)外套(tao)。2000年前后的老照片里，在重要场合，她常穿一身很合体、面料很好的格(ge)子套裙，微笑(xiao)着。

今天的樊锦诗，无疑是人尽皆知的公眾(zhong)人物。但她始终觉得，自己只是莫高窟的陪伴者，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重视、时代的机遇(yu)、前人的努力、同志的支持。

60年来，她初心不悔(hui)，静静守望在莫高窟旁。而今，在距(ju)地球(qiu)4億(yi)多千米的地方，一顆(ke)以她名字命名的小行星(xing)“樊锦诗星”，也在浩瀚(han)天宇(yu)中静静运轉(zhuan)、静静閃(shan)光。（记者张玉(yu)潔(jie)）返(fan)回搜狐(hu)，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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