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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涵為(wei)中国首(shou)席(xi)經(jing)濟(ji)學(xue)家(jia)論(lun)壇(tan)理(li)事(shi)，興(xing)业證(zheng)券(quan)首席经济学家、经济與(yu)金(jin)融(rong)研(yan)究(jiu)院(yuan)副(fu)院長(chang)

摘(zhai)要(yao)

過(guo)去(qu)幾(ji)年(nian)，對(dui)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討(tao)论日(ri)漸(jian)頻(pin)繁(fan)。將(jiang)周(zhou)邊(bian)国家经济繁榮(rong)与“中国产业链外(wai)遷(qian)”聯(lian)系(xi)起(qi)來(lai)的觀(guan)點(dian)也(ye)甚(shen)囂(xiao)塵(chen)上(shang)。假(jia)設(she)我(wo)們(men)接(jie)受(shou)當(dang)前(qian)全球正(zheng)處(chu)於(yu)新(xin)壹(yi)輪(lun)产业链重构進(jin)程(cheng)，則(ze)本(ben)轮进程會(hui)有(you)哪(na)些(xie)特(te)点？什(shen)麽(me)樣(yang)的国家会在(zai)這(zhe)样的變(bian)革(ge)中受益(yi)？作(zuo)为在加(jia)入(ru)WTO後(hou)受益于全球化(hua)分(fen)工(gong)的中国来說(shuo)，我们是否(fou)需(xu)要“聞(wen)产业链重构而(er)变色(se)”？这是本文(wen)希(xi)望(wang)探(tan)讨的問(wen)題(ti)。

1.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邏(luo)輯(ji)与上一轮不(bu)同(tong)。

2.产业链重构模(mo)式(shi)将從(cong)“水(shui)平(ping)”轉(zhuan)向(xiang)“垂(chui)直(zhi)”。

3.不同经济體(ti)在新一轮产业链重构中的競(jing)爭(zheng)格(ge)局(ju)。

4.中国的優(you)勢(shi)。

正文

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逻辑与上一轮不同

冷(leng)戰(zhan)結(jie)束(shu)后的前三(san)十(shi)多(duo)年，全球化程度(du)大(da)幅(fu)提(ti)高(gao)，其(qi)核(he)心(xin)推(tui)動(dong)力(li)是市(shi)場(chang)主(zhu)体“效(xiao)率(lv)优先(xian)”的訴(su)求(qiu)--兩(liang)大陣(zhen)營(ying)間(jian)的经貿(mao)壁(bi)壘(lei)消(xiao)失(shi)后，企(qi)业通(tong)过生(sheng)产環(huan)節(jie)的跨(kua)国布(bu)局，充(chong)分挖(wa)掘(jue)各(ge)国的比(bi)較(jiao)优势，以(yi)達(da)到(dao)資(zi)本回(hui)報(bao)的最(zui)大化。在此(ci)过程中，国家间的分工越(yue)来越細(xi)，国家间的经贸關(guan)系也日益緊(jin)密(mi)。

然(ran)而，过去几年，全球接連(lian)经歷(li)了(le)美(mei)国对華(hua)贸易(yi)战、疫(yi)情(qing)爆(bao)發(fa)、俄(e)烏(wu)战争等(deng)“黑(hei)天(tian)鵝(e)”，越来越多的企业開(kai)始(shi)註(zhu)意(yi)到供(gong)應(ying)链以“效率优先”布局的脆(cui)弱(ruo)性(xing)。除(chu)此之(zhi)外，西(xi)方(fang)大国政(zheng)府(fu)对经济的幹(gan)預(yu)也越来越深(shen)，美国在2022年接连出(chu)臺(tai)《通脹(zhang)削(xue)減(jian)法(fa)案(an)》和(he)《芯(xin)片(pian)与科(ke)学法案》，試(shi)圖(tu)通过产业政策(ce)主導(dao)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构。而2022年拜(bai)登(deng)政府的《美国国家安(an)全战略(lve)报告(gao)》中，更(geng)是專(zhuan)門(men)強(qiang)調(tiao)“不能(neng)單(dan)靠(kao)市场力量(liang)，21世(shi)紀(ji)的全球经济中，国家产业战略投(tou)资是工业发展(zhan)与創(chuang)新的基(ji)礎(chu)”。綜(zong)合(he)各方面(mian)情況(kuang)来看(kan)，未(wei)来对于“抗(kang)風(feng)險(xian)能力”的考(kao)量，不可(ke)避(bi)免(mian)地(di)将在企业全球布局規(gui)劃(hua)中占(zhan)據(ju)更加重要的位(wei)置(zhi)，全球产业链的布局逻辑，也将不再(zai)是单純(chun)地追(zhui)求短(duan)期(qi)效益。

核心需要回答(da)的问题在于，本轮产业链重构有怎(zen)样的特点，从企业到国家，誰(shui)又(you)将成(cheng)为新一轮全球分工过程中的“贏(ying)家”和“輸(shu)家”？

markets alone cannot respond to the rapid pac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global supply disruptions... Strategic public investment is the backbone of a strong industrial and innovation base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economy.

不能单靠市场力量， 21 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国家产业战略投资是工业发展与创新的基础

——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 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White House ， 2022.10.12

产业链重构模式将从“水平”转向“垂直”

企业的生产組(zu)織(zhi)形(xing)式有两種(zhong)方式--“垂直一体化”和“水平分工”，前者(zhe)指(zhi)在企业內(nei)部(bu)完(wan)成一整(zheng)條(tiao)产业链的生产；后者则是在企业间通过市场交(jiao)易分別(bie)負(fu)責(ze)某(mou)個(ge)或(huo)几个生产环节，最終(zhong)通过合作完成对最终产品(pin)的生产。从全球视野(ye)来看，如(ru)果(guo)将每(mei)个国家看成单獨(du)的一个个企业，则“垂直一体化”意味(wei)著(zhe)在某个国家内部完成全产业链的生产，而90年代(dai)以来的全球化分工则更接近(jin)于“水平分工”--每个国家都(dou)负责生产链条上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企业而言(yan)，在某一時(shi)间点選(xuan)擇(ze)垂直一体化，还是水平分工，与这两种模式哪一种更为经济或有效相(xiang)关。換(huan)言之，如果市场机制(zhi)更为有效，水平分工会逐(zhu)步(bu)成为主导，如果市场机制失靈(ling)，垂直一体化会逐步占优。而在不同的时期，企业的最优生产组织形式必(bi)然也是跟(gen)隨(sui)外部大环境(jing)的变化而变化的 。从历史(shi)的视角来看，Desai和Mukherji（2001）曾(zeng)總(zong)结过全球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变迁以及(ji)背(bei)后的原(yuan)因(yin)。

在十七(qi)世纪至(zhi)十八(ba)世纪晚(wan)期， 西方国家的垂直一体化模式趨(qu)于盛(sheng)行(xing)，而这背后很(hen)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原材(cai)料(liao)市场的極(ji)大不確(que)定(ding)性，下(xia)遊(you)企业为了降(jiang)低(di)这种不确定性或者平抑(yi)原材料成本的波(bo)动，而选择了垂直一体化的模式。在二(er)战之后至冷战结束前，日本、德(de)国的经济增(zeng)长世界(jie)矚(zhu)目(mu)，当然这背后的原因眾(zhong)多，而其中之一即(ji)当时的全球前沿(yan)領(ling)域(yu)为重化工业（鋼(gang)鐵(tie)、机電(dian)、造(zao)船(chuan)、石(shi)油(you)化学等），这些领域都利(li)于大型(xing)企业利用(yong)垂直一体化的管(guan)理方法提高生产效率，而非(fei)以通过市场合作为主。当时日本、德国、甚至早(zao)期的蘇(su)联都有類(lei)似(si)的生产组织形式（日本通过学習(xi)福(fu)特生产方式而后发揚(yang)光(guang)大为豐(feng)田(tian)生产方式在全球风靡(mi)）。当时的这种全球环境，使(shi)得(de)日本、德国这种有能力在国家内部组织起整条产业链的经济体實(shi)現(xian)了跨越式的增长。

80年代中期之后，全球进入“大緩(huan)和”时期。此后苏联解(jie)体，冷战形势缓和，大量的軍(jun)事技(ji)術(shu)转为民(min)用，同时前华約(yue)国家的市场向西方敞(chang)开大门，各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市场壁垒下降。壁垒的下降也意味着外部交易的成本下降，通过市场交易采(cai)購(gou)的经济性开始顯(xian)现出来，全球生产的形式逐步趋向于水平分工。这一时期，此前可能無(wu)法通过组建(jian)大型产业链的一些小(xiao)型经济体，只(zhi)要聚(ju)焦(jiao)于产业链中的某一个环节深耕(geng)，即能獲(huo)得快(kuai)速(su)增长，如聚焦于芯片发展的中国台灣(wan)地區(qu)、通过承(cheng)接美歐(ou)服(fu)務(wu)外包(bao)发展起来的愛(ai)爾(er)蘭(lan)等。

回到本文一开始的观点，过去几年全球经贸体系的不确定因素(su)增多，无论是企业和经济体都可能会更加注重供应链的安全性。这或将意味着自(zi)90年代以来全球基于“效率”的水平分工模式将发生改(gai)变，“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模式将（部分）回歸(gui)。

不同经济体在新一轮产业链重构中的竞争格局

如果上述(shu)的全球产业链由(you)“水平分工”转向“垂直一体化”将成为一种趋势，那(na)么哪种类型的经济体会在这种趋势中占优呢(ne)？

首先，最直接的影(ying)響(xiang)是大国相对于小国来说会更加占优。无论是考慮(lv)资源(yuan)的可获得性、市场的空(kong)间性，还是现有产业的基础，大型经济体都会相比小型经济体更有可能构建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对小经济体而言，此前通过聚焦产业链部分环节“分一杯(bei)羹(geng)”的好(hao)日子(zi)将不復(fu)存(cun)在，因此小经济体的发展前景(jing)，取(qu)決(jue)于其能否更加融入大国经济圈(quan)的内核，与大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綁(bang)定。

其次(ci)，政府调动资源能力强的经济体会更具(ju)优势。即使对大型经济体来说，基于追求“抗风险能力”的产业链垂直一体化整合，也不意味着整合后的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是效率最大化的--其中必然会面臨(lin)一些战略性产业环节为其他(ta)国家产业“做(zuo)嫁(jia)衣(yi)”的情况。普(pu)通商(shang)业资本具有追逐短期利益的特点，意味着其在这些环节上難(nan)有大的作为，因此政府能否有效引(yin)导社(she)会资源向这些关鍵(jian)节点流(liu)动将是关键。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不能单靠市场力量，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国家产业战略投资是工业发展与创新的基础”，相信(xin)也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回顧(gu)历史，我们经常(chang)会看到在某些时期，政府调动资源糾(jiu)偏(pian)市场配(pei)置资源的一些案例(li)。比如日本在二战剛(gang)结束时的优势产业是輕(qing)工业，紡(fang)织业是当时日本制造业的中流砥(di)柱(zhu)，佳(jia)麗(li)寶(bao)公(gong)司(si)是当时的明(ming)星(xing)企业，而当时索(suo)尼(ni)、本田甚至还未成立(li)（两者分别成立于1946年、1948年）。如果按(an)照(zhao)市场经济，日本自然会选择繼(ji)續(xu)发展比较优势更大的轻工业。但(dan)从当时全球发展的趋势来看，日本政府采取“傾(qing)斜(xie)式的生产方式”将紧缺(que)资源重点划分給(gei)以煤(mei)炭(tan)、钢铁等为中心的重工业部门，从事后来看显然是一种更加正确的道(dao)路(lu)选择。盡(jin)管日本这种政府介(jie)入经济的模式也在90年代遇(yu)到了挑(tiao)战，但不可否認(ren)二战后直至70年代这种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模式奠(dian)定了战后日本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

中国的优势

从上述两个角度去考虑，我们似乎(hu)可以对中国更加樂(le)观一些。

首先，中国是全世界唯(wei)一擁(yong)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在改革开放(fang)和加入WTO后得到长足(zu)的发展。根(gen)据ADB 发布的2021年的全球投入产出表(biao)數(shu)据显示(shi)，在16个第(di)一、第二产业的行业门类中，中国15个行业排(pai)名(ming)第一，1个行业排第二；美国紧随其后，在1个行业中排名第一，12个行业排第二。

其次，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在政府调动资源“辦(ban)大事”方面更有经驗(yan)。以美国为例，其经济中絕(jue)大部分产业由私(si)人(ren)控(kong)制，其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是间接的。尤(you)其是在一些本身(shen)投入大、直接效应不高但具有很强外部性的领域--如基础设施(shi)等，政府常常要花(hua)大力氣(qi)才(cai)能引导私人部门參(can)与进来。与之相比，作为社会主義(yi)国家，中国更加擅(shan)长運(yun)用“舉(ju)国体制”克(ke)服一些战略性的节点。如果考虑到当前美国債(zhai)务率已(yi)超(chao)二战高点的大背景，则产业链垂直一体化重构过程中“得加錢(qian)”的客(ke)观要求，也意味着美国将面临比中国更大的財(cai)政挑战。

最后，中美两个大国产业链“本土(tu)化”所(suo)面临的国際(ji)阻(zu)力也不尽相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产业链中需要填(tian)補(bu)的空缺主要集(ji)中在高技术领域，这部分行业一般(ban)屬(shu)于高附(fu)加值(zhi)行业--即同样的GDP所影响的就(jiu)业数量更少(shao)。而对于美国而言，当前本土主要是高附加值的产业，如果其要推动产业链在本土“垂直一体化”，则意味着其需要向国内补齊(qi)低附加值行业。引入这些低勞(lao)动生产率、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僅(jin)对美国人的人均(jun)福利沒(mei)有太(tai)大幫(bang)助(zhu)，同样经济规模向美国的内迁也会造成更多其他国家的失业问题--从而导致(zhi)更大的国际阻力。2022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引起欧洲(zhou)的强烈(lie)反(fan)彈(dan)即是一个例证。

总结一下， 如果我们接受过去几年全球“黑天鹅频飛(fei)”将导致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話(hua)，则对“安全性”的诉求将导致本轮产业链的重构更多体现出“垂直一体化”的特征(zheng)。对中国这样一个政府具有很强资源调配能力的大国来说，我们完全没必要“闻产业链重构而变色”，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应对得当，则中国並(bing)不一定会在这样的竞争中落(luo)入下风。

当然，本文对很多问题的探讨仅仅是基于一些靜(jing)態(tai)的假设，而无论是宏(hong)观经济还是国际地緣(yuan)政治(zhi)的博(bo)弈(yi)，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像(xiang)圍(wei)棋(qi)中的定式，一般都是雙(shuang)方都可接受的着法，某个选择是明显的“損(sun)己(ji)利人”的损招(zhao)，则对手(shou)也大概(gai)率不会沿着这个方向“一条道跑(pao)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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