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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管”来了？

仿(fang)佛(fo)壹(yi)夜(ye)之(zhi)間(jian)，“农管来了”的(de)傳(chuan)言(yan)引(yin)發(fa)廣(guang)泛(fan)關(guan)註(zhu)。传言中(zhong)，“农管”禁(jin)止(zhi)农民(min)在(zai)房(fang)前(qian)屋(wu)後(hou)種(zhong)瓜(gua)种菜(cai)，要(yao)求(qiu)农民持(chi)證(zheng)种地(di)，還(hai)會(hui)在农村(cun)收(shou)繳(jiao)“物(wu)業(ye)費(fei)”和(he)“人(ren)頭(tou)费”。

5月(yue)11日(ri)，中國(guo)互(hu)聯(lian)網(wang)联合(he)辟(pi)謠(yao)平(ping)臺(tai)對(dui)4月的网絡(luo)谣言進(jin)行(xing)了梳(shu)理(li)和辟谣，其(qi)中就(jiu)有(you)关於(yu)“农管”的传言——4月以(yi)来，有不(bu)法(fa)分(fen)子(zi)杜(du)撰(zhuan)“‘农管’来了，农民要‘持证下(xia)田(tian)’”虛(xu)假(jia)信(xin)息(xi)，歪(wai)曲(qu)农业綜(zong)合行政(zheng)執(zhi)法隊(dui)伍(wu)打(da)擊(ji)侵(qin)农害(hai)农違(wei)法行為(wei)的職(zhi)責(ze)，混(hun)淆(xiao)視(shi)聽(ting)，意(yi)圖(tu)騙(pian)取(qu)所(suo)謂(wei)“從(cong)业許(xu)可(ke)证”的培(pei)訓(xun)费。

“农管”不是(shi)正(zheng)式(shi)名(ming)稱(cheng)，指(zhi)的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早(zao)在1990年(nian)代(dai)，农业执法就是农业行政部(bu)門(men)的重(zhong)要工(gong)作(zuo)內(nei)容(rong)。2018年新(xin)一輪(lun)国務(wu)院(yuan)機(ji)構(gou)改(gai)革(ge)之后，农业农村部职责調(tiao)整(zheng)，农业执法以“大(da)农业”为基(ji)本(ben)方(fang)向(xiang)，各(ge)地開(kai)展(zhan)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改革工作，部分省(sheng)市(shi)率(lv)先(xian)組(zu)建(jian)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截(jie)至(zhi)2022年底(di)，市縣(xian)兩(liang)級(ji)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已(yi)按(an)要求组建完(wan)成(cheng)，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基本到(dao)位(wei)。

孫(sun)明(ming)揚(yang)是中南(nan)財(cai)經(jing)政法大學(xue)馬(ma)克(ke)思(si)主(zhu)義(yi)学院講(jiang)師(shi)、基層(ceng)法治(zhi)研(yan)究(jiu)所研究員(yuan)，2019年到2021年，她(ta)曾(zeng)在湖(hu)北(bei)省2個(ge)市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單(dan)位集(ji)中调研了約(yue)45天(tian)，另(ling)对4省19个县（市）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情(qing)況(kuang)调研了约25天。2021年底，她完成了自(zi)己(ji)的博(bo)士(shi)学位論(lun)文(wen)《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體(ti)制(zhi)改革的實(shi)踐(jian)與(yu)内在邏(luo)輯(ji)》。

在孙明扬看(kan)来，网络上(shang)突(tu)然(ran)出(chu)現(xian)的針(zhen)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传言，很(hen)多(duo)是源(yuan)于对农业执法的誤(wu)解(jie)。然而(er)，部分农民对“农管”顯(xian)露(lu)出的憂(you)慮(lv)也(ye)須(xu)引起(qi)重视。

全(quan)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已推(tui)行數(shu)年，多名長(chang)期(qi)在一線(xian)工作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和农业領(ling)域(yu)專(zhuan)家(jia)对《中国新聞(wen)周(zhou)刊(kan)》表(biao)示(shi)，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有明显成效(xiao)，同(tong)時(shi)也存(cun)在著(zhe)問(wen)題(ti)，仍(reng)需(xu)进一步(bu)規(gui)範(fan)化(hua)。

3月21日，河(he)北張(zhang)家口(kou)市宣(xuan)化區(qu)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在春(chun)光(guang)鄉(xiang)一家农机市場(chang)进行檢(jian)查(zha)。图/中新

法無(wu)授(shou)權(quan)不可为

事(shi)实上，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有着明確(que)的执法邊(bian)界(jie)。

农业农村部印(yin)发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項(xiang)指導(dao)目(mu)錄(lu)（2020年版(ban)）》（以下簡(jian)称《指导目录》）梳理规范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事项名称、职权類(lei)型(xing)、事实依(yi)據(ju)和实施(shi)主体。根(gen)据《指导目录》，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有251项，其中行政處(chu)罰(fa)230项，行政強(qiang)制21项。农业农村部法规司(si)有关負(fu)责人在今(jin)年4月召(zhao)开的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neng)力(li)建設(she)推进工作视頻(pin)会上表示，各地結(jie)合实際(ji)制定(ding)了相(xiang)應(ying)的目录，对执法事项实行清(qing)单管理，要求“法无授权不可为”。

孙明扬告(gao)訴(su)《中国新闻周刊》，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执法内容主要包(bao)括(kuo)五(wu)大类。第(di)一类是农业生(sheng)產(chan)投(tou)入(ru)品(pin)監(jian)管，管理种子、农藥(yao)、化肥(fei)、獸(shou)药、兽飼(si)料(liao)等(deng)农資(zi)的質(zhi)量(liang)，主要是打击假冒(mao)偽(wei)劣(lie)投入品，保(bao)障(zhang)农业生产者(zhe)的利(li)益(yi)；第二(er)类是农产品质量监管，监督(du)农业生产過(guo)程(cheng)中是否(fou)添(tian)加(jia)有毒(du)有害防(fang)腐(fu)劑(ji)、保鮮(xian)剂、激(ji)素(su)药物等，确保不出现农产品质量安(an)全事故(gu)；第三(san)类是畜(chu)牧(mu)业屠(tu)宰(zai)、调運(yun)等環(huan)節(jie)监管；第四(si)类是漁(yu)业生態(tai)监管，包括在禁渔期间禁止捕(bu)撈(lao)、電(dian)魚(yu)等；第五类包括宅(zhai)基地违法查处、农业机械(xie)监管等。

实际执法过程中，各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工作内容存在不同的重點(dian)。

湖北省荊(jing)州(zhou)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zhi)队于2019年组建完成，支队负责人余(yu)程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幾(ji)类工作内容中，农业生产投入品监管是該(gai)支队日常(chang)工作中占(zhan)比(bi)最(zui)大的，支队会以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农机等六(liu)类农资产品为重点，有計(ji)劃(hua)地组織(zhi)开展专项治理活(huo)動(dong)。近(jin)三年，荆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监督抽(chou)检农资产品1041批(pi)次(ci)，依法查处各类违法生产经營(ying)农资案(an)件(jian)127起。

鄭(zheng)可平在山(shan)東(dong)省某(mou)县区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了7年，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执法队伍的工作重点是农药、肥料、饲料等农资产品的质量监管和动植(zhi)物检疫(yi)，每(mei)年辦(ban)结各类案件约两三百(bai)件。

郑可平說(shuo)，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中，案件从立(li)案到结案会经过多道(dao)程序(xu)。“接(jie)到案件线索(suo)之后，执法人员要先到现场去(qu)核(he)实，達(da)到立案標(biao)準(zhun)后才(cai)能立案。立案之后，再(zai)开展案件调查，包括现场调查和詢(xun)问调查等，然后执法人员会出具(ju)案件处理意見(jian)書(shu)，经局(ju)领导研究同意后，才能出一个最初(chu)的处罚決(jue)定，发給(gei)當(dang)事人。当事人不提(ti)出異(yi)議(yi)，才会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郑可平说，在很多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会要求当事人先整改，限(xian)期内未(wei)整改再进入执法流(liu)程进行处罚。

此(ci)外(wai)，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受(shou)理处置(zhi)农民群(qun)眾(zhong)各类农资信訪(fang)投诉，开展田间现场调查，组织行政调解。孙明扬在荆州调研时发现，行政调解在执法人员的工作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孙明扬回(hui)憶(yi)说，一次，有农戶(hu)向荆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投诉，称自己种植的包菜不“包”了，懷(huai)疑(yi)買(mai)到了假种子。接到线索后，她跟(gen)着执法人员一起去了菜地检查包菜。执法人员调查后发现，包菜种子並(bing)不是假冒伪劣的，但(dan)賣(mai)种子的经銷(xiao)户沒(mei)有向农民讲清楚(chu)种植技(ji)術(shu)。经过执法人员的行政调解，农户与经销户在協(xie)商(shang)后达成了統(tong)一的賠(pei)償(chang)意见，未走(zou)入处罚程序。

余程表示，近三年，荆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处置了各类农资信访投诉498起，为农民挽(wan)回经濟(ji)損(sun)失(shi)1000余萬(wan)元(yuan)。

“农管”为何(he)成为焦(jiao)点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和农民不是对立的，实际上，执法机构是在維(wei)護(hu)普(pu)通(tong)农户的合法利益。”孙明扬说。

然而，本应维护农民利益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卻(que)引发了一些(xie)质疑。

《中国新闻周刊》記(ji)者梳理各平台用(yong)户针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評(ping)论后发现，不滿(man)的聲(sheng)音(yin)集中于認(ren)为《指导目录》中执法事项和行政处罚事项太(tai)多，并认为其中一些具体事项不合理。

最突出的一大爭(zheng)议，在于农民是否持证才能駕(jia)駛(shi)拖(tuo)拉(la)机和联合收割(ge)机。根据《指导目录》第二十(shi)七(qi)项，对未取得(de)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cao)作证件而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给予(yu)行政处罚，并处罚款(kuan)。有农民表示，自己已经开了多年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一直(zhi)没有持证，从未发生意外，不能理解该执法事项。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名譽(yu)所长、教(jiao)授朱(zhu)啟(qi)臻(zhen)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农民无证操作农机导致(zhi)受傷(shang)甚(shen)至死(si)亡(wang)的事故其实经常出现，因(yin)此执法机构要求农民持证才能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是有道理的。

但是，朱启臻也认为，农业农村部门还应该有一项服(fu)务与该执法事项相匹(pi)配(pei)——农民经过驾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測(ce)試(shi)合格(ge)的，应免(mian)费发证。“执法机构的执法事项都(dou)是有法律(lv)依据的，管的问题也都是应该管的。但是管的时候(hou)应该提供(gong)服务，不能在农民最忙(mang)的时候，因为没证不讓(rang)农民开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要把(ba)服务放(fang)在第一位，而不是动不动就罚款。”

在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xin)研究员张照(zhao)新看来，一些地方要求农民尤(you)其是高(gao)齡(ling)农民持证才能操作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并且(qie)一步到位去执行，其实不符(fu)合实际，“应该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用政策(ce)去引导农民，而不是一刀(dao)切(qie)直接禁止农民去做(zuo)”。

张照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过去很长一段(duan)时间，农业领域执法力量較(jiao)弱(ruo)，技术上“法不责众”，农村有些不合法的行为长期存在。如(ru)今隨(sui)着农业执法力度(du)加强，矛(mao)盾(dun)就出现了。“比如农村的违建，从法律的角(jiao)度应该执法，但是很多农民可能为此投入了全部的家当，执法可能会帶(dai)来不小(xiao)的沖(chong)突。”

针对這(zhe)类情况，张照新认为，执法机构不应“一刀切”，可以给农民一个期限，以及(ji)给农民一个補(bu)偿或(huo)替(ti)代的方案，而不是简单粗(cu)暴(bao)地执法。

粗暴执法在各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工作中确实偶(ou)有发生。

北京(jing)农学院文发学院教授童(tong)光法从2022年8月份(fen)以来实地考(kao)察(cha)和持續(xu)监测了5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情况，他(ta)针对执法相对人开展了问卷(juan)调查，在回收的205份有效问卷中，有10份反(fan)映(ying)出执法人员的执法态度一般(ban)，比较强硬(ying)。童光法指出，部分执法队伍确实存在自由(you)裁(cai)量权和执法不太规范的情况，極(ji)少(shao)数执法人员存在执法态度强硬或冷(leng)淡(dan)等问题。

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行政执法的监督十分重要。

据孙明扬所知(zhi)，各地农业农村局的法规科(ke)会对每一个案件进行法制審(shen)核，“这是行政主体内部的监督”。童光法在《Z省5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实证》一文中指出，他考察的3家单位能夠(gou)嚴(yan)格落(luo)实重大违法案件部门负责人集体研究决定討(tao)论制，还有一地农业农村局外聘(pin)法学教授、专业律师等作为法律顧(gu)问，进行具有獨(du)立判(pan)斷(duan)的审核监督。童光法认为，此经驗(yan)可以为其他市县农业农村局借(jie)鑒(jian)。

除(chu)了内部监督，孙明扬表示，各个县市的紀(ji)检监察部门和司法局也会定期开展案件评查工作，根据案卷判断执法机构在执法行证据是否充(chong)分、程序是否合规、处罚是否適(shi)当。她还表示，人民群众如果(guo)对执法工作不满，可以提出异议，或者向相关部门舉(ju)報(bao)。

值(zhi)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网络上针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发表的不满其实找(zhao)錯(cuo)了对象(xiang)。

在一张广为流传的网络截图中，“农管”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9项，分別(bie)是严禁土(tu)葬(zang)、房屋门口不能种植瓜果蔬(shu)菜、自己种的樹(shu)不能砍(kan)伐(fa)、家禽(qin)不能私(si)卖、不能燒(shao)柴(chai)、严禁焚(fen)烧稭(jie)稈(gan)、春节严禁煙(yan)花(hua)爆(bao)竹(zhu)、严禁焚烧生活垃(la)圾(ji)、严禁土地种植农作物以外的植物。

农业农村部法规司有关负责人在4月召开的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建设推进工作视频会上表示，网上有帖(tie)子提到的“禁止房前屋后种瓜种菜”等，并不屬(shu)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范圍(wei)。

在朱启臻看来，过去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有很多幹(gan)擾(rao)，让农民反感(gan)，“这些事情农民不知道是誰(shui)干的，往(wang)往都是穿(chuan)制服的”，农民就把一些其他部门“一刀切”的执法都误认为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做的。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组建的初衷(zhong)是好(hao)的，但关鍵(jian)在执行。”朱启臻指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在执法中一定要保持独立性(xing)，而不是任(ren)个别领导干部随意抽调、做执法边界以外的事，这樣(yang)就可能變(bian)成干扰农民生活的一支力量。

张照新认为，可以从国家层面(mian)出台一个农村综合执法的负面清单，不僅(jin)要规定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执法事项，也要规定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不能參(can)与什(shen)麽(me)事，“不能越(yue)界”。

以综合为改革方向

盡(jin)管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最近才引起熱(re)议，但农业执法并不是近期才出现。农业领域的执法改革，則(ze)已经持续了多年。

1993年，《中華(hua)人民共(gong)和国农业法》明确指出了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执法监督的职责。孙明扬说，早期的基层农业执法主要围繞(rao)种植业展开，农业执法工作也从那(na)时开始(shi)逐(zhu)漸(jian)成为农业行政部门重要的工作内容。这一階(jie)段，农业行政执法主要以分散(san)賦(fu)权的方式完成执法权责和机构的配置。

在孙明扬看来，之后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相对集中处罚”为基礎(chu)的农业小综合执法阶段。上世(shi)纪末(mo)，我(wo)国开始在城(cheng)市管理领域探(tan)索“相对集中行使(shi)处罚权”改革。2002年10月，国务院办公(gong)廳(ting)轉(zhuan)发《中央(yang)編(bian)办关于清理整頓(dun)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组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在农业管理等多个领域展开清理整顿行政执法队伍工作，在具備(bei)條(tiao)件的省、市、县进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

2014年，郑可平所在的县区级农业农村局（原(yuan)农业局）就是在“小综合”阶段组建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郑可平回忆，当时，县区的农业执法保留(liu)了多支执法队伍，有些地方將(jiang)农业、农机和畜牧3项职能合并，有的地方将林(lin)业、糧(liang)食(shi)、渔业等8项职能合并。

孙明扬總(zong)结，在“小综合”阶段，农业部门的执法权仍比较分散，并且执法职能没有从其他职能中剝(bo)離(li)，很多人员可能既(ji)要从事执法工作，又(you)要从事检疫工作，还要从事技术服务工作。

第二个阶段则是农业大综合执法阶段。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shen)化黨(dang)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指出全国要组建多个新的综合执法队伍，其中包括包括市场监管、生态环境(jing)保护、文化市场、交(jiao)通运輸(shu)和农业。在此背(bei)景(jing)下，农业领域开始了“大综合”的执法改革，将原分散在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内设机构和所属单位的行政执法职能整合起来，组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以农业农村部门的名义统一执法。

从2018年到2022年，农业农村部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作为一项重点工作，通过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創(chuang)建活动、要求各地出台“三定”方案（定职能、定编制、定机构）等方式，推进“大综合”的执法改革。

孙明扬说，“大综合”改革强化了对农业执法机构的橫(heng)向整合，过去农业、农机、畜牧、渔业、粮食等执法队伍都统和在一起，成为一支执法队伍，即(ji)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另外，“大综合”改革也縱(zong)向要求执法权下沈(chen)，下移(yi)执法重心，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原则上不设独立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尽量減(jian)少执法层级，尤其是设区的市，在市和区中只(zhi)保留一级执法队伍。此外，尽量采(cai)取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与执法队伍“局队合一”的体制，促(cu)进执法工作在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性。

“这一轮综合执法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农业执法队伍专司执法。”孙明扬指出，改革后，执法人员有了统一的服裝(zhuang)、装备，要持执法证才能执法，要求严格执行“三项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制定了农业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定、工作章(zhang)程、操作手(shou)冊(ce)等，执法的规范化程度相对提升(sheng)。

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之前，农业领域的行政执法存在着諸(zhu)多问题。

孙明扬指出，由于长期分散赋权的执法权配置格局，农业领域存在不同条线多头执法的现象，可能种植执法是一条线，畜牧执法是一条线，渔业执法又是一条线，大家各管各的事。另外，在市、区两级，可能还存在重復(fu)执法，日常监管时，市级执法机构和区级执法机构都要去。

此外，张照新指出，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组建之前，执法力量分散，执法人员平时还负责其他业务，身(shen)份比较模(mo)糊(hu)，执法的主动性比较弱，专业性也不强，导致管理難(nan)度大。张照新认为，改革之后，农业权责界限不清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执法队伍的专业性变得更(geng)强了。

“‘综合’是我国执法领域改革的重要方向和基调，农业领域的综合执法改革也是客(ke)觀(guan)现实的需要。很多农业执法过去面臨(lin)的问题，要通过综合执法改革的方式才能解决。”孙明扬说。

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

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组建完畢(bi)后，农业领域的执法力度有明显提升。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20~2022年，全国各级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累(lei)计查办各类违法案件30.47万件，调处糾(jiu)紛(fen)1.89万件，挽回经济损失14.96億(yi)元。

不过，在那些工作于一线的执法人员看来，农业综合执法仍面临很多困(kun)难。首(shou)先，农业综合执法机构职能众多，执法人员部分职责难以履(lv)行到位。

余程说，农业综合执法机构依法履职涉(she)及的法律有近20部、行政法规30余部、地方法规和政府(fu)部门规章170余部，行政处罚事项多达200余项，造(zao)成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任务繁(fan)重。荆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核定事业编制78名，实际在职人员55名，“我們(men)明显感覺(jiao)到人员力量不足(zu)”。

余程表示，在荆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长江(jiang)禁渔、农村宅基地执法、耕(geng)地巡(xun)查保护等职责的履行较为困难，因没有将责任壓(ya)实到乡鎮(zhen)、村，仅依靠(kao)农业执法人员日夜巡查，容易(yi)出现监管真(zhen)空(kong)和空白(bai)。

其次，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的人员素质和执法能力有待(dai)进一步提高。

郑可平曾在2020年发表一篇(pian)论文，讨论基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她表示，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存在执法人员素质低(di)的问题。“因为各地在合并执法职能的时候，基本将原有执法编制内的人员直接合并，没有将执法人员具体情况考虑在内，具有相关专业知識(shi)和能力的人员很少。”郑可平说。

“执法人员过去都是分散在不同机构，可能有些人员以前只负责种植业的执法，对畜牧、渔政等领域完全不熟(shu)悉(xi)。现在在综合执法机构，执法人员就需要从头学起。”余程指出，很多执法人员目前掌(zhang)握(wo)的原行业专业执法知识，还遠(yuan)远达不到综合执法的要求，补齊(qi)农业综合执法知识“短(duan)板(ban)”任重道远。

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执法人员的“老(lao)龄化”使得补齐“短板”的工作难度更高。在荆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职人员平均(jun)年龄52歲(sui)。

再次，《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梳理多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人员发表的论文后发现，大多数执法人员都提到执法保障不足的问题。余程表示，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基本上只保障了执法人员工资和少量工作经费，执法装备、执法車(che)輛(liang)、执法船(chuan)艇(ting)数量不足，现代化、信息化设备缺(que)失，影(ying)響(xiang)了执法效率。

随着社(she)会发展，农业领域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违法行为，例(li)如通过电商平台、网络直播(bo)等渠(qu)道销售(shou)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孙明扬认为，这要求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突破(po)传统的案件办理方式，增(zeng)强区域间的合作和协调能力、增强溯(su)源能力。

另外，孙明扬提到，农业综合执法改革后，执法机构的工作重点也有一些变化。例如对宅基地违法行为的查处，就是以前没有涉及的工作内容，而在长江流域沿(yan)线的省、市，禁止捕捞、电鱼和监管水(shui)域生态环境等工作都变得更加重要，“这要求执法机构也与时俱(ju)进地配置执法资源、执法力量，增强对新增执法事务的适应能力”。

为真正落实“综合执法”的要求，孙明扬指出，还需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理順(shun)组织架(jia)构，保障执法机构的有序运行，并且建立常态化的专业培训机制，突破执法人员的“专业壁(bi)壘(lei)”，提升执法人员“综合执法”的能力。此外，执法机构还应严格遵(zun)照法定程序办案，形(xing)成有效的案件办理机制，加强对案卷质量的内部管理，建立与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的常态化合作，以提升疑难案件、行刑(xing)銜(xian)接案件的规范化程度。

（文中郑可平为化名）

发于2023.5.29总第1093期《中国新闻周刊》雜(za)誌(zhi)

杂志标题：“农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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