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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三(san)星(xing)堆(dui)的(de)“外(wai)星文(wen)物(wu)”之(zhi)謎(mi)：神(shen)秘(mi)巴(ba)蜀(shu)王(wang)國(guo)緣(yuan)何(he)消(xiao)失(shi)

三星堆的“外星文物”之谜：神秘巴蜀王国缘何消失

成(cheng)都(dou)平(ping)原(yuan)的西(xi)南(nan)部(bu)有(you)壹(yi)座(zuo)面(mian)積(ji)不(bu)大(da)的縣(xian)城(cheng)，名(ming)曰(yue)青(qing)神。城區(qu)西北(bei)車(che)水(shui)馬(ma)龍(long)的公(gong)路(lu)旁(pang)，如(ru)今(jin)是(shi)一片(pian)開(kai)闊(kuo)的廣(guang)場(chang)，白(bai)天(tian)時(shi)鬧(nao)中(zhong)取(qu)靜(jing)，等(deng)到(dao)華(hua)燈(deng)初(chu)上(shang)，广场舞(wu)的人(ren)群(qun)列(lie)陣(zhen)蹁(pian)躚(xian)，又(you)成了(le)一方(fang)樂(le)舞的海(hai)洋(yang)。

就(jiu)在(zai)六(liu)十(shi)幾(ji)年(nian)前(qian)，這(zhe)裏(li)還(hai)只(zhi)是城外的一處(chu)郊(jiao)野(ye)。最(zui)醒(xing)目(mu)的建(jian)築(zhu)是一座土(tu)主(zhu)祠(ci)，“青邑(yi)桑(sang)柘(zhe)茂(mao)於(yu)他(ta)处”，初建于五(wu)代(dai)後(hou)蜀时期(qi)，里面供(gong)奉(feng)著(zhu)(zhe)一尊(zun)神像(xiang)，每(mei)年正(zheng)月(yue)二(er)十一，人們(men)會(hui)身(shen)着青衣(yi)前來(lai)敬(jing)香(xiang)祭(ji)祀(si)。这是傳(chuan)襲(xi)了千(qian)年的風(feng)俗(su)，光(guang)緒(xu)三年重(zhong)修(xiu)的《青神县誌(zhi)》第(di)十八(ba)卷(juan)便(bian)記(ji)有：“二十一日(ri)，青衣土主会。老(lao)幼(you)婦(fu)女(nv)，以(yi)帚(zhou)拂(fu)神塵(chen)，以為(wei)飼(si)蠶(can)之兆(zhao)。”

在另(ling)一卷中，祠廟(miao)的来由(you)也(ye)有着明(ming)確(que)的记載(zai)：“蚕叢(cong)初为蜀侯(hou)，后稱(cheng)蜀王，常(chang)服(fu)青衣，教(jiao)民(min)蚕事(shi)。民感(gan)德(de)，立(li)祠祀之，俗呼(hu)青衣神，敕(chi)封(feng)土主。饲蚕之家(jia)，無(wu)不敬之。”而(er)據(ju)北宋(song)《輿(yu)地(di)广记》“昔(xi)蚕丛氏(shi)衣青衣，以勸(quan)農(nong)桑，县蓋(gai)取此(ci)为名”之說(shuo)，青神之前更(geng)早(zao)的县名同(tong)樣(yang)缘自(zi)这段(duan)久(jiu)遠(yuan)的传说。

其(qi)實(shi)这是歷(li)史(shi)的一次(ci)誤(wu)讀(du)。事实上在蚕丛的时代，興(xing)起(qi)于岷(min)山(shan)的蜀人尚(shang)未(wei)將(jiang)腳(jiao)步(bu)拓(tuo)展(zhan)至(zhi)这片疆(jiang)土。但(dan)由此确实可(ke)窺(kui)一斑(ban)的是，對(dui)于之后世(shi)世代代的蜀人而言(yan)，这位(wei)偉(wei)大的先(xian)祖(zu)始(shi)終(zhong)如同基(ji)因(yin)和(he)信(xin)仰(yang)一般(ban)。最为知(zhi)名的吟(yin)詠(yong)来自盛(sheng)唐(tang)时代的蜀人李(li)白，在那(na)首(shou)放(fang)肆(si)崛(jue)奇(qi)的《蜀道(dao)難(nan)》中，他曾(zeng)揮(hui)毫(hao)寫(xie)下(xia)“蚕丛及(ji)魚(yu)鳧(fu)，开国何茫(mang)然(ran)！”

然而在留(liu)存(cun)至今的文獻(xian)中，關(guan)于这位古(gu)蜀先祖的描(miao)述(shu)並(bing)不算(suan)豐(feng)实，只有寥(liao)寥數(shu)言且(qie)頗(po)具(ju)神話(hua)色(se)彩(cai)。西漢(han)侍(shi)郎(lang)揚(yang)雄(xiong)所(suo)撰(zhuan)《蜀王本(ben)紀(ji)》是可考(kao)的最早记载，其中有雲(yun)：“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bai)濩(濩)，后者(zhe)名鱼凫。此三代各(ge)数百(bai)歲(sui)，皆(jie)神化(hua)不死(si)，其民亦(yi)颇隨(sui)王去(qu)。”此后历代雜(za)史、方志、類(lei)書(shu)，文字(zi)略(lve)有差(cha)異(yi)，但大旨(zhi)皆從(cong)此之说。晉(jin)人常璩(qu)雖(sui)質(zhi)疑(yi)扬著鄙(bi)俗，另作(zuo)《华陽(yang)国志》，卻(que)仍(reng)有“蚕丛縱(zong)目”这样的传奇之处。

不過(guo)1986年的广汉三星堆，兩(liang)個(ge)填(tian)滿(man)珍(zhen)奇异物的器(qi)物坑(keng)重見(jian)天日，似(si)乎(hu)为这个飄(piao)渺(miao)的久远传说提(ti)供了一份(fen)可堪(kan)考据的佐(zuo)證(zheng)。因为在那些(xie)上古遺(yi)物里，有許(xu)多(duo)怪(guai)巧(qiao)獰(ning)厲(li)的青銅(tong)人像，不僅(jin)尖(jian)耳(er)高(gao)鼻(bi)、扁(bian)嘴(zui)大口(kou)，更有着一雙(shuang)瞳(tong)孔(kong)凸(tu)出(chu)的大眼(yan)，尤(you)其是二號(hao)坑里的一副(fu)青铜面具，眼球(qiu)呈(cheng)柱(zhu)狀(zhuang)凸出眼眶(kuang)16.5厘(li)米(mi)，極(ji)盡(jin)誇(kua)張(zhang)。一切(qie)仿(fang)佛(fo)都在影(ying)影綽(chuo)绰地提示(shi)着，那个長(chang)着一双纵目的青衣蚕丛，也许并非(fei)完(wan)全(quan)虛(xu)妄(wang)的想(xiang)象(xiang)。

四(si)川(chuan)广汉三星堆遗址(zhi)祭祀区考古發(fa)掘(jue)中5号坑出土的青铜人頭(tou)像。圖(tu)/紅(hong)星新(xin)聞(wen) 王红強(qiang)

月亮(liang)灣(wan)有寶(bao)玉(yu)

器物坑所在的地方，在很(hen)长的时間(jian)里都被(bei)當(dang)地人視(shi)为风水宝地。那是一片广袤(mao)的田(tian)野，勢(shi)平土沃(wo)，利(li)于耕(geng)耘(yun)，每每莊(zhuang)稼(jia)长成时都綠(lv)意(yi)蕩(dang)漾(yang)。两條(tiao)自西向(xiang)東(dong)流(liu)淌(tang)的河(he)流穿(chuan)行(xing)而过，靠(kao)北的名为鴨(ya)子(zi)，靠南的喚(huan)作马牧(mu)。在马牧河的南北两岸(an)，各有一处突(tu)兀(wu)而起的土堆，北岸的形(xing)似一彎(wan)半(ban)圓(yuan)的月亮，因此被称为月亮湾，南岸的則(ze)是三个小(xiao)圆丘(qiu)，仿佛三顆(ke)辰(chen)星傍(bang)依(yi)，故(gu)得(de)名三星堆。清(qing)嘉(jia)慶(qing)年间編(bian)修的《汉州(zhou)志·山川志》中，将这里的景(jing)致(zhi)浪(lang)漫(man)地描述为“三星伴(ban)月”。

如今在月亮湾畔(pan)的一条水渠(qu)旁，依然有一座农家院(yuan)落(luo)，住(zhu)着一戶(hu)姓(xing)燕(yan)的人家。燕家祖上在光绪年间出过一位秀(xiu)才(cai)，被鄉(xiang)鄰(lin)称为燕師(shi)爺(ye)，靠着在县衙(ya)做(zuo)事的俸(feng)祿(lu)在这处风水宝地置(zhi)下了这份家業(ye)。

燕师爷生(sheng)活(huo)的年代，附(fu)近(jin)的田里總(zong)能(neng)见到许多瓦(wa)礫(li)陶(tao)片。1929年春(chun)的一天，他和兒(er)子在挖(wa)蓄(xu)水塘(tang)时偶(ou)然从溝(gou)底(di)刨(pao)到了一塊(kuai)长約(yue)五尺(chi)寬(kuan)约三尺的石(shi)板(ban)，掀(xian)起一看(kan)下面满是大小不一、形色斑斕(lan)的玉器。后来全家連(lian)夜(ye)掏(tao)挖，得到了圭(gui)、璋(zhang)、璧(bi)、琮(cong)等四百余(yu)件(jian)。

按(an)照(zhao)村(cun)里老人的说法(fa)，这里从前是蜀王的都城，于是推(tui)想，这些珍宝必(bi)定(ding)是價(jia)值(zhi)连城。孰(shu)料(liao)燕家父(fu)子非但沒(mei)能借(jie)此大发橫(heng)財(cai)，反(fan)而连遭(zao)厄(e)運(yun)相(xiang)繼(ji)染(ran)病(bing)。为了破(po)财免(mian)災(zai)，燕师爷只好(hao)将玉器脫(tuo)手(shou)，“广汉燕家有宝玉” 的传言也就随之盛行坊(fang)间。消息(xi)也传到了英(ying)国传教士(shi)董(dong)宜(yi)篤(du)的耳中，他想法設(she)法从燕家要(yao)走(zou)了五件玉器，存放在华西協(xie)合(he)大學(xue)的博(bo)物館(guan)里。正是在那里，美(mei)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葛(ge)維(wei)汉看到了它(ta)们，随即(ji)于1934年帶(dai)領(ling)着一支(zhi)考古隊(dui)到燕家院子附近進(jin)行发掘。

这是古老的西南大地第一次經(jing)历現(xian)代考古学的探(tan)索(suo)。尽管(guan)由于匪(fei)患(huan)猖(chang)獗(jue)、乡人排(pai)外，整(zheng)个发掘只持(chi)續(xu)了十天，但仍然采(cai)集(ji)到了六百多件玉、石、陶质器物。通(tong)过对这些器物及其紋(wen)飾(shi)的研(yan)究(jiu)，并與(yu)殷(yin)墟(xu)、仰韶(shao)、沙(sha)窩(wo)屯(tun)出土文物的比(bi)对，葛维汉認(ren)为此地存在着一个与中原保(bao)持聯(lian)系(xi)的当地文化形態(tai)，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末(mo)至公元(yuan)前1100年——即黃(huang)河流域(yu)的西周(zhou)初期。

“爾(er)来四萬(wan)八千岁，不与秦(qin)塞(sai)通人煙(yan)”，虽然李太(tai)白的詩(shi)筆(bi)向来狂(kuang)放，不过当他在《蜀道难》中写下这一笔时却并非全然夸张。过往(wang)的历史记錄(lu)中，古蜀与中原的确鮮(xian)有联系，比如依据《蜀王本纪》来看，双方最早的接(jie)觸(chu)要到东周戰(zhan)国的秦惠(hui)王时期才发生。《尚书·牧誓(shi)》中倒(dao)是记载了周武(wu)王滅(mie)商(shang)时，蜀与庸(yong)、羌(qiang)、髳(髳)、微(wei)、纑(纑)、彭(peng)、濮(pu)八个盟(meng)国有所參(can)与；而《华阳国志》更是将古蜀的創(chuang)立納(na)入(ru)中原神话：“蜀之为国，肇(zhao)于人皇(huang)，与巴同囿(you)。至黄帝(di)，为其子昌(chang)意娶(qu)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顓(zhuan)頊(xu)；封其支庶(shu)于蜀，世为侯伯(bo)。历夏(xia)、商、周，武王伐(fa)紂(zhou)，蜀与焉(yan)。”但如民国学者顧(gu)頡(jie)剛(gang)論(lun)证指(zhi)出，《牧誓》之蜀仍是汉水流域的蜀人而非岷江(jiang)流域的蜀人，《华阳国志》则是在“民无二王”的意識(shi)下有意将蜀之称帝称王者歸(gui)于周的世系而已(yi)。

故而，葛维汉的发现虽淺(qian)嘗(chang)即止(zhi)，却如开山辟(pi)路般打(da)开了通往西南故邦(bang)的一条隧(sui)道，初步证实了古蜀王国不但真(zhen)实存在于九(jiu)州大地，还具備(bei)了相当可觀(guan)的文明程(cheng)度(du)，更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有着若(ruo)幹(gan)相似相同相通的联系。在此之后，郭(guo)沫(mo)若、徐(xu)中舒(shu)、衛(wei)聚(ju)賢(xian)、鄭(zheng)德坤(kun)等一批(pi)中国学者也紛(fen)纷将关註(zhu)的视角(jiao)投(tou)向了川西壩(ba)子上这片埋(mai)藏(zang)着无限(xian)可能的神秘腹(fu)地，顾颉刚更是前瞻(zhan)性(xing)提出了“巴蜀文化獨(du)立发展说”，不仅徹(che)底否(fou)定了几千年来人们信奉不二的“巴蜀出于黄帝”，也事实性地开啟(qi)了中华文明多元起源(yuan)的思(si)路。

这份对于古蜀文明的探尋(xun)熱(re)情(qing)一直(zhi)延(yan)续到了1950年代。曾在华西协合大学任(ren)教而与葛维汉有过密(mi)切交(jiao)往的馮(feng)汉驥(ji)，就在1953年又到月亮湾做了一次調(tiao)查(zha)。而冯的学生、时任四川省(sheng)博物馆研究員(yuan)的王家祐(祐)更是四赴(fu)广汉，就在1958年的一次踏(ta)勘(kan)中，他发现月亮湾文化層(ceng)的內(nei)涵(han)与隔(ge)河相望(wang)的三星堆是相一致的，从而将对这片古蜀遗址的观察(cha)与认识再(zai)向前推了一步。

1962年，冯汉骥再次来到了月亮湾，站(zhan)在高高的臺(tai)地上望着远处的三星堆，他信心(xin)十足(zu)地说：“这一带遗跡(ji)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gong)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wo)们的面前。”为了推进这一判(pan)斷(duan)，次年他便带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專(zhuan)业与四川省博物馆組(zu)成的联合发掘队在月亮湾进行了一次发掘，对地层、玉石器、遗址性质等問(wen)題(ti)做出了新的解(jie)釋(shi)和推測(ce)。

而与此同时，新繁(fan)水观音(yin)遗址、彭州竹(zhu)瓦街(jie)青铜器窖(jiao)藏等一系列遗址的发现，都在共(gong)同指向一个愈(yu)发明晰(xi)的答(da)案(an)，那就是西南一带传说千年的古蜀王国可以确切地追(zhui)溯(su)到殷商时期。只是关于它的政(zheng)體(ti)、性质、王權(quan)結(jie)構(gou)、統(tong)治(zhi)範(fan)圍(wei)等，还需(xu)等待(dai)前世留存的更多線(xian)索浮(fu)出地表(biao)，然后逐(zhu)一揭(jie)秘。

文明的浮出

“三星伴月”的景致，如今是看不到的，因为那三颗像是辰星般的土丘只剩(sheng)下了半个，高度也比从前矮(ai)了许多。1970年代后期，这里的公社(she)大辦(ban)磚(zhuan)瓦廠(chang)，三星堆的土被一方一方地送(song)进窯(yao)爐(lu)，然后變(bian)成了一块一块的砖。

但历史的詭(gui)譎(jue)之处就在于此，新的狂飆(biao)抹(mo)掉(diao)了舊(jiu)的痕(hen)迹，却也无意间給(gei)予(yu)了旧时代一个“归来”的機(ji)会。在滾(gun)滚窑烟遮(zhe)天蔽(bi)日的籠(long)罩(zhao)下，1980年代起，三星堆终于迎(ying)来搶(qiang)救(jiu)性的发掘。此后六年时间，大量(liang)的玉、石、陶及灰(hui)坑、墓(mu)葬(zang)、房(fang)屋(wu)遗迹等被发现，借助(zhu)碳(tan)14测定和樹(shu)輪(lun)曲(qu)线校(xiao)正，地层分(fen)期与相互(hu)关系也得以初步确认，“三星堆文化”的概(gai)念(nian)也就此提出。同时，通过对梁(liang)埂(geng)的探查和周邊(bian)地区的调研，一个“三星堆古城”的设想逐漸(jian)浮现——鸭子河以南至三星堆区域可能存在过一个人工修筑的中心城邑。

1986年，三星堆历史上最大規(gui)模(mo)的发掘开始了。3个发掘区，53个探方，16个地层，1275平方米的勘探，讓(rang)古蜀王国的发展轮廓(kuo)呼之欲(yu)出。以发掘主持者林(lin)向、陳(chen)德安(an)、陈顯(xian)丹(dan)为代表的考古学家们认为，三星堆遗址可以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晚(wan)期到夏、商、周五千年文明史的考古研究建立一个年代学体系，并成为古蜀文化断代分期的分水嶺(ling)和試(shi)金(jin)石。

1986年7月18日，砖厂職(zhi)工在距(ju)離(li)三星堆东约80米的一个斜(xie)坡(po)边取土时，挖出了十几件玉器，同时土坑中还散(san)落着一些明显经火(huo)燒(shao)过的碎(sui)骨(gu)渣(zha)。随后1号坑的发掘拉(la)开了序(xu)幕(mu)，经过十四天的仔(zai)細(xi)清理(li)，一个长4.5米~4.64米，宽3.3米~3.48米，深(shen)1.46米~1.64米的夯(hang)筑土坑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坑内以清晰有序的方位堆放着不同类別(bie)的器物——东南坑壁(bi)附近是大型(xing)玉石器，西南方则是青铜类器物，中部是象牙(ya)且有一批門(men)齒(chi)从北向南呈“一”字型排列。

最令(ling)人矚(zhu)目的无疑是坑正中偏(pian)西位置出土的一根(gen)长1.43米、直徑(jing)2.3厘米、凈(jing)重约463克(ke)的金杖(zhang)，其上雕(diao)有人头、鳥(niao)、鱼三種(zhong)图像，内芯(xin)殘(can)存炭(tan)化木(mu)渣。在现存的文献中，人类何时开始使(shi)用(yong)黄金制(zhi)品(pin)尚无明确记载，1976年甘(gan)肅(su)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首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黄金饰物，大致与夏同时，而在殷墟等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黄金制品也大多只是饰件。因此三星堆的这支金杖不仅絕(jue)无仅有，而且必定象征(zheng)着古蜀社会某(mou)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li)。

就在1号坑的发掘刚刚结束(shu)时，其东南方向约三十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尊青铜人头像，仰面朝(chao)上，陰(yin)森(sen)冷(leng)峻(jun)。从这个头像开始，又一个长5.3米，宽2.2~2.3米，深1.4~1.68米的夯筑土坑出现了，坑内遗物远超(chao)1号坑的数量，共計(ji)1300件，其中735件为青铜器，一个更加(jia)龐(pang)大的青铜世界(jie)被倏(shu)然打开了。

在这些青铜器物中，4尊金面青铜头像、8棵(ke)青铜神树、铜人身形牌(pai)饰、大立人像、纵目大面具以独有之姿(zi)奪(duo)人耳目，它们在造(zao)型上与青铜时代已发现的其他青铜遗物是那麽(me)迥(jiong)然相异。此外，三件形制特(te)殊(shu)、被发掘者指认为“神壇(tan)”及附件的青铜器物也尤其引(yin)人注目。其中编号为296号的神坛主体最引人注目，它在埋入时曾经火焚(fen)，一半已被烧熔(rong)，剩下的一半也变形解体，但经过拼(pin)对復(fu)原，大体可以观察到全器的原貌(mao)：下层为圆盤(pan)状獸(shou)形座底部上立大头、长尾(wei)、四蹄(ti)、單(dan)翅(chi)的两尊神兽；中层为圆形底盘立人座，承(cheng)托(tuo)在神兽的独角和单翅上，座上四个持物的力士面向四个不同方向；上层是立于山形座四瓣(ban)体上的方鬥(dou)形頂(ding)，方形顶为空(kong)鏤(lou)盒(he)形，中部每面鑄(zhu)五位持物的小立人，四角上端(duan)各有一只展翅的立鸟，在一面上部正中铸一鸟身人面像。而在方形顶的最上端还有一个收(shou)縮(suo)的方形接口，或(huo)應(ying)还有拼接附件。

上古时期的中原地区，作为人与神之间的一种中介(jie)物，青铜器承擔(dan)着重要而尊崇(chong)的祭祀功(gong)能。因此数量巨(ju)大又充(chong)满狞厉之美的青铜出土，无异于找(zhao)到了一把(ba)打开三星堆人精(jing)神信仰、禮(li)儀(yi)制度与崇拜(bai)仪式(shi)——甚(shen)至包(bao)括(kuo)政治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关鍵(jian)鑰(yao)匙(chi)。

如同一张名片，这些神秘的遗物将三星堆推向了舉(ju)世瞩目的视线中心，也将三星堆研究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階(jie)段。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往文献中，为秦所灭之前的古蜀被描述为一个“不曉(xiao)文字，未有礼乐”的化外之地，器物坑的发现无疑突破了这一认知，它向今人展示着那个遙(yao)远而神秘的王国曾经擁(yong)有相对成熟(shu)的王权与神权，拥有不遜(xun)于中原的燦(can)爛(lan)文明。

上图：1986年，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作。受(shou)限于当时的条件，现场裸(luo)露(lu)在空氣(qi)之中，没有被完全封閉(bi)保護(hu)起来。供图/三星堆博物馆下图：2021年3月10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拍(pai)攝(she)的4个大小不同的“考古艙(cang)”。图/新华

迷(mi)霧(wu)重重

器物坑是一道问号繁多的题目，有待漫长的破解。最为显著的首先是那些怪巧另类的遗物，其后的三十余年里，它们持续地聚集着人们的关注，并且牽(qian)引出了无限的猜(cai)想。

这些遗物的确充满谜團(tuan)。且不说大量残損(sun)不全的碎片仍待拼对复原，即使是一些相对完整的器物也仍然存在无法确认的爭(zheng)議(yi)。比如被譽(yu)为“世界铜像之王”的大立人像，呈環(huan)抱(bao)状构势于胸(xiong)前的双手环握(wo)中空，有人认为应該(gai)是持有玉琮，有人认为是权杖，有人认为是象牙，还有人认为并无持物，只是一种挥舞的手势，并且其身份为何人同样未有定论；再比如那根象征权力的金杖，究竟(jing)是代表王权还是代表神权抑(yi)或是政教合一的王者之器，始终看法不一，同时关于平雕其上鱼鸟图案也有不同看法，在传说中第三代蜀王其名便作“鱼凫”，本意就是一种善(shan)于捕(bu)鱼的水鸟，所以金杖之符(fu)是否证明此说非謬(miu)亦未可知。

2号坑出土的三件青铜面具同样颇为神秘。尽管两个器物坑中的大量青铜人像，无论造型如何，面部形象看上去都十分奇特古怪，但这三件面具尤其夸张，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中空的眼球直径13.5厘米，凸出眼眶16.5厘米，前端略呈菱(ling)形，中部还有一圈(quan)鐲(zhuo)形圆箍(gu)。其鼻梁上方有一个方孔，可能原本铸有精美的額(e)饰，因为在另外两件体积略小形状接近的面具中，有一件就在相同的位置饰有立体夔(kui)龙或云雷(lei)纹状饰件。

《山海经·大荒(huang)北经》有这样的记载：“西北海之外，赤(chi)水之北，有章(zhang)尾山。有神，人面蛇(she)身而赤，直目正乘(cheng)，其瞑(ming)乃(nai)晦(hui)，其视乃明，不食(shi)、不寢(qin)、不息，风雨(yu)是謁(ye)，是燭(zhu)九阴，是謂(wei)烛龙。”因此，一些学者在看到几件纵目面具时便认为这可能就是“烛龙”，并且在坑内其他青铜器上的各种龙之形象，应该都与此传说有关。也有学者认为，从读音上看，烛龙又可视为祝(zhu)融(rong)——据《山海经·海内经》，这位兽身人面的神就降(jiang)居(ju)在岷江。最直接的猜想当然还是归于传说中的蚕丛，因为《华阳国志》中直接说过“蜀侯蚕丛，其目纵”，这些面具或许正是远古蜀人对祖先形象的生動(dong)追记。

更为难以捉(zhuo)摸(mo)的还有青铜人身形牌饰。只见它通高46.4厘米，形似一个无头无臂(bi)的人体，上部如穿衣袍(pao)，下有双柄(bing)似双腿(tui)，下端饰凸弦(xian)纹。器身裝(zhuang)饰图案，主题纹饰为两组倒置的变形鸛(guan)鸟纹，鸟喙(hui)长及等身。根据鹳鸟能夠(gou)預(yu)知降雨的習(xi)性，一种观點(dian)认为牌饰寄(ji)托了蜀人想要汲(ji)取其力的希(xi)望。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牌饰表现的是岷山的形态，双柄即为山上的若木。它的放置方法也甚是叫(jiao)人費(fei)解：倘(tang)若将牌饰视为人形，形如双腿的双柄就应该朝下放置。但这样一来鹳鸟图案便倒了，而且不带双柄的一段还有一道較(jiao)宽的边缘，三星堆中具有这种宽沿(yan)的其他器物均(jun)宽沿在下。同时因为两柄之上铸有凹(ao)槽(cao)，虽貌似人腿却不尽符合生理特征，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形器物。

除(chu)了具体的器物，就连器物坑本身都存在着难以解读的答案。因为2号坑几乎没有考古学中重要的断代物证陶器出土，加上三星堆地处偏远，不能完全依靠交叉(cha)断代法来根据器物藝(yi)術(shu)风格(ge)对年代进行类比推断，所以关于1、2号坑的绝对年代和先后順(shun)序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包括坑的性质，历来也有祭祀坑、埋藏坑、墓葬坑、火葬坑、窖藏坑几种意见，其中持埋藏论者又分为战争说、政变说、神庙失火说、宗(zong)庙神庙器物分别埋藏说等。

对于器物坑性质的争论，本质上关联着对三星堆文化缘何衰(shuai)亡(wang)的推测。作为彼(bi)时三星堆考古队副队长的陈显丹，是最早提出祭祀坑说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大量的埋葬器物是三星堆人为求(qiu)得神靈(ling)保佑(you)或宽恕(shu)而做出的自我犧(xi)牲(sheng)，这种乞(qi)求行为背(bei)后有着密切相关的现实因素(su)，三星堆人很可能面臨(lin)着某些特大问题。而这些特大问题，有可能是外敵(di)的入侵(qin)，也可能是《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那场“若堯(yao)之洪(hong)水”的灾害(hai)。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副所长趙(zhao)殿(dian)增(zeng)也是祭祀坑观点的堅(jian)定支持者，由坑内种类多样的祭祀形器物，他推测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神权至上的国家，但也正是因为对宗教的极度狂热，过度消耗(hao)社会财富(fu)貢(gong)献神灵，造成了嚴(yan)重的生存危(wei)机和社会恐(kong)慌(huang)，最终在一次次燎(liao)祭祈(qi)福(fu)无效(xiao)后不得不告(gao)别故土遷(qian)居他处。

北京(jing)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wei)员会主任、文化遗產(chan)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孫(sun)华则认为，连神像在内的所有珍貴(gui)器物通通埋藏并不像是祭祀所为，而可能是由于三星堆文化过分强调宗教，導(dao)致财富被集中于神权贵族(zu)，打破了其与世俗贵族之间的权力制衡(heng)，从而引发内部沖(chong)突，在这场政治变故中城市(shi)被破壞(huai)、神庙被烧毀(hui)，等到变故平息，三星堆人“出于某种考慮(lv)不得不将神庙的这些物品埋藏在祭祀区附近”。

不同于这种緊(jin)张冲突状态下自行进行保护性埋藏的观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埋葬来自敌对国家或族群。在当时的一场战争中，三星堆王国的城池(chi)被攻(gong)破，宮(gong)殿神庙被烧毁，战敗(bai)者的社神、社树和礼器等被战勝(sheng)者用来祭祀自己(ji)的祖先，甚至可能是一种厭(yan)胜性埋藏，即用法术詛(zu)咒(zhou)或祈禱(dao)以制胜所厌惡(e)的人、物或魔(mo)怪。

种种困(kun)惑(huo)与争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考古进程本身的未完成。孙华即对《中国新闻周刊(kan)》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人们其实是在“盲(mang)人摸象”：“1、2号坑有个致命(ming)的问题，它只是两个坑，是不全的，无法从整体上来考虑。”

2019年，四川省启动了“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三星堆遗址的再考古随即启动，1、2号坑所在区域布(bu)设下三条探沟。11月26日，在距地面50厘米的地方，一条规则的线条被发现，接着一个边缘几乎呈直角的坑被清理出来；12月2日，在又向下发掘了90厘米后，一件青铜器物的边缘露头了，编号K3的新器物坑就此掀开了尘封的一角；再之后，4到8号坑也陸(lu)续被发现。

随着这6个坑的发掘，围繞(rao)器物坑的部分问题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jue)。通过碳14测年，以及8号坑顶尊蛇身人像与2号坑青铜鸟脚人像残件、3号坑顶尊跪(gui)坐(zuo)人像和8号坑青铜神兽的成功跨(kua)坑拼对，初步可以判断几个坑的形成时间大致相同。而八个坑所处位置同在一个以红烧土平整、黄土鋪(pu)面的长方形广场东南部，且形状和朝向相同，除5、6号坑坑口较小深度较浅外、掩(yan)埋物无规律(lv)也没有象牙，其余六坑大致相似，则基本可以确定掩埋是三星堆人自己在有序规劃(hua)下进行的。

只是在眾(zhong)多的疑惑面前，这些认知上的推进与更新仍不免相形见絀(chu)，諸(zhu)如掩埋是一次性进行还是分次处理等问题依然没有直接答案，有关祭祀坑还是埋藏坑的争论目前看来也还会持续下去。但正如考古学者许宏(hong)所说，这样的情況(kuang)不唯(wei)三星堆研究，“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研究对象因相隔久远、資(zi)料支离破碎而显得撲(pu)朔(shuo)迷离，研究结论也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既(ji)不能证真也不能证偽(wei)者所在多有”。

左(zuo)图：三星堆131斤(jin)重的青铜大面具出土现场。供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右(you)图：三星堆出土的1号青铜神树。图/新华

从“坑”里跳(tiao)出来

不过对于三星堆而言，有一些原因似乎是独有也需要独自面对的。比如据孙华介紹(shao)，与三星堆遗址材(cai)料的丰富度相比，三星堆文化的材料是有所缺(que)乏(fa)的：“我们说一个文化，它是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内特征明显的一个共同体。但是三星堆很奇怪，这个文化就分布在三星堆遗址和周围的沱(tuo)江冲擊(ji)扇(shan)，成都平原的主干几乎没有遗址，好像没有基层聚落来支持它，只是在三星堆文化末期才有发现。我们缺乏连綿(mian)的多层次的遗址做支撐(cheng)。”

过于庞大、耀(yao)眼的掩埋遗物对三星堆遗址与文化整体的研究和探索也构成了些许干擾(rao)。参加过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和组織(zhi)工作的赵殿增曾坦(tan)言：“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打亂(luan)了工作的计划性，同时带来了不少(shao)新的问题和新的矛(mao)盾(dun)。不仅上千件埋入时就被有意打碎文物的修复、整理、研究、保护工作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而且社会各方面对这批文物的关注和需求，使我们无法正常地继续原有的工作。”计划被打乱的最直接影響(xiang)便是发掘资料的整理与考古報(bao)告的发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嬌(jiao)就在论文中表示过：“从祭祀坑旁边的三星堆开始，兴奮(fen)的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新的探索，自然就忽(hu)视了一項(xiang)最基礎(chu)的工作——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表。1980年发掘后发表簡(jian)报《广汉三星堆遗址》，这样及时的发掘—整理—发表的優(you)良(liang)传统并没有很好地延续下去。”时至今日，研究者能够使用的资料，除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三星堆祭祀坑》，只有1934年、1963年和1980年的三个简报，没有詳(xiang)细的正式报告。

而除此之外，孙华还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了遗物光环在认知上构成的某种障(zhang)礙(ai)：“三星堆发现了其他遗址、其他文化很难发现的那一套(tao)东西，所以它会给我们造成一种錯(cuo)覺(jiao)，我们会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很发達(da)。但是三星堆不是这样的，三星堆的所有东西都在（器物坑）这里了，城内没有发现什(shen)么青铜器，城外也没有，它的青铜普(pu)及程度并不是很高。”

早在1、2号坑发现时，著名考古学家蘇(su)秉(bing)琦(qi)就发出过一个冷静的提醒——要从“坑”里跳出来。事实上，器物坑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从时间上講(jiang)，器物坑只代表了三星堆文化并且只是后期——存在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至前1000年左右的遗址整体，总共包含(han)了三种不同的文化遗存；从空间上讲，它们在3.5平方公里的城址内也只占(zhan)据西南一隅(yu)。

对城墻(qiang)的寻找其实是先于器物坑的。在1985年的调查中，残长1000余米的东城墙和残长600余米的西城墙便得以发现，只是此时对南北城墙的判断尚不充足。1989年，三星堆土埂以南约500米的“龙背梁子”被确认为残长1050米、人工壘(lei)筑的南城墙。与此同时，通过地层疊(die)壓(ya)关系，也确定了城墙的建造年代在三星堆遗址二期（相当于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在二期末至三四期（相当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虽然此时城池以北的防(fang)禦(yu)还被认为是以（鸭子）河为障，但对城址规模的计算却与后来的面积几无差别。到2015年，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马屁(pi)股(gu)城墙的确认终于勾(gou)勒(le)出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城址范围。

一路的调查和勘察中，内城的城墙也随之浮现。原来在三星堆城内的西北、西南和东北，先后还有月亮湾小城、三星堆小城和倉(cang)包包小城三个内城。在孙华看来，三星堆最终呈现出的城市格局(ju)包含了一种“法天象地”的思想内涵：“到了三星堆文化晚期，形成了城北是世俗区，城南是宗教区，中间有一条（马牧）河隔开，整个看起来是一个田字格。”他认为这是三星堆对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样的一种城市规划，被金沙继承。古蜀国的最后一个都城，成都城也是这样。这种都城规划被秦始皇看中，所以建鹹(xian)阳时，‘渭(wei)水貫(guan)都，以象天汉，横橋(qiao)南渡(du)以法牵牛(niu)’。最后的一个集大成者则是隋(sui)唐的洛(luo)阳城。”

2005年，月亮湾以西的青关山台地又发现了一处夯土建筑台基。对于基址之上具体的建筑形态及功能，学界再次产生了不同观点，但其为一大型建筑是显然无疑的。因此，由内外城墙、大型建筑和祭祀区域共同构成的三星堆遗址，在毁棄(qi)之前是一个中心都城应无可否认。

而伴随1985年十二桥遗址、1995年宝墩(dun)遗址和金沙遗址、1996年鱼凫村遗址的发掘，三星堆文化上接宝墩文化、下接十二桥文化的衍(yan)进路径，甚至包括古蜀先民的迁徙(xi)軌(gui)迹，似乎都在不断接近一个愈发清晰的历史真相。但谜题依然远未尽止。在目前确认的城址范围内，三星堆遗址还没有道路被发现，路網(wang)结构尚不清楚(chu)；三星堆文化的墓地也没有发现，1997年时西城墙外约500米处虽然发掘出了29座小型墓葬，但其出现的时间是早于三星堆城的，屬(shu)于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的阶段，由此三星堆文化对死者的处理方式也就同时成了一个未知之谜；而八个坑里埋了如此多的青铜器，遗址上迄(qi)今却没能发现任何一个手工业作坊或者铸造工场，以至于有人认为此处的青铜器是长江中遊(you)的人制作的……

除此以外，逼(bi)向谜底的路径也包含在许多或许只是奢(she)望的期待中。连同陈显丹在内的许多考古学者，在几年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訪(fang)时就表示过，希望未来能看到巴蜀文字的出现。

向地表之下寻找湮(yan)没已久的文明，永(yong)远就像是剝(bo)洋蔥(cong)，只能一层一层耐(nai)心又審(shen)慎(shen)地揭去历史的尘埃(ai)，不断靠近那个真实的过往。在此之前，任何遲(chi)疑、尝试与论争可能都要比一个急(ji)切而草(cao)率(lv)的定论更加務(wu)实。对三星堆的探索概莫(mo)能外。这条漫漫“蜀道”，同样“难于上青天”。

发于2023.6.12第总第109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標(biao)题：通向三星堆：蜀道难于上青天

记者：徐鵬(peng)远返(fan)回(hui)搜(sou)狐(hu)，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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