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反对“虚拟经济”，反的是人为制造泡沫、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刘世锦：反对“虚拟经济”，反的是人为制造泡沫、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文 | Autodealer综合

欢迎供稿 | Autodealer@163.com

2023年6月26日，“2023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大会暨行业系列百强发布会在郑州召开”，会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世锦发表了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

刘世锦：我今天想和大家做的交流是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中长期发展目标与短期稳增长。

首先我们看中国长期发展目标。二十大提了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一个量化指标就是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视野放到国际上来看，到2035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要上三个大的台阶：第一个台阶就是达到132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第二是人均收入水平超过2万美元，或者接近3万美元，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第三台阶是人均收入水平达到3到4万美元，平均是3.5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

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500美元，已经非常接近当时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但是去年整个经济逐步放缓，汇率下调，我们的目标没有实现，而且距离这个目标又拉大了一点。站在这个起点上，到2035年如果要达到人均3.5万美元水平，意味着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要翻1.5倍到2倍。按照现在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有三个变量，一是GDP的实际增长速度。第二GDP的实际增速和名义增速之差，第三是汇率变动。

假定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番，需要的增长速度是多少？最少4.7%才能翻一番。但是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今后十二三年达到4.7%这个水平，过去比较乐观，从最近今年情况看假定达到4.7，离3万美元还差1万美元，这1万美元从哪来？这个目标还能不能实现？

有可能的。重要的就是要看汇率的变化。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大概15000国际元，相当于日本1975年，德国1971年。这两个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15000国际元以后的16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都经历了经济中速增长但是汇率快速升值。这样，按照现价美元计算人均收入大幅上升。九十年代中期，日本的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日本人是趾高气扬，人均收入比美国都多。为什么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这么快？是不是国内确实增长速度很高？

驱动收入增长因素中，汇率的贡献超过实际增长。德国在这个过程中，汇率的增长贡献三分之二，实际增长只有三分之一。日本大概是各占一半，汇率的贡献略高一点。

中国也进入了大致相同的增长阶段。我们靠硬增长，最多25000美元，剩下1万美元得靠汇率。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问题，但是最重要的，长期来看，还是劳动生产率或者全要素生产率。十九大、二十大里强调高质量发展，什么叫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要提升。当时日本和德国能够大幅升值，主要是要素生产率。有些国家增长速度比较高，但汇率是贬的，有些国家是增长速度和汇率都不行。

所以要实现2035年目标，第一是争取实际增速达到4.7%，能不能达到对我们是个考验。第二，仅靠实际增速硬增长还不够，还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带动汇率的合理升值。如果没有一个高质量发展，光靠数量增长，能不能实现2035目标呢？实现不了。

假设中国实际增速4-5%，经济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的差额再加上汇率升值每年在5%以上，按照现价美元计算人均收入水平，每年增长10%左右，大概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个目标才可能实现。

再说汇率。我觉得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人均收入一万美元左右是个特殊、不稳定时期，很容易出问题。有些是上去了又下来，有些是一直上不去。从二战以后的国际经验来看，大概上百个经济体进入了工业化的过程，但是25年以上保持7%的增速的经济体只有13个，大型经济体中只有日本和韩国跨过了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高收入阶段。搞工业化，所有国家都能搞，但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行列，大部分国家跨不过去。更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井，比较典型的阿根廷、墨西哥、菲律宾，近年的俄罗斯。俄罗斯十年前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一万美元，这两年掉下来，为什么呢？汇率贬值大贬。

阿根廷这个国家很有意思，资本条件很好，20世纪初期他当时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德国和瑞士甚至比他们还好。但是现在就在1万美元左右徘徊一个多世纪。瑞士和德国的收入是他的七八倍，原因在什么地方？创新能力不足和收入分配差距大、人均资本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外部冲击等等。

只是这些国家吗？其实，这些压力都在中国不同程度的都出现。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不过，中国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尤其是没有出现危机，做的相当好。但一定要注意，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跨入高收入国家，就在门口进不去。过去我们信心很足。但最近两年，感觉到很多问题。

第二个变量，人口负增长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去年，中国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人口的拐点已经出现。原来人口专家判断，中国2030年左右才会出现。第二，中国10年前15到59岁的劳动人口总量就已经在减少。一方面就业难，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20%。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招不到人。人口负增长以后，带来的是整个国家需求的下降。劳动力总量下降带来供给的收缩，人口负增长以后会出现什么现象？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而实际增长速度往往比潜在增长率还差，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国际上是有先例的。

回过头看目前的经济增长。2022年提出的增长目标是5.5%，实际情况大家知道，最后是增长3%。疫情三年，头两年平均增速是5.1%，再加上去年的3%，三年平均4.5%。但是中国在这个阶段潜在增长率是5%到5.5%之间，也就是过去三年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水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以前我们经常担心经济过热，其实过热是有条件的，是能热起来。这个速度如果达不到潜在增长水平，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高质量发展，也是实现不了的。

汇率往下跌原因很多，有国际因素、美元加息不加息、国际地缘政治等。但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这几年在下降，这也从基本面解释了中国汇率。要实现2035的目标，关键是汇率要上升，但是现在是反着走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局面。

今年一季度GDP增速4.5%，但是到5月份以后，整个经济，特别是需求比原来预期的要差，特别是CPI和PPI非常乏力，CPI已经是零点几，PPI是负增长。按理说，疫情以后经济应该有一个反弹，需求会上升，会拉动物价上涨，但是目前看不出来。房地产目前为止还是负增长，基建投资还行，出口前几个月不错，是超预期的，但是5月份，按人民币和美元计算都已经是负增长，当然汪主席说了，新能源汽车还是一个亮点，更为难得。

中国有个概念叫终端需求，OECD国家和中国相同发展阶段相比，我们居民消费居住、出行、批发零售、金融保险等比例偏低，卫生社保福利、教育等比例偏高。政府消费、卫生社保福利比重较大幅度的偏低。什么意思？就是卫生社保福利，老百姓钱拿的多，政府拿的少。中国的基础设施跟OECD国家同期高出一倍以上，房地产我们至少高出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现在拉动经济，还是寄托于基建投资和房地产。这两个比例已经是严重的偏高了，很多投资是提前透支了。而在社保福利方面，政府是有欠帐的。

中国现在面临结构问题，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以吃穿和其他日用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居民消费增量中，增长比较快的，教育、医疗、保险、金融、通讯方面的支出，政府支出增长比较快的，也是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生存消费基本上是以个体消费为主，但发展型消费比较多的采取集体消费或者公共服务的方式，要做互助共济，而且政府要办社保体系，你去参保，而且政府有一部分资金在支持。发展型消费和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密切挂钩。我们过去经常讲公共服务均等化，均等化跟不上就直接影响到发展。发展型消费有利于劳动者安全性、稳定性、流动性和体力智力水平的提升，是在提升人力资本。发展型消费可以看成是一种资本，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

投资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强调大家关注服务业，汽车流通业就是服务业，你们的投资这几年其实是在增长，社会投资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过去讲投资三驾马车，哪三驾马车？基建、房地产、制造业投资。目前制造业投资是第一位，基建投资也还可以，房地产投资因为这两年一直是负增长，已经由第三位降到第四位。第三位是谁？第三位是基建以后的服务业。投资的三驾马车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国房地产投资下降是符合规律的。10年前我们就有一些研究认为，房地产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过去几年房地产是个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都市圈、城市群，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人口在进一步的增加，房地产价格在上升。其他地方，房地产在下降。

都市圈、城市群的结构性需求的峰值已经到来。但是房地产下行不能那么快，房地产投资曾经是-20%，几个月时间，到现在一直恢复不了，幅度过大。这和政策有关系。房地产是带病运行，需要非常小心，慢着落、缓着落。

基建投资是周期性波动，是政府增长的工具。近些年来，服务业投资是稳中趋升，疫情期间也是投资最稳定的。

另外采矿业投资。采矿业是往下走的，农业在上升。千万别小看农业，我一直认为农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这个需求是最大的，农业的投资这几年一直在上涨。以后房地产如果增长有所恢复，估计也就维持3-到5%的正增长，已经很高了，能不能回到第三，这个不好说。

投资的内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过去讲基建是铁公基，现在变了，信息传输、环境、公共服务等等。制造业投资中也都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服务业中大部分是和发展型消费相关的一些投资，包括我们汽车行业。出口中国现在也呈现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比重上升态势。最近中央讲要扩大内需，很多人还拿着10年前或者3年前的观念来想这个事情。需求已经变了，不少人没有看到。一讲扩大需求还是三驾马车，还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生存型的消费。不是没问题，主要问题不在这，包括城市居民，现在讲新的三座大山是什么？住房、医疗、教育，就是发展型消费。所以我们扩大消费重点是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

说到发展型消费，我们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就非常重要，这里面最大的短板就是三亿农民工，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补上这个短板将会释放巨大的需求增长潜力。

前段时间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以后，都去存钱了，储蓄率提升了。社保没到位，他对未来充满了焦虑。医疗、教育这些搞好，提升智力体力水平。另外农民从流动状态到稳下来，他才能真正静下心来提升他的技术水平。我们现在讲的工匠精神，讲高质量发展，得掌握技术。

春节以后，有很多大型投资项目，最后一看，大部分是铁公基的项目，也有些新组建，总的来讲都是搞建设。没一个城市说准备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比如说给农民搞一个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的项目。其实把这些项目搞出来以后，比我们现在搞的基建项目拉动内需更直接。所以我们强烈呼吁，在打了三年的脱贫攻坚战以后，应该实施一个新的三年进城农民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这样，车就能卖出去了，很多人安居乐业了，收入增加了，敢消费了。这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这是叫扩大需求。

投资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主要体现技术进步的设备投资，服务业主要是和发展型消费相配套的投资，绿色技术和数字经济。另外，稳制造业和稳出口。现在有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重视内需，发挥超大型市场作用，这个没问题。我们搞好内循环，实体经济会为打下发展经济的基础。要稳住制造业的比重，制造业比重不能掉下来，推动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言外之意就是外需靠不住了，出口甚至有可能要下降。很多人没想过，这两种提法本身是矛盾的，中国现在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大概18%左右，但制造业占的比重达到30%，跟德国很像。什么意思？制造业比重比较高的话，你生产出来产品是满足国际需求的，不是满足国内需求。如果制造业比重搞到30%，GDP比重只有18%，最后全部要内循环、内消化，那是不可能的，最后必然是制造业大量的过剩。所以，中国出口很重要，一定要稳住，这个比重不能掉下来。

我想对我们汽车行业尤为如此。现在汽车出口，特别新能源汽车出口形势不错，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家。这都是里程碑式的变化，这个势头很好，一定要保持。

出口目的地，不仅是第三世界国家、一带一路，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中高端市场。因为在这些地方卖出去的产品，才是高附加值。也就是说，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升，汇率还要升值，出口要保持一定的比重，出口的产品一定是高附加值的。

现在一种说法是发展实体经济，反对虚拟经济。什么叫虚拟经济？有人说金融、房地产、数字经济都是虚拟经济。事实上，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数字经济更是全球的潮流。我们反对的是人为制造泡沫、自我循环、商业欺诈、行政性垄断、不正当竞争。这些是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违背的。制造业实体经济我们也存在着严重过剩、效率低下、缺少竞争力等问题。我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做过调查，到地方调查以后问银行，你为什么给房地产贷款，不给制造业贷款？银行说我没有任何偏见，从来没有小看制造业，问题是制造业利润很低，经常亏损，坏账多。其他行业贷款以后能回来。所以，不是简单的金融、房地产不能搞了，数字经济不能搞。

我们需要发展的制造业，是符合市场需求，是与生产性服务业密切结合，与数字技术和绿色低碳深度融合，具有长期竞争力的制造业。所以，我们发展实体经济，反对虚拟经济不是简单的否定，是要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基准。

目前汽车保有量，千人汽车拥有量，美国是比较高的，我们比欧洲、日本还有一段距离，差距还比较大。还没有达到历史需求峰值，汽车短期内扩大内需，是中长期推动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中国现在亮点是新能源汽车，1-5月份累计销售234万辆。乘联会预测，今年年底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有望达到36%。去年超过30%，大家感觉很振奋，远远超过我们原来的预期。

中国汽车行业是我们绿色转型、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带头行业。新能源一方面是电动，绿色技术，再一个是数字化、智能化。有人说，新能源汽车的上半场是电动化，下半场是智能化。电力化为智能化打了一个好的基础，中国在这个领域中，进步是很快的。而且中国是非常开放的，特斯拉在上海办厂，开始是很有争议的，说特斯拉进来以后，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受很大冲击。但是我觉得，上海市政府做了很好的决定。特斯拉进来以后，中国整个供应链就发生变化，有些甚至以前没搞过车，很快就能把车装出来，是因为有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我们最后是合算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开放。

李强总理这两天在德国讲了一句话：有人认为中国这个风险、那个风险，但如果不发展，不合作就没风险了吗？就安全了吗？不发展、不合作是更大的不安全。

汽车行业对外开放，对内也是放开的，这么多民营企业，包括搞互联网的都进到市场。有人说是不是太乱了？也有人说行业几百个品牌，最后活下来可能就三五家，就三五家做就行了，干吗要做三五十家、三五百家呢？我们的问题是，你觉得应该留下哪三家、哪五家？没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最后活下来的三五家，是在竞争过程中活下来。竞争力是通过竞争才有的，我对中国的汽车行业很有信心，民营经济在里面挑大梁，开放度很高。

中国的汽车行业，弯道超车，或者叫换道超车。换了个赛道，新能源这个领域，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我觉得很有希望。我们成为中国整个绿色转型、数字化转型的带头者。我们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

我们还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同的时间过不同的河。你只是到河对岸去，但是怎么过去，你还搞不清楚。四十年前过的河是什么？四十年前的河是农村能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能不能搞个特区，河南省一个炒瓜子的，做农产品的，你招人超过八个人算不算资本家。这些问题现在还是问题吗？基本上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建设高标准、怎么搞绿色发展，怎么搞数字化，还有大量的搞不清楚的问题。在北京制订政策的人，研究政策的人，比如在办公室有时候感觉到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到各地区走一走，特别到东南沿海走一走，你的信心就恢复了。很多事情需要各个地方、各个企业，甚至每个人去摸索，去探索。顶层设计方向，往东往西不能搞错，要画底线，什么事不能干。与此同时，到底怎么干，每个地区、每个行业还得要靠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同志自己去探索。可以多一些自选择，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有些短期内看不准、有争议的做法和政策，可以在地方、基层先行先试，通过试错找对的办法，找到一些好的方案，总结提高后再大范围推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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