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绝佳！写出独具匠心的旅游广告词必备技巧

<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遊(you)牧(mu)與(yu)農(nong)耕(geng)的(de)博(bo)弈(yi)：從(cong)長(chang)城(cheng)看(kan)史(shi)前(qian)中(zhong)國(guo)

长城在(zai)今(jin)天(tian)已(yi)經(jing)成(cheng)為(wei)世(shi)界(jie)範(fan)圍(wei)內(nei)最(zui)为著(zhu)名(ming)的中国象(xiang)征(zheng)之(zhi)壹(yi)，八(ba)達(da)嶺(ling)长城上(shang)如(ru)織(zhi)的各(ge)国游客(ke)便(bian)是(shi)明(ming)證(zheng)。而(er)對(dui)於(yu)国人(ren)來(lai)說(shuo)，长城還(hai)与一個(ge)悲(bei)慘(can)的傳(chuan)奇(qi)故(gu)事(shi)密(mi)不(bu)可(ke)分(fen)，這(zhe)就(jiu)是“孟(meng)姜(jiang)女(nv)哭(ku)长城”。當(dang)然(ran)，很(hen)多(duo)人都(dou)知(zhi)道(dao)，这兩(liang)處(chu)长城並(bing)非(fei)是同(tong)一座(zuo)，前者(zhe)其(qi)實(shi)是明长城，後(hou)者則(ze)是秦(qin)始(shi)皇(huang)长城（秦始皇长城实際(ji)包(bao)含(han)了(le)秦昭(zhao)王(wang)长城、燕(yan)长城和(he)趙(zhao)长城）。二(er)者在年(nian)代(dai)上相(xiang)差(cha)1500余(yu)年，在地(di)理(li)上秦长城也(ye)比(bi)明长城更(geng)靠(kao)北(bei)。雖(sui)然两座长城有(you)諸(zhu)多的差異(yi)，但(dan)它(ta)們(men)都是中原(yuan)王朝(chao)为抵(di)禦(yu)来自(zi)相同地區(qu)的敵(di)人而建(jian)，这些(xie)敌人的生(sheng)活(huo)習(xi)慣(guan)与組(zu)织方(fang)式(shi)亦(yi)存(cun)在诸多共(gong)同點(dian)，他(ta)们一般(ban)被(bei)稱(cheng)作(zuo)“游牧族(zu)群(qun)”。

縱(zong)觀(guan)中国歷(li)史，游牧族群对中原地区（王朝）的形(xing)塑(su)与發(fa)展(zhan)皆(jie)影(ying)響(xiang)巨(ju)大(da)，二者的交(jiao)往(wang)自新(xin)石(shi)器(qi)時(shi)期(qi)便已開(kai)始。然而在传世文(wen)獻(xian)中，中原和游牧族群似(si)乎(hu)从一开始便处于沖(chong)突(tu)与对抗(kang)之中，比如传说中的上古(gu)聖(sheng)王舜(shun)便对“蠻(man)夷(yi)猾(hua)夏(xia)”憂(you)心(xin)忡(chong)忡，更不用(yong)说“郁(yu)郁乎文哉(zai)”的西(xi)周(zhou)王朝便是实实在在地毀(hui)于蛮夷之一的犬(quan)戎(rong)之手(shou)。然而，这些見(jian)于先(xian)秦两漢(han)典(dian)籍(ji)的記(ji)錄(lu)終(zhong)究(jiu)無(wu)法(fa)反(fan)映(ying)中原农耕与北方游牧社(she)會(hui)之間(jian)的全(quan)貌(mao)，所(suo)能(neng)涵(han)蓋(gai)的时空(kong)范围亦頗(po)为有限(xian)。想(xiang)要(yao)全面(mian)系(xi)統(tong)地認(ren)識(shi)早(zao)期中原与北方族群间历时性(xing)關(guan)系的发展、演(yan)變(bian)，除(chu)了文献史學(xue)之外(wai)，我(wo)们所能依(yi)憑(ping)和倚(yi)重(zhong)的自然非考(kao)古学莫(mo)屬(shu)。宮(gong)本(ben)一夫(fu)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北疆(jiang)史的考古学研(yan)究》正(zheng)是这樣(yang)一部(bu)根(gen)據(ju)考古資(zi)料(liao)展开、運(yun)用考古学方法，探(tan)討(tao)中国古代北方与中原之间历时性关系的研究著作。

《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作者: [日(ri)]宫本一夫，譯(yi)者:黃(huang)建秋(qiu)。思(si)庫(ku)｜江(jiang)蘇(su)人民(min)出(chu)版(ban)社2023年2月(yue)。

撰(zhuan)文｜陳(chen)翔(xiang)

一

宫本一夫先生現(xian)任(ren)日本九(jiu)州(zhou)大学人文科(ke)学研究教(jiao)授(shou)，是知名的日本東(dong)亞(ya)考古学專(zhuan)家(jia)。他的研究領(ling)域(yu)十(shi)分廣(guang)闊(kuo)，包括(kuo)中国青(qing)銅(tong)器、东北亚陶(tao)器編(bian)年、东北亚农耕社会的起(qi)源(yuan)与发展、东北亚青铜器的譜(pu)系与擴(kuo)散(san)、东北亚初(chu)期鐵(tie)器文化(hua)的谱系与扩散、东北亚古代国家形成過(guo)程(cheng)的比較(jiao)研究等(deng)。对此(ci)，宫本教授直(zhi)言(yan)“我的研究目(mu)標(biao)是整(zheng)个歐(ou)亚大陸(lu)” （《宫本一夫教授訪(fang)談(tan)录》），可见其治(zhi)学取(qu)向(xiang)与風(feng)格(ge)之一斑(ban)。

2014年，广西師(shi)范大学出版社引(yin)進(jin)了日本講(jiang)谈社的“中国的历史”書(shu)系，蔚(wei)为当年国内讀(du)书界盛(sheng)事之一，該(gai)书系第(di)一冊(ce)《从神(shen)話(hua)到(dao)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便是宫本一夫教授所著。此次(ci)新近(jin)出版的《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则是宫本教授的代表(biao)作之一，亦是其第一本学術(shu)专著。不同于《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一书的普(pu)及(ji)性定(ding)位(wei)，《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则是完(wan)完全全的純(chun)学术性专著，对于未(wei)受(shou)过考古学訓(xun)練(lian)的普通(tong)读者而言，存在一定的閱(yue)读難(nan)度(du)。因(yin)此，对于各章(zhang)主(zhu)要内容(rong)的歸(gui)納(na)就略(lve)顯(xian)必(bi)要。

本书除“前言”和“第十章”總(zong)結(jie)外，共有八章内容：

第一章“中国北疆的时空框(kuang)架(jia)”和第二章“中原及其邊(bian)境(jing)的形成”可以(yi)視(shi)作总論(lun)，是作者从“长时段(duan)”角(jiao)度对中国古代北疆与中原关系进行(xing)的发生学意(yi)義(yi)闡(chan)釋(shi)。所謂(wei)“中国北疆”，即(ji)“指(zhi)从内蒙(meng)古中南(nan)部到遼(liao)西—辽东的地区。该地区正好(hao)与长城地帶(dai)重合(he)”。在文字(zi)出现之前或(huo)缺(que)少(shao)文字材(cai)料时，陶器一般是考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ji)礎(chu)材料，也是建立(li)年代学框架的标準(zhun)器物(wu)，在中国古代北疆的研究中亦莫能外。第一章的主要内容便是作者从各地区出土(tu)陶器入(ru)手，以類(lei)型(xing)学为方法建立起了“北疆”的年代学框架。概(gai)而言之，作者將(jiang)北疆地区的地域文化分为3个階(jie)段：第一阶段对應(ying)于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裴(pei)李(li)崗(gang)、磁(ci)山(shan)文化至(zhi)仰(yang)韶(shao)文化廟(miao)底(di)溝(gou)类型（公(gong)元(yuan)前6000—3500年），第二阶段对应于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wan)期至龍(long)山文化时期（公元前3500—2000年），第三(san)阶段对应于中原地区二裏(li)頭(tou)文化至戰(zhan)国时期（即夏代至战国时期，公元前2000—200年）。

“我者”与“他者”是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永(yong)恒(heng)命(ming)題(ti)之一，自从人类出现交往、交流(liu)之后，“我者”的边界往往需(xu)要依靠“他者”才(cai)能界定，北疆社会的特(te)性同样需要在长城地带以南地区的映襯(chen)中才能得(de)以厘(li)清(qing)。因此，在第二章中，作者著(zhe)重探讨了中原地区农耕社会的形成以及邁(mai)向早期国家的过程。作者认为，龙山时代以后，中原地区各地域集(ji)團(tuan)开始合并，北疆地带开始出现介(jie)于农耕社会与狩(shou)采(cai)社会之间的畜(chu)牧农耕社会，后者与此时的氣(qi)候(hou)变化密切(qie)相关。自此，新出现的畜牧农耕社会与華(hua)北定居(ju)农耕社会开始冲突、对抗，成为后来推(tui)動(dong)中国史发展的原动力(li)之一。

《长城：中国的故事》劇(ju)照(zhao)。

从第三章开始，作者轉(zhuan)入对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具(ju)體(ti)研究中。第三章“朱(zhu)开沟文化 李家崖(ya)文化和夏家店(dian)下(xia)層(ceng)文化”是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朱开沟文化、晉(jin)陜(shan)高(gao)原的李家崖文化和燕山以南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作者认为，这三处考古学文化是与夏、商(shang)王朝相对的北方式青铜器文化，自新石器时代末(mo)期开始，后者便处于中心地位，而前者则是发展遲(chi)緩(huan)的周边地区。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气候变化導(dao)致(zhi)内蒙古中南部内部各集团出现对立、冲突情(qing)況(kuang)，促(cu)使(shi)该地区出现了防(fang)御性質(zhi)的石城，而黄河(he)中游亦形成了土城。在此之后，晋陕高原的李家崖文化开始成为能夠(gou)殷(yin)商对抗的地方勢(shi)力。总体来说，作者认为，这一时期长城地带的青铜文化，是为了与中原王朝对抗而发展出来的实用青铜文化，例(li)如颇具李家崖文化特点的有銎(qiong)斧(fu)、有銎鉞(yue)和长刀(dao)等便是为了与商王朝对抗而开发的武(wu)器。

第四(si)章“西周的燕与辽西”在时间上由(you)夏商順(shun)延(yan)至西周，作者重点讨论了西周早期分封(feng)建立的燕国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作者通过对北京(jing)琉(liu)璃(li)河燕国墓(mu)地的研究，颇为有识地提(ti)出燕国是由燕侯(hou)家族及其直系家臣(chen)，新近臣服(fu)于周王朝并成为燕侯家臣的殷代貴(gui)族，以及地位较低(di)的本地豪(hao)族等三个阶层構(gou)成的。作者又(you)通过对燕山南北两地的墓葬(zang)、青铜器的研究，指出燕山以南地区从二里岗上层阶段开始，本土势力逐(zhu)漸(jian)采用商王朝的祭(ji)祀(si)方式，但同时具有与长城地带相同的地域特征。西周初期部分本土势力被纳入封地统治系统当中，到了西周早期，隨(sui)着燕国势力的削(xue)弱(ruo)，北方本土因素(su)又开始不斷(duan)加(jia)強(qiang)。而处于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则大部分是地方政(zheng)權(quan)的领地。

第五(wu)章“石棚(peng)文化圈(quan)及其社会”和第六(liu)章“辽寧(ning)式铜劍(jian)文化圈及其社会”两章将视線(xian)持(chi)續(xu)东移(yi)，以石棚和铜剑为中心分析(xi)当地文化的社会结构。

石棚是一種(zhong)特殊(shu)的墓葬形制(zhi)，根据结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大型石盖及其下部石室(shi)构成的石棚或桌(zhuo)式石棚，另(ling)一类是由石盖和支(zhi)石构成的棋(qi)盤(pan)式石棚（即大石盖墓）。中国的石棚主要分布(bu)于辽东地区，年代从西周延续至战国前期。作者通过梳(shu)理两地石棚的变遷(qian)，认为辽东半(ban)島(dao)的多人葬的桌式石棚逐渐演变为个人集团墓的大石盖墓，而辽东内陆则从多人葬的桌式石棚演变为依然是多人葬的大石盖墓，这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地域性差异。

辽宁式铜剑，国内一般称作“东北系铜剑”，是先秦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流行的一种形制獨(du)特的青铜兵(bing)器。作者在第六章对这类铜剑的地域性差异作了詳(xiang)細(xi)的考察(cha)，认为此类铜剑可分为辽东和辽西两个区域，还通过对各个小(xiao)区墓葬结构的分析，厘清了各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差异。具体而言，作者认为，从西周后期开始，随着燕文化势力的衰(shuai)弱，宁城地区、大淩(ling)河流域產(chan)生了显示(shi)其社会发展特征的武器即辽宁式铜剑。此后，这类铜剑逐渐向外传播(bo)，最终在该地区形成了以辽宁式铜剑作为禮(li)器的等級(ji)社会。直到战国前期、中期，辽东地区的辽宁式铜剑才具備(bei)了武器的功(gong)能，这与燕文化在这一时期扩張(zhang)至该地区有关。到了战国后期，辽宁式铜剑的制造(zao)技(ji)术再(zai)次革(ge)新，同样与燕国在该地区設(she)置(zhi)辽东郡(jun)后二者矛(mao)盾(dun)进一步(bu)激(ji)化有关。因此，作者提出，燕国的出现促进了周边地区社会分层和地区合并，改(gai)良(liang)、强化自身(shen)特有的武器即是最为明显的表征。

从第七(qi)章开始至第九章，作者将时间线下延至战国时期，讨论了这一时期燕国（第七章“战国的燕及其扩张”）、田(tian)齊(qi)（第八章“田齐政权”）和鄂(e)爾(er)多斯(si)青铜器文化（第九章“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的消(xiao)亡(wang)”）的情况。

在第七章中，作者利(li)用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铜器、陶明器和青铜武器銘(ming)文对此时燕国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作者提出，随着山戎的衰弱，春(chun)秋后期燕国力逐渐得到恢(hui)復(fu)，此后燕国铜器和陶明器都出现了“复古”现象，意味(wei)着祭礼发生了新变化，反映出燕国统治阶层对春秋后期甚(shen)至西周前期祭礼的憧(chong)憬(jing)，背(bei)后更深(shen)层的内涵则是统治者借(jie)此强化以血(xue)緣(yuan)为基础的王权统治能力。与之相呼(hu)应，青铜兵器形制和铭文亦能反映出这一时期存在的政治、軍(jun)事制度改革。周边地区的墓葬形態(tai)，则能反映出燕国此时的扩张情况。燕国的扩张一直持续至战国后期辽东郡的设立，可以燕长城即是新领地范围的体现。作者同时指出，燕国对新领地很可能采取了以王族等为中心来控(kong)制个別(bie)都市(shi)的管(guan)理方式，尚(shang)未建立起秦国中央(yang)集权下的地方管理体系，这一点与燕国在燕山以南地区的统治方式亦有所不同。

作者在第八章中利用金(jin)文、陶文、瓦(wa)当和田齐王陵(ling)复原了田齐的样貌，因涉(she)及诸多细節(jie)，此处不再贅(zhui)述(shu)。第九章则讨论了西周以后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文化地域性发展情况。作者认为，春秋后期，燕山地区很快(kuai)就在燕国的社会及文化影响下被合并起来；战国后期，内蒙古中南部的涼(liang)城地区虽然受到赵国的社会及文化影响，但是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社会分层穩(wen)步发展，后者的社会发展方向与西汉初期單(dan)于所建立的匈(xiong)奴(nu)游牧国家有关。在青铜短(duan)剑被铁质武器、工(gong)具所取代的战国中期，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亦开始走(zou)向了消亡。

宫本一夫，日本考古学家，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yuan)教授，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原会长。主要研究东亚范围内从新石器时代到初期铁器时代的比较考古学及比较文明论，是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03年榮(rong)獲(huo)第十六屆(jie)濱(bin)田青陵獎(jiang)，获優(you)秀(xiu)考古学研究者荣譽(yu)称號(hao)。代表作有《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东北亚的考古学研究》《岱(dai)海(hai)考古（二）──中日岱海塘(tang)考察研究報(bao)告(gao)集》等。

二

通过九章的内容，宫本一夫教授对秦统一前中国古代北疆近6000年历史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若(ruo)以秦始皇长城的修(xiu)築(zhu)为界，完全可以将此书称为“长城史前史”。宫本教授十分精(jing)彩(cai)地勾(gou)勒(le)出这一地区的动态历史面貌，视野(ye)寬(kuan)广、思維(wei)敏(min)銳(rui)。例如第四章通过琉璃河燕国墓地研究对燕国社会结构的复原、第五和六章以石棚和辽宁式铜剑分析社会形态和演进历程、第七章在器物中析出战国燕政治与军事制度改革的事实和脈(mai)絡(luo)，作者由物质文化入手而最终落(luo)实到社会结构、形态和制度的研究上，最终的结论亦兼(jian)具宏(hong)观性与微(wei)观性，真(zhen)正做(zuo)到了中国考古学界常(chang)说的“透(tou)物看人”。这些研究无论在方法论层面，还是具体认识上，都颇具新意与卓(zhuo)识，具有示范性意义。

不过，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我认为本书亦存在一些不足(zu)，以下野人献芹(qin)，略陈一二。

首(shou)先，从本书的内容编排(pai)谈起。我们知道，考古学研究论著常常給(gei)人单調(tiao)、乏(fa)味之感(gan)，在涉及类型学、年代学的辨(bian)析和研究时尤(you)其如此。作者在寫(xie)作时所預(yu)设的读者可能是专業(ye)内的学者，并且(qie)是精于该书研究对象的专家，因此整体上来看，本书在各章节内容和章节之间关聯(lian)上不够清晰(xi)，需要读者自行理出一條(tiao)纵橫(heng)线索(suo)。当然，这一情况可能跟(gen)日語(yu)写作习惯或作者个人行文风格有关，无須(xu)过多深求(qiu)。

其次，则是本书的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取向方面。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北疆地区或长城地带属于中国的农牧交錯(cuo)带，連(lian)接(jie)着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以更加宏大的视角来看，这里地处欧亚草(cao)原东部边缘，还是古代中外文化的交匯(hui)处。本书所讨论的诸考古学文化或輸(shu)出、或输入，都与欧亚草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密切的交流，这些交流往往也会在中原地区各时期文化中有所体现。

以朱开沟和李家崖文化为例，作者多次强调“该地区独特的青铜器文化特别是青铜武器，是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具有长城地带特色(se)的石刃(ren)骨(gu)剑等传统中发展而来的，青铜短剑是该地区独立发明的。具有李家崖文化特点的有銎斧、有銎钺和长刀等是为了与殷对抗而开发的武器。因此，长城地带的青铜器文化显然是需要实用器即用于打(da)仗(zhang)而开发出来的具有实用價(jia)值(zhi)的青铜器文化。青铜彜(yi)器中有些明显是本地的……这是在与殷势力对抗中发展出来的。”给人的感覺(jiao)似乎是，朱开沟、李家崖的青铜文化只(zhi)是在“冲擊(ji)—回(hui)应”模(mo)式中应对中原王朝而創(chuang)造出来的。然而，从二者出土的其他青铜器来看，把(ba)朱开沟、李家崖青铜文化视作在中原与欧亚草原文化共同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才更近事实。

比如，朱开沟遺(yi)址(zhi)出土的空首斧范便可能来自欧亚草原地区、環(huan)形器则与安(an)德(de)羅(luo)諾(nuo)沃(wo)文化存在关系、环狀(zhuang)耳(er)环可能与切木(mu)尔切克(ke)文化存在关联；李家崖文化所出的一类有銎斧，则可能与伊(yi)朗(lang)高原的同类武器存在联系。我们在朱开沟遗址既(ji)能看到属于中原文化因素的青铜鼎(ding)、爵(jue)、戈(ge)等，也可以发现上述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李家崖文化则更进一步，对不同的外来因素器物都进行更具有本地特色的改造。因此可以说，作为中间点的朱开沟和李家崖文化，起到了连接和沟通欧亚大陆南北两端(duan)的作用，它们通过吸(xi)收(shou)、改造与转化两端传播而来的文化因素，最终创造出了带有自身特色的物质文化面貌。与此同时，这些地处中间地带的考古学文化又反向输出了自身的器物，例如在蒙古高原和米(mi)努(nu)辛(xin)什(shen)克盆(pen)地便发现了富(fu)有朱开沟文化特色的蛇(she)紋(wen)鬲(ge)和袋(dai)足鬲、在中原地区夏商遗址中则发现了大量(liang)来自长城地带的青铜兵器、車(che)馬(ma)器等。

由此可知，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长城地带的诸考古学文化確(que)实遜(xun)于中原王朝，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完全处于被动发展的状态。本书作者的研究多少带有一絲(si)“中原中心主义”傾(qing)向，同时整体上又明显预设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場(chang)，而这在当下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都已不太(tai)多见。伊曼(man)紐(niu)尔·沃勒斯坦(tan)（Immanuel Wallerstein）曾(zeng)对将现代民族国家作为考察社会、历史的基本分析单位这一研究取向，进行过持续而系统的批(pi)判(pan)，他认为这一缘于19世紀(ji)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化的研究方法，大大阻(zu)礙(ai)了我们对历史真相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实际上，从上述所论可知，沃勒斯坦的这一见解(jie)在早期文明研究中尤为適(shi)用。

綜(zong)上所论，虽然我对本书有所批評(ping)，但仍(reng)然认为此书是一部嚴(yan)肅(su)而独到的学术论著，特别是宫本一夫教授在具体研究中所展现的视野、角度和方法讓(rang)人尤为佩(pei)服。若以书中所论独具特色的长城地带青铜兵器作喻(yu)，可以说，宫本教授的研究在宏观上如长兵鈍(dun)器有銎斧一般横掃(sao)如风，在微观上又如短兵寸(cun)铁青铜剑一般靈(ling)动精巧(qiao)，这样的功力是人文社科学者们夢(meng)寐(mei)以求卻(que)又不易(yi)达至的。

撰文/陈翔

编輯(ji)/李永博

校(xiao)对/盧(lu)茜(qian)返(fan)回搜(sou)狐(hu)，查(zha)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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