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新、陆琳：五大因素阻碍经济恢复，怎么破？

导读：本文根据6月17日作者在第45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观察者网经授权发布，未经作者审核。

郭美新：

当前阻碍经济恢复的问题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消费、地方债、房地产、民间投资和外需，我们逐一讲讲更具体的数据和证据。

消费不足：可能导致经济恶性循环

首先来看消费。衡量消费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均消费支出。在这张消费增速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点出现在2011年，当时的消费年增速超过15%。但是疫情前的2019年，消费增速已经跌到了10%以下，大概是在8.3%。所以整个人均消费支出呈现出降速较快的趋势。

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跟支出的增速是完全一致的。除了这两点以外，绿色的线是居民的消费倾向（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十年前大概是75%（右轴），但是疫情之后2020年已经跌到60%左右。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的收入上升了，但消费比例下降了，相对来说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也是我们整体收入上升之后，必然带来的一个结果。

居民消费信心，在过去一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0年初期的时候，我们的消费信心还是非常足的。大家对疫情控制都比较有信心，后来因为疫情的扩散，信心开始下降。虽然到2023年消费信心有所恢复，但恢复幅度还是比较小的，仍处在低位。

由于消费不足，很多企业、商场和饭店都关门了，所以企业的开工也很不足，这样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也会下降。新增就业岗位下降之后，导致GDP增速恢复比较慢，老百姓的收入也比较低，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我们消费不足，就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消费不足，必须要把它扭转过来。

地方债：需要中央政府采取措施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地方债。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究竟有多大，我们有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做了深入研究。据他估算，2020年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接近100万亿，大概就是当年2020年GDP的95%，接近百分之百。而且债务率已经达到了346%，这远远超出了IMF建议的90-150%的标准，所以地方债规模还是非常庞大的。

地方政府有没有财力来支持，或者支付利息偿还本金呢？很可惜，我们发现即使地方政府财政盈余，再加上地方国企的利润，依然不足以用来支付利息。利息大概是3%，而地方可用财力（地方财政盈余+国企利润）只有地方债的1.9%。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帮助地方政府来解决债务问题。

我们研究发现，地方财力下降主要是因为地方财政压力比较大，而最近房地产行业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度下降，是地方财力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这样，地方发展经济肯定是动力不足的。

这位博士生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既估算了规模，又分析了成因，还做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也有一些案例分析。比如，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的地方债特别高，导致投资增长很慢，从而产生就业不足，很多人开始流出这个区域。这个区的基础设施各方面都比较差，生产率也比较低，最后GDP回落了。

通过案例分析，以及比较详细的统计分析，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如果一个地区的地方债比较高，那么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不会好，因为政府已经没有动力和能力来扶持经济发展了。

很多地方政府也在尝试各种办法来缓解地方债务压力，但是我们发现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而且这些成功案例也很难推广至全国。

一个是江苏的镇江模式。其做法是本地的银行参与债务置换；此外，当地政府还成立化债基金，推动城投公司化解债务及市场化转型。但问题是，他们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镇江有很丰富的金融资源，而且本地的市场和企业主体非常活跃，镇江拥有35家金融机构和21家上市公司。

另一个是贵州的茅台模式。做法是通过本地国企茅台和云南白药转让国有资产权益的办法帮政府筹资，缓解了债务危机。茅台模式成功的前提条件是地方上存在优质上市国企。

这两个成功的案例全国很难推广，所以中央政府进一步的救市措施肯定是需要的。

房地产：长期拐点基本到来

第三个问题是在房地产。其实房地产跟消费和地方债是息息相关的。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房地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7.24%，之后一直缓慢下降。房地产对GDP的贡献率也是2019年达到峰值，大概是14.2%，后来出现一点点小幅波动以后，最近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2022年，房地产的低迷拖累了经济增长。

2021年商品房销售额和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我国商品房销售的历史峰值，分别为18.19万亿和17.94万平方米。2022年出现大幅度下滑。今年一季度出现明显的恢复，但是二季度的销售额、销售面积以及新房的开工面积，各种指标都同比下降，足见房地产市场不太活跃。

价格上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今年一季度，商品房价格出现涨幅收窄的情况，但是二三线城市房价持续在下跌，同比转负。所以房地产不仅是从规模上已经见顶了，从价格上也是处于同比转负、低速发展的趋势中。

房地产融资也是非常难的，2021年房企融资“三条红线”的实施，使得房企融资非常困难。虽然支持房地产的“金融16条”提出来了，但我们去看房企的资金来源，无论贷款、销售收入、自有资金和应付款项都出现了下降，特别是自有资金是负的。所以整个房地产行业比较困难。

民间投资：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的三大原因

第四个问题就是民间投资。今年的数据比较差，前四个月民间投资的增速大概只有5.2%。从2022年开始民间投资的增速一直在低位徘徊，今年比去年还要差一点，而且还再继续往下跌。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民营经济活力不足，一个是社会的舆论对民营经济经常有攻击，民营企业家们有群体性的焦虑。二是，很多民营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技术能级不太高，现在还面临技术转型升级的困难。

第三，很多民营企业家是没有公开上市的家族企业，或者家人亲戚都在企业就业，所以接班人问题也很棘手，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发展活力也会受影响。

外需：除港澳台外实际利用外资占比持续下降

第五个问题就是外需。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是越来越低了，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变大，外需特别是经常项目的余额相对于GDP来说，量比较小了。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最近五年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不像以前达到60%。

另一方面，外部经济环境比较严峻，各个国际组织对今年GDP的预测在2.2-2.8%之间，是小于去年的3%。另外可以看到美国和欧洲，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他们的货币处于非常紧缩的状态，世界债务占GDP的比例处在高位。

再看中国自己的数据，近十年我们的进出口也出现了趋势性下降，刚刚加入WTO的前十年，出口增速非常快，接近20%，最近十年增速变成了6.54%，低于印度和南非。

中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下降趋势都是一样的，而且对欧盟和美国出口下跌的幅度，比我们的总出口跌幅还要大，可见我们现在对发达国家市场出口量丧失得比较多。

再看实际利用外资，我们的的实际利用额一直在上升，但是我们的实际利用外资增速逐年在慢慢地下降，尤其是把港澳台这三个地区的外资剔出去之后的核心外资的实际利用。这部分实际利用的核心外资，每年都比较稳定，在2013-2022年间大概在39-47亿美元之间小幅度波动。但其实这部分实际利用的核心外资占比下降得非常快速，到2022年的时候，已经低于三分之一，以前曾经到达过70%，相当于萎缩了一半。

我们看一下美国对华投资，最高点是在我们刚刚加入WTO的初期，就是在2002年达到54.24亿美元。当时美国对华投资占到整个外资在华投资额的10%左右，之后占比逐年下降。最近十年美国对华投资额，平均是25亿美元，去年已经达到了最低水平，占比只有1.17%。

以上就是阻碍中国经济恢复五个问题，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由陆琳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要出台扩张性的政策对冲经济下滑风险

陆琳：

刚才郭美新老师从消费、房地产、地方债、国际经济等方面，给我们介绍了存在的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不去解决，会放缓经济的复苏，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速。长期来说，会影响203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的实现。短期来说，会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面临一些重大风险，比如说就业不充分、青年失业率的上升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另外，如果消费低迷会带来产业升级放缓，会逆转中国赶超的态势。最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升也会受到制约，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

所以我们要转变思路，以寻求解决办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改革的历史，其基本方向是简政放权，表现在宏观经济上是反复过热。最近十几年来，国家治理走向规范有序，治理能力大幅度提升，表现在宏观经济上避免了大起大落，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收缩效应。

因此，我们要转变基本的宏观经济治理的思路，要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冷，要有意识的出台一些对冲的扩张性的政策，来对冲由于收缩性的政策带来的一些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风险。具体的政策建议，有五个方面。

促销费：要多管齐下

消费者的信心严重不足，我们认为，有几项具体的促销费政策可以实施。短期来看，可以由中央政府推出消费补贴政策，在支付环节补贴消费者。

通过我们对上海市的调研以及有关学者对于绍兴市政府发放电子消费券的经验，一元政府补贴通过杠杆放大效应，可以带来四元的消费支出。因为我国流转税的制度，四元的消费支出可以带来至少一元的财政收入。从财政支出的角度而言，可能支出没有扩大，反而缩小。总的来说，这个政策在刺激消费的同时，并不会带来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

在增值税的划分方面，我们建议由依据生产地原则改为部分依据消费地原则征收。当前我们是依据生产地原则来划分增值税的收入，它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动力去扩大投资，这样会导致重投资、低消费的情况出现。

如果能采取50%按生产地征收，50%按消费地征收，这样就可以使地方政府能够鼓励居民消费，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汽车消费方面，还有很大的刺激空间。今年汽车消费态势虽然明显趋好，但总的来说，消费仍然是不足的。我国汽车拥有量还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首先，要在燃油车排放标准方面，可以用经济手段来使消费者逐步报废排放标准较低的机动车。再有，把燃油车的排放标准的提高，放在对于生产者的限制和规范上，而不是放在消费者的购车环节。

最后，对于特大城市和大型城市，我们希望能够推出车牌改革措施，能够逐步放开汽车购买环节的限制。对于有购车限制的那些城市，能够盘活存量，设计试点车牌租赁和转让机制，让那些闲置车的车主能把车牌转让给有很强购车和用车需求的消费者，保护他们的消费需求。

化解地方债：建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力化解

我们建议存量债务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力化解，建议对债务负担比较过重的地区采取试点，由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置换地方存量债务。同时设立债务重组基金，借鉴四大国有银行重组经验，逐项化解不良债务。对于新增的债务，建立新增的举债机制。

为什么由中央政府发债置换地方债务，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

首先，对比国际上的其他国家，中国的中央政府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是相对较低的，所以举债空间还比较大。第二，发行低利率的国债来置换利率比较高的地方债，能够降低偿债成本。第三，这也与我国财政制度更加相配，我国现有的制度中，财政收入中国中央政府占比很高，但在支出方面，中央政府占比是比较低的。

以2021年统计数据为例，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为45%，但财政支出仅为14%；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为55%，但财政支出占比达86%。

房地产：稳定预期是关键

因为当前购房者对于是否要征收房地产税以及何时征收房地产税存在很大担忧，所以我们认为，要明确宣布短期内不会开征房地产税，这样消除不确定性因素，能够稳定购房者的信心。

此外，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因城施策，这样可以使真正的刚需和改善性的需求得到释放。

目前在融资方面，民营房地产企业、特别是头部企业，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我们希望对于他们合理的经营融资需求，政府能够提供有力支持。

民间投资：稳定民企信心是重中之重

民营企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担忧，有各种各样的困惑，我们认为稳定民营企业的信心是重中之重。

首先，民营企业家不仅是自己人，而且政府应该明确民营经济的政治地位，是和国有经济体一样，是党长期执政的经济基础。具体的做法可以开放一两个民营企业进入比较困难的产业，培育一两个新兴产业，来引导民营企业进入和扩大投资。

提振外需：加大开放力度

提振外需方面，我们的建议是加大开放力度，稳外资和稳外贸，别人越是限制我们出去，我们越应该坚持对外开放，鼓励他们进来。

首先就是要简化外商来华的签证流程，灵活处理签证对等问题，使得想要来中国进行投资、进行交流的外商能够更便利地来到中国。第二，缩短外资负面清单；第三，加大RCEP落地。

以上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五方面措施，我们希望这些措施的实施，能够有力提振外需，稳定经济增长，降低经济增速下滑带来的不确定风险。

最后做个总结，我们认为必须逆转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不断下行的趋势。宏观经济趋势性过冷是新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风险，新时期宏观经济治理的基本任务应该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冷。短期内，亟需从消费、房地产、地方债、民营经济、外资等角度多箭齐发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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