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采宜：老龄化是人类无法逆转的必然宿命
林采宜：老龄化是人类无法逆转的必然宿命
本文作者林采宜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张菁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研究员。
近50年，世界人口预期寿命由60岁增长至73岁，同时出生率由3.1%下滑至1.7%，目前，全球65岁以上人群占比达9.6%。在寿命持续增长以及出生率不断下降之下，人口年龄结构趋向于老龄化是地球人共同的宿命。
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目前高达12.41%，大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由于育龄人口基数的减少、新时代的生育观念改变以及抚养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未来中国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因此，中国社会由老龄化逐步走向深度老龄化已是不可避免。
由于年轻人口既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同时也是消费力，人口老龄化必然从供求两端导致经济增速下行。
正文：
一、老龄化是全球人口面临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
数据显示，最近五十年来，全球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从1972年的2.03%降至2022年的0.94%，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推算，预计至2080年，人口将到达约104亿的峰值[1]。然后进入绝对数负增长的阶段。就是随着大量老人离世，地球上的总人口越来越少，人口结构从不断老龄化逆转到不断年轻化的周期。
作为世界人口大国，2021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分别达14.1亿和13.9亿，合计占全球人口近四成，由于两国出生率的差异，印度将于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人口总数及其增长情况来看，近10年，刚果金、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的人口增长速度分别高居38.4%、29.8%、28.4%，同期日本人口减少了1.4%；俄罗斯、泰国、德国、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低于5%，美国为6.5%。总体而言，人口增长最快的多为非洲经济落后、医疗条件较差的国家，而日本以及欧洲部分发达国家普遍生育率更低。
近50年，世界人口预期寿命由60岁增长至73岁，同时出生率由3.1%下滑至1.7%，在预期寿命持续增长以及出生率不断下降之下，人口年龄结构趋向于老龄化。
与此同时，生育率和平均寿命都存在显著的地域差距。2021年，全球平均生育率为2.3，其中非洲平均生育率超过4，而欧洲、北美洲的女性平均生育率低于2[2]。随着少生优育逐渐成为社会观念主流，少子化是高收入发达国家共有的现象。相比之下，以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非洲和其他亚洲贫困地区，人们通过高生育率来提高产出和收入；此外，宗教信仰也是一些种族生育率高的重要因素。在平均寿命方面，落后国家预期寿命低于全球平均寿命7岁，这也是其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的重要因素。
自2014年以来，15-64岁的劳动人口比重从65.6%的峰值开始逐步下行，截至2021年，降至65.1%，同期全球65岁以上人群占比上升至9.6%[3]。其中德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86、1992、2009和2010年见顶。美国15-64岁人群占比呈现波动走势，在自然人口低增长时，移民对人口增加及年轻化起到积极作用；巴西、印尼和印度等地因出生率较高而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
二、各国人口的教育水平和人均财富创造能力差异显著
从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教育年限较高。其中加拿大、日本、爱尔兰、韩国、美国、卢森堡、英国25-64岁人群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均超过五成（2021年数据）。多数欧美国家为高等教育提供助学金和无息贷款，甚至免费教育。相比之下，中国目前25-64岁人群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18.5%，略高于印度（13%），远低于OECD的均值39%。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大是中印两国平均教育程度偏低的重要原因。人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20个国家的人均GDP的均值在6.14万美元，而同期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分别为1.26和0.23万美元，印证了教育水平在人口红利中的价值。
三、移民也是人口变迁的重要因素
截止2020年，全球移民存量总数达2.81亿人，占全球人口比例3.6%。从流向来看，移民人口主要由发展中国家迁移至高收入发达国家[4]。最近5年的移民数据显示，美国（497万人）是最大的迁入国，其次是德国（183万人）、哥伦比亚（175万人）、俄罗斯（168万人）和加拿大（156万人）。通过移民吸收国际人口流入，一方面可增加本国劳动力，同时高技术人才流入还可提升本国创新力。巴基斯坦是最大的迁出国，近五年人口总流出512万，其次是委内瑞拉和印度，分别流出420万人和171万人，此外孟加拉国（-108万人）、南苏丹（-107万人）和中国（-101万）的人口净流出都在百万以上，这些外流的基本上都是劳动力人口。
四、中国不同区域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从存量看，截止2021年，全国总人口达14.12亿，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从增量看，中国近10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仅0.49%，2021年更是低至0.09%。
从年龄结构来看，近10年来0-14岁的群体占比从18.37%下降至17.6%，同期15-59岁的人群占比[5]从69.2%降至63.6%，劳动力成本随着供给减少而日益上升，中国经济的增速伴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由2010年的10.6%下行至2019年的6.0%（剔除20-21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与此同时，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在持续扩大，10年上升3.96个百分点，目前占比为12.41%，中国社会已经由老龄化逐步走向深度老龄化社会。
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已低于同期日本的1.34[6]。继2016年开放二胎政策后，2021年我国进一步推出“三孩政策”来促进人口结构的改善。但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的实际新生人口只有1062万，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滑至1.15，由于育龄人口基数的减少、新时代的生育观念改变以及抚养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未来中国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是难以逆转的趋势。
由于年轻人口既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同时也是消费力，人口老龄化必然从供求两端导致经济增速下行。
从区域结构来看，不同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较大。2020年，广东、北京、浙江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占比最高，分别为68.8%、68.5%和67.9%；河南、广西、河北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低，分别为58.8%、59.7%和59.9%。东北、川渝地区老龄化严重，其中辽宁、重庆和四川65岁以上人群占比分别高达17.4%、17.1%和16.9%，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地出生率低，另一方面因为年轻人口持续流出。
目前西藏老龄人口占比最低，只有5.7%，这跟当地人均寿命只有68岁有关，全国最低的人均寿命叠加全国最高的出生率（1.42%）是西藏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新疆，65岁以上老龄人口只有7.8%，人均寿命较低以及援疆政策带动的人口流入是主要因素。此外，西藏和新疆的高出生率与其宗教信仰有关。此外，广东也是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省份，目前65岁以上老人占比是8.6%，这与当地的高出生率和大量劳动力人口流入有关。
五、人口流动是不同地区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
2010-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由2.21亿人增长至3.76亿人。从流向趋势分析，广东、浙江、上海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地，目前累计人口净流入（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均超千万，分别为2815万人、1399万人、1012万人；河南、安徽、贵州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目前累计人口净流出分别为1585万人、1028万人、762万人。近10年，人口流出的地区个数不断增加，集中汇入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人口迁入对老龄化程度较重的发达地区，例如上海、江苏等地提供劳动力和人才补充，而东北、川渝等地在老龄化加深的同时，面临人口外流的压力，长期看人口结构趋向恶化。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2015-2020年，我国小学、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提升至20%、9.9%、7.9%，未上过学的文盲人口占比从2.4%下降至2.1%，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总体上在逐步提高。
六、“教育市场化”导致受教育程度的城乡差距和地域差距进一步拉大
从区域数据来看，北京、上海、天津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超过1/4，分别为42%、33.9%、26.9%，而广西、贵州、西藏、云南、河南、江西等地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不足12%，“教育市场化”导致受教育程度的城乡差距和地域差距进一步拉大，寒门再难出贵子，北京大学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其农村生源比例在15.1%，而1978-1988年该比例超三成。
注释：
[1]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
[2] 数据来源：联合国。
[3] 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值为7%。
[4] 叙利亚流入人数居高是受战乱和宗教信仰等影响。
[5] 统计数据采用国外普遍退休年龄65岁为分界，而中国目前男性退休年龄60岁、女性50岁。
[6] 第七次人口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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