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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lingxitongchulekeyihuodedalianggongjibaifenbijiacheng，houqihainengdafutishenggongjisudu。tongchengjisong：zhuanrenzhidi，wenjianbangmaishangpindangaochongwushengxianriyongpinxianhuayaopindaisongpaotui，pingjunxiaoshishandiansongda;gezhongPVPhePVEyouxizhengzaidengdaiwanjiatiyan，wanjiakeyiziyouxuanzezijixihuandewanjialaiwanyouxi；zuoyigewenwushuangquandeguan，bangzhunideshengshangchulibianjingdezhanshi，jiesuodaogengduodequanxian。gengrenxinghua，keshiyongtongyizhanghaozaiwangzhanheshoujiduansuiyiqiehuan，shoujibendiyuwangzhanzhongdeshujiagongnengshixiantongbuhuaguanli。徐(xu)之(zhi)凱(kai)評(ping)《英(ying)德(de)對(dui)抗(kang)的(de)興(xing)起(qi)》︱立(li)於(yu)修(xiu)昔(xi)底(di)德陷(xian)阱(jing)之前(qian)

《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英]保(bao)羅(luo)·M.肯(ken)尼(ni)迪(di)著(zhu)，王(wang)萍(ping)、李(li)高(gao)峰(feng)、胡(hu)二(er)傑(jie)等(deng)譯(yi)，王萍、崔(cui)建(jian)樹(shu)校(xiao)，商(shang)務(wu)印(yin)書(shu)館(guan)2022年(nian)11月(yue)出(chu)版(ban)，832頁(ye)，260.00元(yuan)

“使(shi)得(de)戰(zhan)爭(zheng)無(wu)可(ke)避(bi)免(mian)的原(yuan)因(yin)，是(shi)雅(ya)典(dian)日(ri)益(yi)壯(zhuang)大(da)的力(li)量(liang)，還(hai)有(you)這(zhe)種(zhong)力量在(zai)斯(si)巴(ba)達(da)造(zao)成(cheng)的恐(kong)懼(ju)。”偉(wei)大的希(xi)臘(la)歷(li)史(shi)學(xue)家(jia)修昔底德在他(ta)的曠(kuang)世(shi)名(ming)作(zuo)《伯(bo)罗奔(ben)尼撒(sa)战争史》中(zhong)作如(ru)是說(shuo)。2012年，美(mei)國(guo)哈(ha)佛(fo)大学教(jiao)授(shou)格(ge)雷(lei)厄(e)姆(mu)·艾(ai)利(li)森(sen)據(ju)此(ci)提(ti)出了(le)所(suo)謂(wei)的“修昔底德陷阱”，聲(sheng)稱(cheng)壹(yi)個(ge)新(xin)兴大国必(bi)然(ran)會(hui)挑(tiao)战守(shou)成大国的地(di)位(wei)，而(er)守成大国也(ye)必然会采(cai)取(qu)措(cuo)施(shi)進(jin)行(xing)遏(e)制(zhi)和(he)打(da)壓(ya)，兩(liang)者(zhe)的沖(chong)突(tu)甚(shen)至(zhi)战争在所難(nan)免。然而，新穎(ying)的詞(ci)匯(hui)难掩(yan)陳(chen)词濫(lan)調(tiao)。对于廣(guang)大历史学者、国際(ji)關(guan)系(xi)学者而言(yan)，这一“創(chuang)新”論(lun)斷(duan)如此耳(er)熟(shu)能(neng)詳(xiang)，足(zu)以(yi)讓(rang)这樣(yang)一个名字(zi)重(zhong)新浮(fu)現(xian)眼(yan)前——保罗·M.肯尼迪。

身(shen)兼(jian)美国耶(ye)魯(lu)大学历史学教授與(yu)英国皇(huang)家历史学会会長(chang)，1945年出生(sheng)在英格蘭(lan)的保罗·肯尼迪可谓是英美當(dang)代(dai)国际关系史的中流(liu)砥(di)柱(zhu)，其(qi)研(yan)究(jiu)貫(guan)穿(chuan)帝(di)国史、殖(zhi)民(min)史、海(hai)軍(jun)史、英德关系等。早(zao)在1973年，二十(shi)八(ba)歲(sui)的肯尼迪便(bian)以《薩(sa)摩(mo)亞(ya)的糾(jiu)紛(fen)：对1878-1900年英、德、美关系之研究》一鳴(ming)驚(jing)人(ren)，此後(hou)又(you)連(lian)續(xu)出版了《英国海上(shang)霸(ba)權(quan)的兴衰(shuai)》 （1976年）、《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 （1980年）、《外(wai)交(jiao)背(bei)后的现實(shi)：1865-1980年英国外交政(zheng)策(ce)的影(ying)響(xiang)》 （1981年）和《战略(lve)与外交》 （1983年）。其中《英德对抗的兴起》被(bei)西(xi)方(fang)学術(shu)界(jie)评论譽(yu)為(wei)“一方面(mian)透(tou)徹(che)地分(fen)析(xi)了国际关系背景(jing)的變(bian)化(hua)，另(ling)一方面有力地敘(xu)述(shu)了个人和杰出人物(wu)在決(jue)策過(guo)程(cheng)中的作用(yong)”。可以说，肯尼迪起自(zi)萨摩亚問(wen)題(ti)的多(duo)邊(bian)关系研究，在英德对抗的互(hu)動(dong)追(zhui)溯(su)中明(ming)確(que)了自己(ji)獨(du)特(te)的觀(guan)點(dian)与研究視(shi)域(yu)，最(zui)終(zhong)在1987年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集(ji)于大成，躋(ji)身当代史学研究大家之列(lie)。而商务印书馆2022年編(bian)译的这部(bu)《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无疑(yi)正(zheng)是保罗·肯尼迪形(xing)成中的以大国兴衰、海洋(yang)战略、工(gong)業(ye)实力与全(quan)球(qiu)外交为重的治(zhi)史观念(nian)的深(shen)刻(ke)體(ti)现，在深入(ru)探(tan)討(tao)了两个大国走(zou)向(xiang)对抗並(bing)將(jiang)世界拖(tuo)入战争的历程同(tong)時(shi)，展(zhan)现了作者对于国家競(jing)争、社(she)会互动、全球殖民、經(jing)濟(ji)整(zheng)合(he)等永(yong)恒(heng)时代話(hua)题愈(yu)加(jia)深刻的分析与反(fan)思(si)。

肯尼迪的“英德关系”竞合建構(gou)

作为一部国际关系史的力作，肯尼迪的《英德对抗的兴起》旁(pang)征(zheng)博(bo)引(yin)了大量材(cai)料(liao)，形成了一部鴻(hong)篇(pian)巨(ju)制。得益于英美高校学会背景身份(fen)，他能夠(gou)在七(qi)十年代大量接(jie)觸(chu)多国各(ge)類(lei)檔(dang)案(an)史料，与历史事(shi)件(jian)參(can)与者或(huo)其后代直(zhi)接接触交流，更(geng)能与书寫(xie)了《從(cong)庇(bi)特到(dao)索(suo)爾(er)茲(zi)伯裏(li)的英国对外政策基(ji)礎(chu)：1792-1902》的坦(tan)伯利、《争奪(duo)歐(ou)洲(zhou)霸权的鬥(dou)争：1848-1918》的A.J.P.泰(tai)勒(le)等史学大家坐(zuo)而论道(dao)。这使得《英德对抗的兴起》成为一战前英德关系研究的集大成者，更是后來(lai)研究者难以逾(yu)越(yue)的权威(wei)。书中，保罗·肯尼迪的问题意(yi)識(shi)贯穿始(shi)终：英国和德国人民在此前从未(wei)兵(bing)戎(rong)相(xiang)見(jian)，而且(qie)他們(men)的政治合作傳(chuan)統(tong)因王朝(chao)、文(wen)化、宗(zong)教和经济聯(lian)系得到強(qiang)化，但(dan)为何(he)两国之間(jian)的关系在十九(jiu)世紀(ji)末(mo)期(qi)和二十世纪初(chu)期漸(jian)行渐遠(yuan)，并且在1914年大打出手(shou)？基于此，他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fang)在把(ba)英德关系作为整体进行全面论述之上，希圖(tu)以大量全新的未刊(kan)資(zi)料文獻(xian)超(chao)越之前的諸(zhu)多作品(pin)，并通(tong)过全新的結(jie)构予(yu)以呈(cheng)现。这使得最后誕(dan)生的这部作品就(jiu)传统史学书写来看(kan)十分怪(guai)異(yi)：初段(duan)叙述（1861-1880的英德政治关系）首(shou)次(ci)结构性(xing)檢(jian)驗(yan)（俾(bi)斯麥(mai)和格萊(lai)斯頓(dun)时代的英德关系结构）；中段叙述（英德政治关系走向对抗，1880-1906）第(di)二次结构性检验（比(bi)洛(luo)和張(zhang)伯倫(lun)时代的英德关系建构）；以及(ji)终段叙述（从对抗到战争：英德关系，1907-1914年）。

保罗·M.肯尼迪

在这一结构下(xia)，初涉(she)此研究的讀(du)者会对肯尼迪的筆(bi)法(fa)一頭(tou)霧(wu)水(shui)：1861年的普(pu)鲁士(shi)尚(shang)在籌(chou)劃(hua)王朝战争，何来德国？所谓的政治关系叙述与其后的结构性检验又有何关系？一般(ban)来说最为濃(nong)墨(mo)重彩(cai)的终篇为何如此簡(jian)短(duan)，在全书二十二章(zhang)中僅(jin)据一章？这要(yao)从肯尼迪对此书的目(mu)標(biao)定(ding)位来理(li)解(jie)。事实上，标题中的“兴起”一词翻(fan)译未竟(jing)其意，译为“緣(yuan)起”更合乎(hu)其原旨(zhi)。肯尼迪要分析还原的，并非(fei)一个眾(zhong)所周(zhou)知(zhi)的英德对抗的结局(ju)，而是两国间渐行渐远的过程，故(gu)而一切(qie)相关鋪(pu)墊(dian)都(dou)被其納(na)入论述，并在结构性检验中加以條(tiao)分縷(lv)析：经济联系、黨(dang)派(pai)立場(chang)、媒(mei)体輿(yu)论、社会宣(xuan)传、宗教文化、君(jun)主(zhu)態(tai)度(du)、政府(fu)政策，不(bu)一而足。尤(you)为值(zhi)得重视的是，肯尼迪特意将比洛与张伯伦在德国、英国執(zhi)政时期的殖民地政策、海军建設(she)作为新要素(su)纳入论述，顯(xian)示(shi)了他本(ben)人在殖民史、海军史方面的重视和特长。

正如肯尼迪本人所言：“历史之網(wang)天(tian)衣(yi)无縫(feng)，从中孤(gu)立地抽(chou)取任(ren)何線(xian)头都明显会造成历史的扭(niu)曲(qu)失(shi)真(zhen)。” （58页）本文自然也无意去(qu)妄(wang)自摘(zhai)錄(lu)这部大作中的无數(shu)观点论述，而是回(hui)到作者的问题意识本身：1861-1880的英德政治关系为何沒(mei)有導(dao)向破(po)裂(lie)？作者的解釋(shi)是雖(sui)然竞争导致(zhi)了“自由(you)主義(yi)的衰落(luo)”，引發(fa)了彼(bi)此间的嫌(xian)隙(xi)乃(nai)至仇(chou)恨(hen)，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差(cha)异”并不足以将其推(tui)向冲突。两国的政治强人給(gei)时代打上了印記(ji)，“俾斯麦主义”“格莱斯顿主义”虽然导致了齟(ju)齬(yu)，卻(que)也抑(yi)制了两国滑(hua)向战争。而在1880-1906年，“官(guan)方思想(xiang)” （568页）的混(hun)亂(luan)体现了两国內(nei)部决策的派系紊(wen)乱与互动應(ying)对中的矛(mao)盾(dun)積(ji)累(lei)：各方勢(shi)力过于平(ping)衡(heng)，导致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政策，不同的分支(zhi)集團(tuan)都各行其是，最终只(zhi)能留(liu)下“懸(xuan)而未决”的爛(lan)攤(tan)子(zi)造成隱(yin)患(huan)：德国方面，外交部認(ren)定的勁(jin)敵(di)是外交上长袖(xiu)善(shan)舞(wu)的法国，總(zong)参謀(mou)部军官团眼里的是兵員(yuan)龐(pang)大的俄(e)国，蒂(di)尔皮(pi)茨(ci)打造的海军則(ze)以英国为目标，整个决策集团莫(mo)衷(zhong)一是；而即(ji)便在一战迫(po)在眉(mei)睫(jie)之时，英国阿(e)斯奎(kui)斯政府还在是否(fou)支援(yuan)法国的决策上玩(wan)“决定不予决定”（decide not to decide）的“再(zai)議(yi)”戲(xi)碼(ma)。在这种变相擺(bai)烂的情(qing)況(kuang)下，两国又都面臨(lin)工人階(jie)級(ji)的兴起，经济压力集团的煽(shan)动蠱(gu)惑(huo)，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势必推行兵临城(cheng)下的“城堡(bao)和平”，以对外战争威脅(xie)国内团结，反过来也就会造成与他国对抗的升(sheng)级：英国捍(han)衛(wei)海上霸权与德国“艦(jian)隊(dui)政策”发起的海上军備(bei)竞賽(sai)正是其中写照(zhao)。

为什(shen)麽(me)是德国？

肯尼迪建构了一整套(tao)復(fu)雜(za)结构来闡(chan)述英德竞合关系的长期变化，但也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德国？若(ruo)談(tan)“世界政策”全球拓(tuo)殖，法俄不遑(huang)多让；要講(jiang)“舰队政策”争夺海权，美日未落下風(feng)。可为何是德国成了英国的要敌，使得英德矛盾成为引发一战的主要矛盾？肯尼迪嘗(chang)試(shi)从工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角(jiao)度找(zhao)到答(da)案。他认为，经济原因影响最为深刻，但并不意味(wei)著(zhe)是因为两国间直接的商业竞争引发了对抗：恰(qia)恰是擔(dan)憂(you)资本安(an)全的金(jin)融(rong)家銀(yin)行家拉(la)住(zhu)了军火(huo)商、極(ji)端(duan)民族(zu)主义者支起的战車(che)。经济的影响是宏(hong)观的、长期的、间接的：统一后規(gui)模(mo)巨大的经济擴(kuo)张，使德国不仅在欧洲破繭(jian)而出，还具(ju)备了一个世界大国的早期特征——蓬(peng)勃(bo)兴起的海外貿(mao)易(yi)、对国外影响力的渴(ke)求(qiu)、攫(jue)取利益的殖民地以及不断扩大的商船(chuan)队背后的保障(zhang)——海军。这个新兴的、充(chong)滿(man)生機(ji)的高效(xiao)军事帝国不是在远東(dong)，也不是在大西洋另一端，而是在近(jin)在咫(zhi)尺(chi)的北(bei)海。臥(wo)榻(ta)之畔(pan)豈(qi)容(rong)他人酣(han)睡(shui)，所有这些(xie)都意味着英国自身贸易、殖民与海上地位的削(xue)弱(ruo)，也就需(xu)要扩大出口(kou)、进一步(bu)殖民并建造更多舰船从而保持(chi)最初的相对低(di)位 （612页）。事实上，通过这一论述，肯尼迪含(han)蓄(xu)表(biao)达了自己对一战起因的宏观理解：1914-1918年冲突的根(gen)本起因在于，英国希望(wang)保持自己掌(zhang)握(wo)世界霸权的现狀(zhuang)，而德国處(chu)于进攻(gong)与防(fang)禦(yu)兼有的诸般动机，正着手改(gai)变现状，战争爆(bao)发不过是这一调整过程的意外和结果(guo)罷(ba)了。而被迫要进行这种自我(wo)调整的不仅仅是英国，而是德国所有的鄰(lin)国，以適(shi)应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隨(sui)着德国经济潛(qian)力迅(xun)速(su)開(kai)发，欧洲权力政治的平衡将受(shou)到不可避免的影响，这也正是未来战争从欧洲开始波(bo)及全球的原因所在。

毫(hao)无疑问，这一理念恰如“修昔底德陷阱”。但保罗·肯尼迪的不同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他直截(jie)了当地表示責(ze)任主要在德国一方：“如果德国的領(ling)导人没有那(na)么堅(jian)决地在1897年之后改变海上均(jun)势，并且在萨拉熱(re)窩(wo)事件之后不向西发起进攻，那么英德间的冲突原本是很(hen)可能避免的。” （615页）然而这一设想无疑是异想天开的，且不论1897年蒂尔皮茨如未上臺(tai)，所谓的海上“均势”实际是英国海军相对于“法俄雙(shuang)强”标準(zhun)的霸权；向西进攻本身是德国总参谋部“施里芬(fen)計(ji)划”应对两线作战的要求，而此时的英国战略重点就致力于让德国陷入两线作战，且早已(yi)开始部署(shu)英国远征军支持法国与德国交战，以防1905年后的孱(chan)弱沙(sha)俄在东线崩(beng)潰(kui)后局面不可收(shou)拾(shi)。換(huan)而言之，除(chu)非德国束(shu)手待(dai)斃(bi)，否则必然要在英德冲突中承(cheng)担“责任”。甚至连肯尼迪自己也认识到牽(qian)强之处，解释道英国也并非无可指(zhi)摘，誠(cheng)如丘(qiu)吉(ji)尔坦言：“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领土(tu)，它(ta)幅(fu)员遼(liao)闊(kuo)、宏伟壮麗(li)，主要依(yi)靠(kao)暴(bao)力獲(huo)得，并通过武(wu)力維(wei)持。我们希望不被打擾(rao)地安享(xiang)这些屬(shu)地，可是这样的要求在其他人看来并没有那么合情合理。”但肯尼迪又为此辯(bian)護(hu)：英国实际上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帝国，并允(yun)許(xu)其殖民地对外开放，成功(gong)地“使其国家政策同全人类共(gong)有的普遍(bian)欲(yu)望与理想協(xie)调一致”。 （Arthur J.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Vol. 1: The Road to War, 1904–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322）在“日不落”“自由主义”的“普世價(jia)值”之下，“德国那种以犧(xi)牲(sheng)邻国利益为代价增(zeng)强自身的欲望，不能因为其他人早年的不义之舉(ju)就可以得到原諒(liang)” （616页）。然而，既(ji)然英国的不义不能掩蓋(gai)德国的责任，那么德国的罪(zui)责也不能免去英国的责任。可是，保罗·肯尼迪并未再就此深入。

克(ke)罗齊(qi)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保罗·肯尼迪的这部作品也不能免俗(su)。《英德对抗的兴起》于1980年出版，正值冷(leng)战蘇(su)攻美守之际。一年后苏联劍(jian)指欧洲的“西方八一”军演(yan)就将震(zhen)撼(han)整个西方世界，而里根总统也将在同年即任发起全面对抗。《英德对抗的兴起》虽无一字涉及时政，但其中对自由主义的强调，对英国立场的推崇(chong)，以及对统一后德国咄(duo)咄逼(bi)人的刻畫(hua)，无不显示出鮮(xian)明的时代印记。作为英美高级知识分子的肯尼迪在苏联攻势外交、日德经济崛(jue)起与美国经济滯(zhi)脹(zhang)的陰(yin)影之下，完(wan)成了这部作品。他对于世界“原有秩(zhi)序(xu)”的懷(huai)念与舊(jiu)帝国前景的悲(bei)观贯穿于此后的作品之中，并且在1987年的《大国的兴衰》中达到頂(ding)峰：肯尼迪始终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军事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地位；以此观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无疑正处于衰落之中。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軒(xuan)然大波，也使得作为历史学者的保罗·肯尼迪声名鵲(que)起。《大国的兴衰》出版后，美国时任国务卿(qing)喬(qiao)治·舒(shu)尔茨（George Schultz）甚至特意展开了一次亚洲六(liu)国訪(fang)问，并登(deng)報(bao)申(shen)明反駁(bo)肯尼迪的美国正在衰落的观点。

很显然，无论是在肯尼迪口中的英德对抗里，还是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大国都不願(yuan)接受后起之秀(xiu)的崛起，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衰敗(bai)的悲劇(ju)似(si)乎从古(gu)至今(jin)都在所难免。然而，即便悲观如肯尼迪亦(yi)承认，在战争阴霾(mai)之下，沙文主义呼(hu)声之中，英德之间仍(reng)不断有努(nu)力，试图让世界轉(zhuan)向和平发展的自由贸易体系，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和諧(xie)世界共同体”（Harmonious World Community）主张的普遍存(cun)在维系了世界和平与两国间的合作，在火星(xing)遍地之际极大延(yan)緩(huan)了战火的到来。立于修昔底德陷阱之前，人们需要智(zhi)慧(hui)越过分歧(qi)的陷坑(keng)，以合作避过猜(cai)疑的尖(jian)刺(ci)。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跳(tiao)出列强争霸的殖民时代，放下妳(ni)死(si)我活(huo)的冷战思维，已经成了世界各国必須(xu)面对的挑战，也是人类社会向前邁(mai)进的前提。恰如愛(ai)德華(hua)·伯恩(en)施坦在1903年12月德意誌(zhi)帝国议会上对军国主义者的怒(nu)斥(chi)所言：“整个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是以怎(zen)样的视角看待一方与另一方的关系，是像(xiang)满怀嫉(ji)妒(du)之心(xin)、貪(tan)婪(lan)的氏(shi)族部落那样，即双方是搶(qiang)劫(jie)与被抢劫的关系，还是从国与国之间和平交换的立场出发进行考(kao)量呢(ne)？” （395页）返(fan)回搜(sou)狐(hu)，查(zha)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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