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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趙(zhao)丁(ding)琪(qi)：電(dian)影(ying)《申(shen)紀(ji)蘭(lan)》全(quan)國(guo)公(gong)映(ying)，為(wei)什(shen)麽(me)我(wo)們(men)要(yao)纪念(nian)這(zhe)位(wei)勞(lao)動(dong)婦(fu)女(nv)？

【文(wen)/觀(guan)察(cha)者(zhe)網(wang)專(zhuan)欄(lan)作(zuo)者 赵丁琪】

6月(yue)28日(ri)，講(jiang)述(shu)申纪兰傳(chuan)奇(qi)壹(yi)(yi)生(sheng)的(de)院(yuan)線(xian)电影《申纪兰》將(jiang)於(yu)全国公映。該(gai)片(pian)由(you)哈(ha)斯(si)朝(chao)魯(lu)執(zhi)導(dao)，金(jin)雞(ji)獎(jiang)最(zui)佳(jia)女主(zhu)角(jiao)嶽(yue)紅(hong)領(ling)銜(xian)主演(yan)，讲述了(le)申纪兰堅(jian)守(shou)西(xi)溝(gou)、心(xin)系(xi)農(nong)村(cun)、情(qing)系农民(min)、履(lv)職(zhi)盡(jin)責(ze)，從(cong)一位普(pu)通(tong)的家(jia)庭(ting)妇女成(cheng)为“共(gong)和(he)国勛(xun)章(zhang)”獲(huo)得(de)者的传奇人(ren)生故(gu)事(shi)。

提(ti)起(qi)申纪兰，估(gu)計(ji)多(duo)數(shu)中(zhong)国人都(dou)不(bu)會(hui)陌(mo)生。她(ta)是(shi)唯(wei)一一位連(lian)任(ren)十(shi)三(san)屆(jie)全国人大(da)代(dai)表(biao)的女性(xing)，也(ye)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可(ke)以(yi)說(shuo)是新(xin)中国社(she)会主義(yi)建(jian)設(she)的“活(huo)化(hua)石(shi)”。2020年(nian)6月28日，申纪兰永(yong)遠(yuan)離(li)開(kai)了她深(shen)愛(ai)的这片故土(tu)，享(xiang)年91歲(sui)。

作为一個(ge)生長(chang)在(zai)山(shan)西农村的劳动妇女，申纪兰引(yin)起全国範(fan)圍(wei)內(nei)的關(guan)註(zhu)，主要是她對(dui)于妇女解(jie)放(fang)運(yun)动的貢(gong)獻(xian)。1951年，申纪兰所(suo)在的西沟村成立(li)了初(chu)級(ji)农業(ye)生產(chan)合(he)作社，21岁的申纪兰當(dang)選(xuan)为副(fu)社长。她發(fa)动妇女參(can)加(jia)生产劳动，並(bing)克(ke)服(fu)男(nan)社員(yuan)的反(fan)对爭(zheng)取(qu)到(dao)了男女同(tong)工(gong)同酬(chou)。在人民日報(bao)、新華(hua)社先(xian)後(hou)报道(dao)了申纪兰的事跡(ji)后，她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争取男女平(ping)等(deng)运动的典(dian)范，并推(tui)动了男女同工同酬寫(xie)進(jin)憲(xian)法(fa)。

从某(mou)種(zhong)程(cheng)度(du)上(shang)说，今(jin)天(tian)所有(you)的中国人都應(ying)该感(gan)謝(xie)申纪兰。今天中国的女性地(di)位和妇女参與(yu)社会劳动的程度，不僅(jin)远远高(gao)于日、韓(han)等東(dong)亞(ya)文化圈(quan)国家，而(er)且(qie)高于大部(bu)分(fen)的发達(da)資(zi)本(ben)主义国家。这正(zheng)是以申纪兰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功(gong)績(ji)。

被(bei)遮(zhe)蔽(bi)的歷(li)史(shi)：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历史上的女權(quan)主义运动，是伴(ban)隨(sui)著(zhu)(zhe)资本主义生产方(fang)式(shi)的形(xing)成而发展(zhan)起來(lai)的。第(di)一波(bo)女权主义运动主要以中产階(jie)级妇女为主體(ti)，她们要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政(zheng)治(zhi)权利(li)和法律(lv)地位，这就(jiu)是自(zi)由主义女权。

对这种同一性公民权利的争取，是资产阶级革(ge)命(ming)的題(ti)中之(zhi)意(yi)，但(dan)是同一性公民权利背(bei)后的阶级差(cha)異(yi)和对立，就在这种运动中被遮蔽掉(diao)了。也就是说，不仅有男人/女人的差別(bie)，還(hai)有资产阶级男人/無(wu)产阶级男人、资产阶级女人/无产阶级女人的对立。与男人/女人这种自然(ran)生理(li)性的对立相(xiang)比(bi)，这种在阶级結(jie)構(gou)上的对立是更(geng)为根(gen)本的对立。

因(yin)此(ci)，在風(feng)起雲(yun)湧(yong)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女权，更关注的是底(di)層(ceng)劳动妇女的解放。它(ta)強(qiang)調(tiao)不仅要實(shi)現(xian)女性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而且要打(da)破(po)私(si)有財(cai)产制(zhi)度和既(ji)有的阶级结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有機(ji)組(zu)成部分。

早(zao)在20世(shi)纪20年代，在当時(shi)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就出(chu)现了自由主义女权和社会主义女权的分歧(qi)。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女权也获得了历史性的勝(sheng)利。中国共产黨(dang)主导下(xia)的妇女解放运动，一方面(mian)使(shi)妇女得以从封(feng)建宗(zong)法制度中解放出来，打破了毛(mao)澤(ze)东所说的“父(fu)权”、“族(zu)权”、“夫(fu)权”对于女性的束(shu)縛(fu)和壓(ya)迫(po)，另(ling)一方面也推动廣(guang)大妇女走(zou)出家庭、广泛(fan)参与社会公共劳动，逐(zhu)步(bu)实现女性在經(jing)濟(ji)上的獨(du)立和平等。曾(zeng)经飽(bao)受(shou)压迫但又(you)呆(dai)滯(zhi)、麻(ma)木(mu)的祥(xiang)林(lin)嫂(sao)、白(bai)毛女，就在短(duan)短幾(ji)年的时間(jian)内，變(bian)成了申纪兰、吳(wu)桂(gui)賢(xian)、郭(guo)鳳(feng)蓮(lian)、郝(hao)建秀(xiu)、戚(qi)桂芝(zhi)……他(ta)们打破了传統(tong)社会强加給(gei)女性的性别角色(se)和刻(ke)板(ban)印(yin)象(xiang)，成为合作社社长、紡(fang)織(zhi)工人、拖(tuo)拉(la)机手(shou)、火(huo)車(che)司(si)机、飛(fei)行(xing)员；她们不仅走出了家庭，而且打破了男性对于政治权力(li)的壟(long)斷(duan)，有的甚(shen)至(zhi)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这場(chang)偉(wei)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实现，是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阶级解放为前(qian)提的。在农村传统小(xiao)农经济條(tiao)件(jian)下，作为一家之主和主要劳动力的“父親(qin)”，掌(zhang)握(wo)着家庭的经济权力及(ji)对妇女、子(zi)女的支(zhi)配(pei)权，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内无力掙(zheng)脫(tuo)。而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个体小家庭的劳动逐步轉(zhuan)化为社会劳动，“父亲”的经济权力被打破了，根深蒂(di)固(gu)的农村父权制也开始(shi)瓦(wa)解。

在党的號(hao)召(zhao)和领导下，以申纪兰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妇女得以突(tu)破“家庭奴(nu)隸(li)制”的束缚，積(ji)極(ji)参与到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主体。在城(cheng)市(shi)，三大改(gai)造(zao)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也极大削(xue)弱(ruo)了城市个体家庭中的“父权制”。大量(liang)女性进入(ru)国有企(qi)业、机关、事业單(dan)位工作，提升(sheng)了他们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改变着父权制家庭中的权力关系。

社会主义不仅意味(wei)着劳动和生产的社会化，也意味着社会再(zai)生产的社会化。在私有制条件下，家庭是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场所，妇女則(ze)是社会再生产职能(neng)的主要承(cheng)擔(dan)者。而在向(xiang)社会主义過(guo)渡(du)的过程中，原(yuan)先由个体小家庭承担的子女撫(fu)養(yang)、教(jiao)育(yu)、婚(hun)配、住(zhu)房(fang)、贍(shan)养老(lao)人等問(wen)题，逐步转由社会来承担。如(ru)当时在国有企业普遍(bian)实行的免(mian)費(fei)教育、免费醫(yi)療(liao)、福(fu)利分房、退(tui)休(xiu)养老等政策(ce)，以及托(tuo)兒(er)所、幼(you)儿園(yuan)等福利设施(shi)，几乎(hu)实现了除(chu)家務(wu)劳动之外(wai)的所有再生产职能的社会化。家庭职能的弱化，使得妇女的負(fu)担大为減(jian)輕(qing)。更重(zhong)要的是，在社会再生产职能社会化之后，子女的入學(xue)、就业、婚配、住房等等，都不在“一家之主”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个体家庭中的父权日益(yi)萎(wei)縮(suo)。

女性的解放和父权的萎缩，使得男强女弱的刻板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也被打破了。女性不再是嬌(jiao)弱的代名(ming)詞(ci)，“妇女能頂(ding)半(ban)邊(bian)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yang)”成为当时響(xiang)亮(liang)的口(kou)号。女性开始进入以前被認(ren)为是只(zhi)有男性才(cai)能从事的工作领域(yu)，成为拖拉机手、飞行员、火车司机，甚至从事重体力劳动。印在人民幣(bi)上的女性拖拉机手，就是那(na)个年代中国妇女解放的象征(zheng)。而在女性走出社会参与社会劳动的同时，男性也开始逐步承担家务劳动。在80年代以后被主流(liu)意識(shi)形態(tai)嘲(chao)諷(feng)的上海(hai)“小男人”形象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业化最发达的地區(qu)，也是女性就业率(lv)最高的地方。大量雙(shuang)职工家庭的存(cun)在，使得男性也必(bi)須(xu)承担一定(ding)的家务劳动，从而瓦解了传统的“大男人”形象。

梁(liang)軍(jun)，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因为其(qi)开拖拉机的形象被印在第三套(tao)人民币面值(zhi)壹元(yuan)的紙(zhi)币上而被大眾(zhong)熟(shu)知(zhi)

“去(qu)革命化”浪(lang)潮(chao)与女权話(hua)語(yu)的转变

上世纪八(ba)九(jiu)十年代以后，伴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去革命化”浪潮，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遭(zao)受到了很(hen)多詬(gou)病(bing)和指(zhi)责。这些(xie)指责主要包(bao)含(han)几个方面的内容(rong)：

一是批(pi)評(ping)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忽(hu)略(lve)了妇女的主体性，即(ji)妇女所得到的解放并不是妇女自己(ji)争取的结果(guo)，而是国家自上而下“恩(en)賜(ci)”给妇女的。

二(er)是批评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压制了女性的性别特(te)質(zhi)，形成了一种所謂(wei)的“无性化的鐵(tie)姑(gu)娘(niang)”现象。

三是批评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用(yong)阶级话语遮蔽了性别问题，女性所面臨(lin)的特殊(shu)问题在普遍主义的阶级话语中被遮蔽了。

在对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责中，我们既可以看(kan)到传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可以看到20世纪六(liu)七(qi)十年代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激(ji)进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思(si)想(xiang)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些观點(dian)无論(lun)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踐(jian)上，都是站(zhan)不住腳(jiao)的。

第一，对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所谓“恩赐论”的批评，忽略了妇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极的、能动的作用。从“国家/公民”二元对立的新啟(qi)蒙(meng)话语出发，自由主义学者把(ba)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稱(cheng)为“社会主义父权制”或(huo)“国家女权主义”。中国共产党对于妇女运动的领导，被批评为一种为了特定政治目(mu)標(biao)而“运动妇女”的行为；妇女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公共劳动的广泛参与，也被簡(jian)单地定义为所谓“社会主义父权国家”基(ji)于对劳动力的需(xu)求(qiu)而对女性身(shen)体的“征用”。

这种新启蒙话语在把国家抽(chou)象化和男权化的同时，也把妇女群(qun)体消(xiao)极化和客(ke)体化了，从而“自覺(jiao)不自觉地把妇女的权益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社会主义重要运动——无论是反帝(di)戰(zhan)争、阶级革命还是经济改革——隔(ge)絕(jue)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似(si)乎中国妇女完(wan)全置(zhi)身于现代中国历史之外”。

从形式上来看，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確(que)实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但是“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gai)念。自由主义者只看到了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恩赐”给妇女的，但他们忽略的是，社会主义人民政权的成立本身就是包括(kuo)劳动妇女在内的阶级革命——以及包含在这种阶级革命之内的性别革命的产物(wu)。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把妇女看成革命的消极被动的客体，而是强调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妇女的解放是妇女“在鬥(dou)争中用自己的力量取得的”。在舊(jiu)社会受压迫最深的女性，一直(zhi)中国社会革命的深度参与者，妇女解放运动从始至終(zhong)都是中国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仔(zai)細(xi)梳(shu)理中国革命史的话，就会发现向警(jing)予(yu)等早期(qi)女性革命者的性别观念都是非(fei)常(chang)超(chao)前的，她们也一直在党内为争取妇女解放和兩(liang)性平权而斗争。大量女性革命者和劳动妇女的支持(chi)和参与，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su)。即使是在建国后，類(lei)似于男女同工同酬这样的行动，也是在申纪兰等劳动妇女的积极推动和争取下实现的。因此，与自由主义的启蒙敘(xu)事相反，女性一直是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能动主体——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恰(qia)恰是自由主义者把女性消极化、客体化了。

第二，所谓妇女解放运动使女性“去性别化”的批评，事实上是基于一种狹(xia)隘(ai)的本质主义性别观念，最后导致(zhi)了“男女有别”的性别秩(zhi)序(xu)的重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知识分子在批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过程中，抹(mo)去了以“铁姑娘”为象征符(fu)号的劳动妇女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傑(jie)出贡献。“铁姑娘”从劳动妇女双重解放的象征，转变为“女性男性化”的象征，并刻意凸(tu)顯(xian)了女性在从事体力劳动过程中的身体傷(shang)痛(tong)。

如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李(li)小江(jiang)认为，两性差异是一种“基于自然”的差异，女性擁(yong)有一些与男性不同的自然特质，而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则将这些女性特质强行消滅(mie)了。著名社会学家鄭(zheng)也夫批评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批评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将女子趕(gan)向社会，成为‘强人’”，导致的结果是使妇女失(shi)去了“女子的溫(wen)情”，淪(lun)落(luo)到一种“‘中性’或曰(yue)‘无性’的狀(zhuang)況(kuang)中”。

这种深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性别观点，把女性視(shi)为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即一个“与男性相对的固定的范疇(chou)”。他们忽视了女性之间因所處(chu)的地区、文化、阶级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而构造出了一个统一的女性标準(zhun)——这种统一的女性标准又落入了资本主义父权文化的窠(ke)臼(jiu)。

知识精(jing)英(ying)对所谓“无性化铁姑娘”的批判(pan)，一般(ban)以超体力生产劳动对于女性身体的伤害(hai)为依(yi)據(ju)。但在他们批判所谓“无性化铁姑娘”的同时，大量劳动妇女在农村集(ji)体经济瓦解后沦为了资本的雇(gu)傭(yong)劳动力，从事着更为艱(jian)苦(ku)甚至可能会造成终身伤害的体力劳动，但是这部分劳动妇女并沒(mei)有进入知识精英的视野(ye)。他们实際(ji)上是把中产阶级精英女性的一些性别特质，本质主义化为女性的一般本质，“女性话语始终潛(qian)在地以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女性主体想象的基礎(chu)”。

这种对“无性化”的批判，代表着重新获得话语权的中产阶级精英女性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劳动妇女的反彈(dan)。体力劳动光(guang)榮(rong)的理念已(yi)经被廢(fei)棄(qi)了，劳动妇女重新沦为一种底层形象。中产阶级精英女性不屑(xie)于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妇女为伍(wu)，她们需要“以一种性别身份(fen)的表演”，来与底层劃(hua)清(qing)界(jie)限(xian)，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

90年代以后，这种对所谓“女性氣(qi)质”的强调，迅(xun)速(su)被新生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吸(xi)納(na)。作为新中国妇女解放象征的劳动妇女形象被解构了，代之以年轻、貌(mao)美(mei)、会消费的中产女性形象。这种充(chong)滿(man)着所谓“女人味”的女性形象，意味着女性不得不以男性的凝(ning)视和審(shen)美标准来塑(su)造自己的身体和气质，重新成为被物化、性化的他者。

第三，对阶级議(yi)题压制了父权制问题的批评，遮蔽了性别压迫的阶级起源(yuan)，并忽视了新中国解決(jue)妇女特殊问题的努(nu)力。

父权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第二次(ci)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女权主义学界討(tao)论的核(he)心问题之一。不同流派(pai)的女权主义思潮，都对馬(ma)克思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所谓“阶级一元论”提出了批评。如激进女权主义把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视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主張(zhang)用“性别一元论”来替(ti)代“阶级一元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既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一元论”，也反对激进女权主义的“性别一元论”，提出了阶级与父权制“二元论”的理念；而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则从根本上消解了本质主义的阶级和性别概念，认为性别与阶级都是在一定的话语范式中被建构出来的。这些思潮和观点也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回(hui)响，成为“去阶级化”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思潮的理论资源。

但事实上，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在把性别压迫歸(gui)因于阶级压迫的同时，并没有否(fou)认性别压迫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把阶级解放视为性别解放的前提，也并不意味着性别解放是阶级解放自然而然的结果。在阶级解放完成后，私有制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男权思想和陋(lou)習(xi)不可能在一夜(ye)之间完全根除，对于妇女的显性或隱(yin)性的性别歧视仍(reng)然存在。

但是，这种性别之间的矛(mao)盾(dun)与私有制社会中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截(jie)然不同。它不再是一种基于阶级压迫的对抗(kang)性矛盾，而是可以在两性的良(liang)性互(hu)动中協(xie)商(shang)解决的问题。在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尽管(guan)妇女广泛地走出了家庭，参与社会公共劳动，但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角色和女性的特殊负担并没有完全改变，很多男性仍然拒(ju)绝从事家务劳动，由此导致了妇女的“双重负担”。

这是妇女面临的特殊性别问题，但是在普遍性的阶级解放中，已经蘊(yun)含着解决妇女特殊问题的可能性。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出现的双职工现象，使得调整(zheng)男女性别分工成为可能。比如在工业化程度較(jiao)高的地区，男性从事家务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对于尚(shang)未(wei)被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所吸纳的家庭妇女，社会主义国家也承认其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的贡献和作用。家屬(shu)成为一个被国家所承认的政治身份，从私人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

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批评和解构，使得性别问题从阶级问题中剝(bo)离出来，成为了一个与阶级无关的“身份”问题。在阶级视野消逝(shi)之后，压抑(yi)和束缚女性的社会压迫结构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女性解放运动就不再是一场針(zhen)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斗争，而变成了一场针对男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无力的，也是无效(xiao)的，其表演性大于实质效果。问题不在于男人/女人，而是在一定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男人/女人。

2019年9月，申纪兰获授(shou)“共和国勋章”。（新华社）

重新发掘(jue)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遺(yi)产

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转型(xing)，女性的地位也开始受到了一定的挑(tiao)战。在农村，集体生产劳动的瓦解，使得家庭重新成为生产组织单位。在城市，伴随着单位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在“企业不能辦(ban)社会”的口号下，原有附(fu)属于国有企业学校(xiao)、医院、托儿所等企业的“社会”职能被剥离了。也就是说，社会再生产的职能从企业/国家重新回到了家庭/个人。尤(you)其是在1998年以后，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把本来应该由国家通过公共服务来承担的职责全部推给了个体小家庭。家庭职能的膨(peng)脹(zhang)，使得传统的性别分工再次回归，对“女性回归家庭”的呼(hu)籲(xu)也不绝于耳(er)。

由于女性在社会再生产领域所承担的过重的负担，资本主导下的市场机制表现出了对女性的嚴(yan)重排(pai)斥(chi)与歧视。90年代以来，雖(sui)然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整体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一直呈(cheng)下降(jiang)趨(qu)勢(shi)。一个典型案(an)例(li)，就是某大型集團(tuan)的副總(zong)裁(cai)在聚(ju)餐(can)时告(gao)訴(su)老板自己已经懷(huai)孕(yun)的消息(xi)后，老板当场委(wei)婉(wan)地逼(bi)迫她辭(ci)职。一个在职场已经小有成就的精英女性尚且如此，遑(huang)论普通职场女性。同时，伴随着市场原则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深度滲(shen)透(tou)，女性的身体和性在资本主导的权力结构中遭受到了严重的异化，职场性騷(sao)擾(rao)和性侵(qin)害成为越(yue)来越严重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当女性的“性化”与个体小家庭所要承担的过重负担交(jiao)织在一起时，就导致了一种女性的自我物化的现象。缺(que)乏(fa)“安(an)全感”的女性在选擇(ze)婚姻(yin)对象时，对于房子、车子、彩(cai)禮(li)及家庭经济条件的要求，其本质是把自身物化为用金錢(qian)来衡(heng)量的商品(pin)。这导致了男性世界中对于过于“物质化”的女性的批判，加劇(ju)了性别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社会再生产的私人/家庭化，也造成了女性对于婚姻的依賴(lai)和依附。对出軌(gui)的恐(kong)慌(huang)导致了大量“斗小三”的狗(gou)血(xue)家庭倫(lun)理剧，这是女性重新被“性化”与“物化”之后所造成的社会悲(bei)剧。

面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对于女性所造成的伤害，当代女权主义者几乎集体失语。拋(pao)弃了阶级视野的当代女权主义，尽管一度表现出非常“激进”的面貌，但这种“激进”仅仅体现在一种誇(kua)张的言(yan)辞和行为藝(yi)術(shu)之中，表现在对違(wei)反“政治正确”的公共言论的吹(chui)毛求疵(ci)式的话语批判中。这种典型的“身份政治”式的斗争，既不能揭(jie)示(shi)出性别压迫背后的社会根源，也无力形成对父权制的集体有效对抗，反而激化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所谓的“女权主义恐懼(ju)癥(zheng)”。

而回过頭(tou)来看，在当代精英语境(jing)中以又“老”、又“土”的形象出现的申纪兰，所代表的恰恰是一种前沿(yan)的“先鋒(feng)女权”。它既追(zhui)求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与解放，也反对男权社会构造出来的刻板女性形象，展现出女性独立的生存價(jia)值、避(bi)免女性的“性化”与“物化”。在女性权益受到严重挑战的当下，我们也許(xu)更应该发掘与繼(ji)承申纪兰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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