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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今天，黄家驹走了

1993年6月(yue)30日(ri)下(xia)午(wu)4點(dian)15分(fen)，日本(ben)東(dong)京(jing)女(nv)子(zi)醫(yi)科(ke)大(da)學(xue)医院(yuan)的病(bing)床(chuang)前，屏(ping)幕(mu)上(shang)的腦(nao)電(dian)波(bo)和(he)心(xin)电圖(tu)逐(zhu)漸(jian)歸(gui)零(ling)，宣(xuan)告(gao)著(zhu)(zhe)壹(yi)個(ge)生(sheng)命(ming)的離(li)去(qu)。這(zhe)个人(ren)叫(jiao)黄家驹。

六(liu)天前，病床上的Beyond樂(le)隊(dui)主(zhu)唱(chang)黄家驹在(zai)东京參(can)加(jia)一个綜(zong)藝(yi)節(jie)目(mu)時(shi)，從(cong)高(gao)達(da)3米(mi)的臺(tai)子上失(shi)足(zu)滑(hua)落(luo)，頭(tou)直(zhi)接(jie)摔(shuai)在地(di)上。平(ping)时非(fei)常(chang)“話(hua)癆(lao)”的他(ta)，幾(ji)乎(hu)沒(mei)來(lai)得(de)留(liu)下一句(ju)话，就(jiu)此(ci)長(chang)睡(shui)不(bu)醒(xing)。

悲(bei)傷(shang)籠(long)罩(zhao)了黄家驹身(shen)邊(bian)的所(suo)有(you)人。出(chu)事(shi)时，乐队貝(bei)斯(si)手(shou)、黄家驹的弟(di)弟黄家強(qiang)驚(jing)慌(huang)地打(da)电话回(hui)中(zhong)國(guo)香(xiang)港(gang)，全(quan)家人奔(ben)赴(fu)日本守(shou)候(hou)在黄家驹身旁(pang)。鼓(gu)手葉(ye)世(shi)榮(rong)在床前發(fa)誓(shi)，只(zhi)要(yao)家驹醒来，他後(hou)半(ban)生寧(ning)願(yuan)吃(chi)素(su)度(du)過(guo)。主音(yin)吉(ji)他手黄貫(guan)中覺(jiao)得，家驹昏(hun)迷(mi)那(na)几天，是(shi)他人生中最(zui)长的几天。

几天后，黄家驹去世的消(xiao)息(xi)占(zhan)滿(man)了香港媒(mei)體(ti)的头條(tiao)，7月5日，他的遺(yi)体在香港下葬(zang)，大批(pi)乐迷湧(yong)上街(jie)头，用(yong)哭(ku)泣(qi)和吶(na)喊(han)发泄(xie)着心中的哀(ai)痛(tong)。

那天開(kai)始(shi)，Beyond乐队的命運(yun)开始改(gai)寫(xie)。这支(zhi)乐队1983年成(cheng)立(li)，以(yi)黄家驹為(wei)靈(ling)魂(hun)人物(wu)，十(shi)年間(jian)，無(wu)論(lun)在地下蟄(zhe)伏(fu)還(hai)是簽(qian)約(yue)主流(liu)唱片(pian)公(gong)司(si)，他們(men)一直堅(jian)持(chi)創(chuang)作(zuo)、演(yan)唱言(yan)之(zhi)有物的原(yuan)创作品(pin)。因(yin)为歌(ge)曲(qu)中鏗(keng)鏘(qiang)有力(li)的搖(yao)滾(gun)風(feng)格(ge)，歌詞(ci)中流露(lu)出的社(she)會(hui)關(guan)切(qie)與(yu)情(qing)懷(huai)，他们的作品被(bei)整(zheng)个華(hua)語(yu)歌壇(tan)的歌迷所喜(xi)愛(ai)。

正(zheng)如(ru)与Beyond长期(qi)合(he)作的香港词人，歌曲《大地》的词作者(zhe)劉(liu)卓(zhuo)輝(hui)說(shuo)过的那樣(yang)，Beyond乐队之所以能(neng)受(shou)到(dao)人们的喜爱，是因为他们的音乐中有一種(zhong)精(jing)神(shen)上的激(ji)勵(li)，能夠(gou)給(gei)人以共(gong)鳴(ming)和力量(liang)。这种坚持，在曾(zeng)被翻(fan)唱歌曲壟(long)斷(duan)的香港歌坛，顯(xian)得尤(you)为珍(zhen)貴(gui)。而(er)时光(guang)飛(fei)逝(shi)，这些(xie)作品並(bing)没有隨(sui)着黄家驹的身亡(wang)銷(xiao)聲(sheng)匿(ni)跡(ji)。近(jin)年来，新(xin)一代(dai)歌手不断翻唱Beyond的作品，將(jiang)他们的作品傳(chuan)進(jin)了年輕(qing)人心中。那股(gu)通(tong)过黄家驹的生命爆(bao)发出来的能量，如超(chao)新星(xing)爆发一般(ban)，影(ying)響(xiang)着后来的聽(ting)眾(zhong)。

Beyond乐队：（左(zuo)起(qi)）黄家强、黄家驹、叶世荣、黄贯中。

后黄家驹时代的Beyond

黄家驹走了，他永(yong)遠(yuan)活(huo)在了31歲(sui)时的样子。乐迷、朋(peng)友(you)和夥(huo)伴(ban)们眼(yan)中的他熱(re)情、好(hao)辯(bian)，一直保(bao)持着單(dan)純(chun)的理(li)想(xiang)主義(yi)，他是乐队當(dang)之无愧(kui)的主心骨(gu)。他的外(wai)號(hao)叫“黄伯(bo)”，因为他爱操(cao)心，性(xing)格又(you)認(ren)真(zhen)，每(mei)当遇(yu)到困(kun)難(nan)，他就可(ke)以把(ba)看(kan)似(si)一團(tuan)亂(luan)麻(ma)的事情理清(qing)楚(chu)，帶(dai)着大家坚持做(zuo)到底(di)。脾(pi)氣(qi)火(huo)爆的黄贯中，感(gan)性单纯的黄家强，內(nei)向(xiang)的叶世荣性格完(wan)全不同(tong)，但(dan)他们卻(que)都(dou)愿意(yi)听从黄家驹的組(zu)織(zhi)。这是一个乐队領(ling)袖(xiu)應(ying)有的素質(zhi)，也(ye)是Beyond能够在黄家驹生前坚持组队十年的原因。歌手周(zhou)华健(jian)就曾感嘆(tan)过，组乐队是一件(jian)需(xu)要与人磨(mo)合的事，而在香港这样的地方(fang)能够坚持十年，Beyond是非常不簡(jian)单的。

Beyond的分量一度已(yi)經(jing)可以稱(cheng)作华人世界(jie)的披(pi)头士(shi)。雖(sui)然(ran)他们的歌中充(chong)满對(dui)人類(lei)的爱与关怀，但乐队成員(yuan)们却都很(hen)有个性，经常对一些不公平現(xian)象(xiang)发表(biao)意見(jian)，以“刺(ci)头”形(xing)象示(shi)人。因此，輿(yu)论对他们音乐的評(ping)價(jia)也经常是毀(hui)譽(yu)参半，毫(hao)不客(ke)气。在黄家驹活着的日子裏(li)，这都不是什(shen)麽(me)問(wen)題(ti)，他会用他的辩才(cai)勇(yong)敢(gan)地与这些意见搏(bo)鬥(dou)。但少(shao)了主心骨，一切都在變(bian)化(hua)。

由(you)於(yu)Beyond乐队去日本发展(zhan)了一年半，他们在中国香港的唱片成績(ji)也大受影响，黄家驹在世时参与发行(xing)的最后一張(zhang)專(zhuan)輯(ji)《乐与怒(nu)》剛(gang)刚上市(shi)时，叫好不叫座(zuo)，僅(jin)有兩(liang)萬(wan)张左右(you)的销量，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慘(can)淡(dan)的成绩。

或(huo)許(xu)是出于死(si)者为大的心理，黄家驹意外身亡之后，舆论突(tu)然一改往(wang)日的苛(ke)刻(ke)，突然对Beyond的音乐充满溢(yi)美(mei)之辭(ci)。乐队的三(san)个人发现，他们身边突然多(duo)了很多根(gen)本不认識(shi)的朋友，关于黄家驹的一切开始被人热炒(chao)，过去的专辑、签名(ming)的物品都开始热销，那张销量惨淡的专辑《乐与怒》更(geng)是突然暴(bao)漲(zhang)賣(mai)到30万张。面(mian)对突如其(qi)来的热度，唱片公司的做法(fa)更是讓(rang)Beyond剩(sheng)下三个人觉得寒(han)心。Beyond的日本公司Amuse在一个月之内就催(cui)促(cu)他们迅(xun)速(su)发专辑，甚(shen)至(zhi)連(lian)一向溫(wen)和的中国台灣(wan)合作方滚石(shi)也催促他们趕(gan)緊(jin)走出情緒(xu)，去錄(lu)新歌。失去了黄家驹的保護(hu)，他们感到，那种一直在商(shang)業(ye)需求(qiu)和自(zi)我(wo)表达之中拉(la)扯(che)的尷(gan)尬(ga)与痛苦(ku)都变得更明(ming)確(que)，也更强烈(lie)。

黄家驹去世后，很长一段(duan)时间里，Beyond的三个人无法聚(ju)在一起排(pai)練(lian)。他们不想见到对方，甚至没有力气拿(na)起乐器(qi)，因为只要进入(ru)那个場(chang)景(jing)，他们就会想到与黄家驹相(xiang)處(chu)的时光。黄家强回憶(yi)，他第(di)一次(ci)再(zai)拿吉他想試(shi)试时，发了很久(jiu)的呆(dai)，也没辦(ban)法彈(dan)出一个音。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ji)长期以来对兄(xiong)长的依(yi)賴(lai)。黄贯中更是在黄家驹去世之后不久就萌(meng)生了解(jie)散(san)乐队的念(nian)头。

但是最終(zhong)，为了歌迷的期待(dai)和已经远走的黄家驹，三个人还是決(jue)定(ding)繼(ji)續(xu)努(nu)力扮(ban)演好Beyond成员的角(jiao)色(se)。虽然他们在音乐上的想法不太(tai)相同，但经过多年的磨合，几个人已经擁(yong)有了一些共同的信(xin)念，憑(ping)着这些信念，他们又将乐队坚持了數(shu)年。

1994年，他们不再与日本的公司续约，将合约都轉(zhuan)入中国台湾的滚石公司。此后，三个人继续一起出专辑，开演唱会，嘗(chang)试新的风格。虽然他们仍(reng)在努力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舆论的评价也变得客气了许多，但是乐队已经是形聚神散。自从黄家驹走后，Beyond再没有留下让大众印(yin)象深(shen)刻的作品。在各(ge)种演唱会能够引(yin)发人们合唱的，依舊(jiu)是过去的那些老(lao)歌。

1999年年底，Beyond的三个人终于宣布(bu)开始个人发展，此后除(chu)了復(fu)出巡(xun)演，他们也几乎再没有新的合作。直到2005年10月，“BEYOND THE STORY”巡演终点站(zhan)新加坡(po)站演出結(jie)束(shu)后，乐队终于正式(shi)宣布永久解散。其實(shi)他们都明白(bai)，自从黄家驹离世之后，Beyond的那股精气神，也就慢(man)慢消散了。

与香港乐坛的爱恨(hen)情仇(chou)

1993年12月，鼓手叶世荣提(ti)到黄家驹的去世时，似乎仍然放(fang)不下半年前的痛苦感受。他憤(fen)怒地对媒体表达了積(ji)蓄(xu)已久的不满：“如果(guo)香港能容(rong)納(na)我们，我们就不会走，就不会失去家驹。”他所说的“走”，指(zhi)的就是1991年Beyond選(xuan)擇(ze)去日本乐坛发展的事情。这件事始于Beyond与香港乐坛之间不可調(tiao)和的矛(mao)盾(dun)。实際(ji)上，在黄家驹生前，Beyond并非一直都是乐坛的寵(chong)兒(er)，他们是经歷(li)了近十年的奮(fen)斗，经过无数妥(tuo)協(xie)和容忍(ren)，才在香港乐坛占有了一席(xi)之地。

1991年9月，香港紅(hong)磡(磡)体育(yu)館(guan)，黄家驹在“Beyond Live 1991 生命接觸(chu)演唱会”上演唱《光辉岁月》。

1983年，Beyond在一个乐队大賽(sai)中獲(huo)得冠(guan)軍(jun)，并正式定名，经历了几輪(lun)乐手更替(ti)，黄家强、黄贯中陸(lu)续加入了乐队。两年后，以打造(zao)乐队知(zhi)名的中国香港经紀(ji)人陳(chen)健添(tian)在一次看演出时灵感突发，相中了Beyond，觉得这几个酷(ku)爱重(zhong)金(jin)屬(shu)裝(zhuang)扮的青(qing)年以后一定会大红大紫(zi)，就将他们签入旗(qi)下。一开始，他们的前两张专辑并未(wei)获得商业上的成功(gong)，从第三张专辑《秘(mi)密(mi)警(jing)察(cha)》开始，因为音乐风格更加流行化，Beyond的歌曲开始逐渐走红，被人传唱。这张专辑中的《喜歡(huan)妳(ni)》《大地》因为講(jiang)述(shu)个人情感和家国情怀，旋(xuan)律(lv)動(dong)人而廣(guang)受欢迎(ying)，但也正是从那时起，很多地下乐迷接受不了乐队风格的转变，批评他们是“摇滚叛(pan)徒(tu)”，这种声音在黄家驹生前一直存(cun)在，从未间断。

作为创作的主心骨，黄家驹内心知道(dao)，Beyond已经告別(bie)了自由、自我的地下世界，他们必(bi)須(xu)要在所謂(wei)商业和自我的糾(jiu)纏(chan)中求得一个平衡(heng)。黄家强也在多年后替Beyond解釋(shi)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得到认同以后，他们才能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实际上，刚开始玩(wan)音乐时，黄家驹的偶(ou)像(xiang)是大衛(wei)·鮑(bao)伊(yi)，向往那种迷幻(huan)、华麗(li)而自我的风格。但经历了商业化的洗(xi)禮(li)，他逐渐发现，Beyond可以走的路(lu)，似乎只能像是当年披头士乐队所走的那样，在社会議(yi)题和普(pu)世情感中，将自我表达与外界需求合二(er)为一。因此，如《喜欢你》《大地》《真的爱你》这样偏(pian)流行的歌曲，也是黄家驹发自内心想要创作的。后来，Beyond签约新艺寶(bao)唱片，歌曲风格更加流行化，也更多地参演电影，参加娛(yu)乐节目，逐渐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新偶像。

去日本发展之前，Beyond拿遍(bian)了中国香港的各大獎(jiang)項(xiang)，有了很多膾(kuai)炙(zhi)人口(kou)的金曲，还成为第一个在北(bei)京首(shou)都体育馆舉(ju)办演唱会的中国香港乐队。但如此辉煌(huang)的成绩，掩(yan)飾(shi)不住(zhu)他们内心的苦悶(men)和仿(pang)徨(huang)。此前多年，他们曾经用词激烈地批判(pan)过当时的香港乐坛。黄家驹甚至说出过那句流传至今的金句：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quan)。黄贯中則(ze)更直接地罵(ma)过香港娱乐圈和香港乐坛，说它(ta)们只是一部(bu)“消滅(mie)自尊(zun)心的機(ji)器”。性格善(shan)良(liang)的黄家驹甚至无法忍受歌迷对乐队的瘋(feng)狂(kuang)追(zhui)捧(peng)而把他们骂走，他希(xi)望(wang)听到乐迷真实的声音，而不是盲(mang)目地崇(chong)拜(bai)。

《乐与怒：Beyond传》的作者左安(an)军花(hua)了九(jiu)年时间研(yan)究(jiu)Beyond乐队，前后采(cai)訪(fang)了十几位(wei)与Beyond四(si)人关系(xi)密切的相关人士，厘(li)清了很多Beyond乐队的錯(cuo)誤(wu)信息。比(bi)如，1983年年初(chu)Beyond在香港参加的那次重要的乐队比赛，活动全称为“Players Festival：香港吉他手、乐队大赛”，而不是什么“山(shan)叶吉他大赛”。同样，有人一直以为Beyond的成军日期1983年6月20日，但这个日期也不準(zhun)确，是因为黄家驹的生日和忌(ji)日都在六月，媒体刻意又将乐队成立日也放到这一个月内作为噱(xue)头。而乐队真正成立的大致(zhi)时间，应該(gai)是在参加比赛的前的1983年1月，而Beyond也不是像传说中那样，是为了参加比赛而臨(lin)时成立，早(zao)在1982年，黄家驹、叶世荣和鄧(deng)煒(wei)謙(qian)等(deng)人就已经开始在一起玩乐队了。

正是出于对Beyond全部身世的細(xi)致了解，左安军对当时黄家驹与乐队表达出的愤怒非常理解。他对《中国新聞(wen)周刊(kan)》说，Beyond的愤怒确实指出了当时乐坛的真实狀(zhuang)況(kuang)。那时，出于商业利(li)益(yi)考(kao)慮(lv)，大部分唱片公司不敢冒(mao)險(xian)，不愿意扶(fu)植(zhi)原创的中文(wen)歌曲，宁愿花錢(qian)去買(mai)重新填(tian)词的日语歌、英(ying)语歌，也傾(qing)向于培(pei)養(yang)外表光鮮(xian)的偶像组合和歌手。当时，哪(na)怕(pa)当时香港最红的歌手譚(tan)詠(yong)麟(lin)、陈百(bai)强，也得翻唱很多歌曲，数量各自多达几十首。哪怕像张国荣这样本身其实具(ju)有一些创作能力的歌手，在种种限(xian)制(zhi)之下，也得不到恰(qia)当的发揮(hui)。乐坛成了娱乐圈的附(fu)属品。

在这样的基(ji)礎(chu)上，八(ba)卦(gua)新闻盛(sheng)行，社会对偶像歌手的追捧，歌迷对摇滚风格音乐的不理解，都是当时让Beyond感到无奈(nai)和失望的原因。他们以为商业成功能够換(huan)来更大的创作自由，结果乐坛的環(huan)境(jing)依旧没有改变。

《乐与怒:beyond传》左安军著

当时，与守旧的中国香港乐坛相比，亞(ya)洲(zhou)其他地方对原创音乐似乎更加寬(kuan)容。1990年，一向重視(shi)原创内容的中国台湾滚石公司与Beyond的经纪人陈健添合作，成立了勁(jin)石娱乐，并在中国大陆签约了黑(hei)豹(bao)乐队。Beyond也借(jie)着这个机会开始出版(ban)普通话专辑。1991年，Beyond正式签约日本的Amuse公司，进军日本乐坛。到了日本，他们立刻开始和音乐大師(shi)喜多郎(lang)、梁(liang)邦(bang)彥(yan)进行合作，日本团队专业化的分工(gong)，守时嚴(yan)謹(jin)的特(te)性，让他们頗(po)感惊喜。在中国台湾和馬(ma)来西(xi)亚演出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当地的歌迷中有很多对于乐队的態(tai)度不是粉(fen)絲(si)对偶像的崇拜，而是会平等地和他们探(tan)討(tao)问题。到中国大陆演出时，他们接触到了许多優(you)秀(xiu)的乐队，还和他们结成了好友。

走出中国香港，去往更广闊(kuo)的亚洲其他地方，然而，这个蜜(mi)月期并不长。很快(kuai)，他们发现，日本乐坛同样是一个流水(shui)線(xian)般的生產(chan)体系，商业化气息同样濃(nong)郁(yu)。而且(qie)生活在一个语言不通、见不到親(qin)人的环境下，这种感觉更令(ling)人窒(zhi)息。黄贯中觉得在日本的生活枯(ku)燥(zao)得“像印刷(shua)出来的”，黄家强开始天天打遊(you)戲(xi)，而灵感源(yuan)源不絕(jue)的黄家驹在日本也突然写不出歌。更严重的问题是，去了日本，在中国香港好不容易(yi)积攢(zan)下来的人气，似乎也在逐渐丟(diu)失。后来他们发现，在日本也得面对跟(gen)在中国香港同样的游戏規(gui)则，为了宣传专辑，他们得去上那些匪(fei)夷(yi)所思(si)的综艺节目，而这些无聊(liao)的节目甚至最终让黄家驹丢了性命。

或许是在这样略(lve)带后悔(hui)的心境之下，黄家驹写出了他在去世前最后一张专辑《乐与怒》中那首传世之作《海(hai)阔天空(kong)》。他把自己十年来的迷茫(mang)、纠结，但依旧决心坚持理想心路历程(cheng)放在这首歌中，甚至在歌词中一语成讖(chen)地預(yu)言了自己“跌(die)倒(dao)”的结局(ju)。

当年第一个将Beyond推(tui)向香港乐坛的乐评人馮(feng)礼慈(ci)称这首歌为“经典(dian)中的经典”。任(ren)何(he)听到这首歌的人，都会为其中浓烈的情感所打动。黄家驹去世后，很多听众对这首歌产生了代入感，将他视为理想主义精神的殉(xun)道者，但深入了解Beyond经历的人，会发现这首歌中所蘊(yun)藏(zang)的情感，其实是那种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尋(xun)求平衡的彷徨。

成为大众情感的投(tou)射(she)

乐评人李(li)皖(wan)曾经回忆，他第一次听到Beyond的歌曲并不是人们口中传唱的那些大热歌曲，而是第三张专辑的同名歌曲《秘密警察》，这首歌的题材(cai)和风格让他颇为惊訝(ya)。后来他评论称，Beyond是較(jiao)早在中文歌里有严肅(su)文学性甚至表达社会议题的歌手。

作为一支以粵(yue)语演唱为主的乐队，Beyond的歌曲在中国各地的传唱度确实高得惊人。在演唱会上，很多不会粤语的人，都能完整地跟唱《海阔天空》或是《真的爱你》。这可能与那个时期粤语文化以及(ji)其他粤语歌曲在中国的流行有一些关系，但也并非全部是由于这个原因。

在《乐与怒：Beyond传》的作者左安军看来，Beyond的歌曲能够广为流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创作题材相当广泛(fan)，他们歌词里的人文精神和现实关怀恰好也能擊(ji)中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内心遇到的种种问题。“比如，有獻(xian)给母(mu)亲的《真的爱你》，自我激励的《再见理想》《海阔天空》，反(fan)戰(zhan)的《Amani》等等。”左安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歌曲的这些特质，很多人喜欢在公开的场合唱这些歌曲，直抒(shu)胸(xiong)臆(yi)。

Beyond所创作的音乐确实極(ji)具时代特色。20世纪 80年代，摇滚乐在亚洲有了突飞猛(meng)进的发展，尤其是在华语乐坛，真正意义上的中文原创摇滚歌曲在各地出现。1982年，羅(luo)大佑(you)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让他成为中国台湾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摇滚歌手。1986年，崔(cui)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唱出《一无所有》，让中国大陆自己的原创摇滚登(deng)上世界舞(wu)台。中国人开始更多地用摇滚音乐形式表达对社会议题的关註(zhu)与关切。在中国香港，地下乐队的风潮(chao)也已经流行了数年，只是还没有特别有代表性的本土(tu)乐队出现。

Beyond也是这无数香港地下乐队中的一支，并且，他们还是一群(qun)没有人看得起的“窮(qiong)小(xiao)子”。那时，最先(xian)玩乐队的是家庭(ting)条件较好的年轻人，他们能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摇滚乐唱片，买得起乐器，花得起练習(xi)的时间。少年时期的黄家驹从没想到，自己的未来会和音乐产生关系，他出生于一个小戶(hu)人家，父(fu)亲是开五(wu)金店(dian)的店主，他是五个孩(hai)子中的老四，从小就和一家人擠(ji)在40平米的房(fang)子里生活。1979年夏(xia)天，17岁的他在垃(la)圾(ji)堆(dui)里撿(jian)到了一把破(po)木(mu)吉他，因为这把琴(qin)，他才生出了莫(mo)名其妙(miao)的狂热，开始不顧(gu)家人的反对，在家里疯狂练琴，去和乐手交(jiao)朋友，找(zhao)人组乐队。后来，从小跟在他身后的弟弟黄家强也开始受到他的影响，学起鍵(jian)盤(pan)和贝斯。

五金店店主的儿子捡了一把吉他，最终成为摇滚明星，这件事像是上天给香港乐坛开的一个玩笑(xiao)，但仔(zai)细想想，其中又有合理的成分。1981年，黄家驹结识了和他出身相似，只有一套(tao)二手爵(jue)士鼓可以练习的叶世荣，又找到了乐手邓炜谦、李荣潮等人一起玩音乐、写歌。当时，他们是一支不折(zhe)不扣(kou)的地下乐队，音乐风格比现在更加小众、复雜(za)，甚至没有什么歌词，只是随性发挥。当时乐队所有成员都在上班(ban)、打工，应付(fu)生活，只能在业余(yu)时间里排练。如今想来，正因为黄家驹普通的出身，他才懂(dong)得普通人的生活困窘(jiong)和他们对亲情的眷(juan)戀(lian)，才能写出那些讲述普世情感的旋律和歌词。

如今，一切記(ji)忆早已经煙(yan)消雲(yun)散，如果黄家驹还活着，他也已经到了耳(er)順(shun)之年，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还会如年轻时那般活潑(po)开朗(lang)，讲话滔(tao)滔不绝，仍然充满少年气。他和黄家强一起长大的蘇(su)屋(wu)邨(邨)住宅(zhai)區(qu)也早已被拆(chai)除重建(jian)。但音乐会幫(bang)人们留下一些东西，1994年，Beyond剩余的三个人在黄家驹去世后，出版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名字(zi)就叫《二樓(lou)后座》。“二楼后座”是凝(ning)结了他们青春(chun)和汗(han)水的排练室(shi)的名字，从地下乐队到全職(zhi)乐队，甚至日后成为摇滚明星，即(ji)使(shi)经濟(ji)条件改善，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在这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中排练。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他们都会在演出时的舞台上给黄家驹留个位置(zhi)。事到如今，Beyond的故(gu)事已经成为过去式，但是黄家驹和他所创造的传奇(qi)，随着Beyond作品的流传已然成为经典。

（参考資(zi)料(liao)：《乐与怒：Beyond传》，作者左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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