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箱包的创意广告语

wangyouweiqishoujibannenggouyuquanguogedidetonglingxiaohuobanjinxingduiyi！tebieshejilezhanbukongdaomaoxiandengdutewanfa，meiyigeyouxixijiedoujiangxinduyun。kaikaixinxindewanshuawohenxihuan，ruguoniyeyoushenmebudongdeyenenglaihepengyouyiqiwanshuaba。jiaoheshoubuhuliheshuangbaotaijiemeinvhaidezhuangbanwanmeihaiyuanhaizeiwangzhongdegezhongjingdianjiaosehejuqing，yulufeiyiqizhengduoonepeace!弗(fu)朗(lang)茲(zi)·法(fa)農(nong)：黑(hei)皮(pi)膚(fu)，白(bai)面(mian)具(ju)

有(you)些(xie)人(ren)把(ba)鐵(tie)燒(shao)熱(re)，是(shi)為(wei)了(le)趁(chen)热打(da)铁。我(wo)們(men)更(geng)願(yuan)意(yi)烧热人的(de)身(shen)體(ti)、激(ji)發(fa)人们体內(nei)的激情(qing)之(zhi)後(hou)再(zai)離(li)開(kai)。我们最(zui)終(zhong)會(hui)得(de)到(dao)這(zhe)樣(yang)壹(yi)個(ge)結(jie)果(guo)：人類(lei)通(tong)過(guo)自(zi)燃(ran)，可(ke)以(yi)保(bao)持(chi)火(huo)焰(yan)的存(cun)在(zai)。

——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

一、生(sheng)命(ming)的怒(nu)焰

弗朗兹·法农（Frantz Omar Fanon，1925-1961），一个出(chu)生於(yu)法屬(shu)西(xi)印(yin)度(du)群(qun)島(dao)馬(ma)提(ti)尼(ni)克(ke)岛法蘭(lan)西堡(bao)富(fu)裕(yu)中(zhong)產(chan)階(jie)級(ji)家(jia)庭(ting)的黑白混(hun)血(xue)兒(er)，接(jie)受(shou)了白人的教(jiao)育(yu)，操(cao)一口(kou)腔(qiang)調(tiao)純(chun)正(zheng)的法語(yu)，青(qing)少(shao)年(nian)時(shi)代(dai)有著(zhu)(zhe)單(dan)纯的殖(zhi)民(min)宗(zong)主(zhu)國(guo)認(ren)同(tong)。这样一个法农，正是自己(ji)筆(bi)下(xia)描(miao)述(shu)的“想(xiang)要(yao)變(bian)成(cheng)白人”的有色(se)人。

弗朗兹·法农

法农的父(fu)親(qin)任(ren)職(zhi)于殖民地(di)政(zheng)府(fu)機(ji)構(gou)，而(er)母(mu)亲身上(shang)混雜(za)着法国東(dong)部(bu)阿(e)爾(er)薩(sa)斯(si)某(mou)个家族(zu)的白人血統(tong)，这使(shi)法农的出身掛(gua)上了幾(ji)分(fen)貴(gui)族色彩(cai)。憑(ping)借(jie)这些與(yu)殖民化(hua)進(jin)程(cheng)相(xiang)關(guan)的條(tiao)件(jian)，法农得以进入(ru)殖民地公(gong)立(li)學(xue)校(xiao)，接受良(liang)好(hao)的“法国式(shi)”教育。其(qi)典(dian)型(xing)的模(mo)式是，課(ke)程用(yong)法语教授(shou)，学生被(bei)告(gao)知(zhi)應(ying)努(nu)力(li)成为法国人，其目(mu)的在于規(gui)訓(xun)殖民地臣(chen)民的法国认同，使其心(xin)智(zhi)发展(zhan)自幼(you)年时代起(qi)便(bian)与法国緊(jin)密(mi)相連(lian)。法农早(zao)期(qi)步(bu)入殖民地精(jing)英(ying)教育軌(gui)道(dao)所(suo)接受的同化教育，阻(zu)滯(zhi)了真(zhen)實(shi)自我和(he)自覺(jiao)觀(guan)念(nian)的形(xing)成。

不(bu)过，这種(zhong)单纯的宗主国认同很(hen)快(kuai)受到了挑(tiao)戰(zhan)。二(er)战期間(jian)，讀(du)中学的法农經(jing)歷(li)了維(wei)希(xi)法国政府的高(gao)壓(ya)统治(zhi)，並(bing)在老(lao)師(shi)艾(ai)梅(mei)·塞(sai)澤(ze)尔（Aimé Fernand David Césaire）的影(ying)響(xiang)下，开始(shi)對(dui)种族意識(shi)及(ji)其根(gen)源(yuan)产生了认知。1943年，法农懷(huai)着对于宗主国的忠(zhong)誠(cheng)抵(di)達(da)歐(ou)洲(zhou)，加(jia)入法国自由(you)軍(jun)團(tuan)，先(xian)后在摩(mo)洛(luo)哥(ge)和阿尔及利(li)亞(ya)服(fu)役(yi)，并參(can)加了阿尔萨斯的战事(shi)。他(ta)負(fu)了战傷(shang)，立了功(gong)勛(xun)，体驗(yan)了为法国而战的榮(rong)譽(yu)。不过，在军旅(lv)生活(huo)的大(da)坩(gan)堝(guo)裏(li)，同时煎(jian)煮(zhu)着与这种英雄(xiong)主義(yi)情怀和價(jia)值(zhi)相矛(mao)盾(dun)的种族主义情緒(xu)，即(ji)白人对黑人“理(li)所當(dang)然(ran)”的蔑(mie)視(shi)。法农第(di)一次(ci)经历了黑色皮肤所代表(biao)的意义与母国认同之间的矛盾，并滋(zi)養(yang)了义憤(fen)情绪与反(fan)抗(kang)精神(shen)。

二战后復(fu)員(yuan)的法农返(fan)回(hui)马提尼克，通过了高中会考(kao)，于1946年再赴(fu)法国，次年決(jue)定(ding)前(qian)往(wang)里昂(ang)学醫(yi)，遂(sui)轉(zhuan)向(xiang)精神病(bing)学專(zhuan)業(ye)，并在此(ci)后的学習(xi)中廣(guang)泛(fan)涉(she)獵(lie)哲(zhe)学、人类学与文(wen)学，接觸(chu)了弗洛伊(yi)德(de)、拉(la)康(kang)、荣格(ge)等(deng)人的精神分析(xi)学說(shuo)，马克思(si)主义，存在主义与現(xian)象(xiang)学等理論(lun)。在此期间，他雖(sui)未(wei)加入任何(he)黨(dang)派(pai)，但(dan)参与了反殖民主义運(yun)動(dong)，且(qie)参与了殖民地留(liu)学生小(xiao)型期刊(kan)《达姆(mu)-达姆報(bao)》（ Tam Tam）的編(bian)輯(ji)工(gong)作(zuo)。1951年法农取(qu)得心理学家資(zi)質(zhi)，在聖(sheng)亚尔邦(bang)（Saint-Alban）精神病院(yuan)待(dai)了一年有余(yu)。其间，他师從(cong)社(she)会主义精神病学家托(tuo)斯克尔（Francois Tosquelle），为后來(lai)的精神医学与政治之路(lu)奠(dian)定了基(ji)礎(chu)。法农发现，对罹(li)患(huan)精神病的黑人的治療(liao)与黑人主体性(xing)的解(jie)放(fang)之间存在密切(qie)关聯(lian)。1952年，法农在《思想》（ Esprit）杂誌(zhi)上发表第一篇(pian)文章(zhang)《北(bei)非(fei)癥(zheng)候(hou)群》（“Le Syndrome Nord-Africain”），探(tan)討(tao)背(bei)井(jing)离鄉(xiang)的北非勞(lao)工所承(cheng)受的身心痛(tong)苦(ku)，他们与故(gu)乡切斷(duan)了联系(xi)，卻(que)無(wu)法达成终極(ji)目標(biao)。同年，法农发表第一部至(zhi)今(jin)仍(reng)产生持續(xu)影响的重(zhong)要研(yan)究(jiu)著作《黑皮肤，白面具》（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殖民宗主国大都(dou)市(shi)的白人并不认可他作为精神病科(ke)医生和知识分子(zi)的智识资质，此时的法农更为敏(min)銳(rui)地感(gan)受到了种族歧(qi)视。該(gai)著正是法农基于自身黑皮肤的经验，深(shen)入殖民主义雙(shuang)重主体的身体与心靈(ling)基底(di)进行(xing)探索(suo)后，所发的冗(rong)長(chang)而微(wei)妙(miao)的怒言(yan)。这是最早審(shen)视殖民地种族主义所产生的破(po)壞(huai)性影响的文本(ben)之一。

1953年，法农通过精神科医师资格考試(shi)，遂被派往阿尔及利亚的布(bu)里达（Blida）精神病院。此时正值醞(yun)釀(niang)已(yi)久(jiu)的阿尔及利亚革(ge)命爆(bao)发前夕(xi)。在医院，他救(jiu)治窮(qiong)人、殘(can)疾(ji)人以及受战爭(zheng)恐(kong)怖(bu)陰(yin)影所影响的人。同时，他与院方(fang)傳(chuan)统精神医学格格不入，其主張(zhang)也(ye)与阿尔及尔派精神医师所奉(feng)行的“土(tu)著的原(yuan)始狀(zhuang)態(tai)”理论相齟(ju)齬(yu)。他在院内倡(chang)導(dao)了一場(chang)小型的精神医学革命，引(yin)入“社会治疗法”，与信(xin)奉伊斯兰教的本地人一同试圖(tu)恢(hui)复本土的文化、语言、生活习俗(su)和社会組(zu)織(zhi)，旨(zhi)在形成他们的本土文化意识与认同。与底層(ceng)民眾(zhong)的接触、对当时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现状的体察(cha)，以及其他种种因(yin)素(su)很快將(jiang)他推(tui)向了政治反对派的立场。同时更为复杂的是，他本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處(chu)境(jing)并不樂(le)观，他发现自己非但不是被压迫(po)者(zhe)，反而被视为压迫者——即欧洲裔(yi)的法国人，因而既(ji)受到上层的鄙(bi)视，又(you)不被下层所信任，这种经验决定了法农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结果的反思与分析不可能(neng)是簡(jian)单的对殖民者的极端(duan)抵抗。1954年，阿尔及利亚獨(du)立战争打响，次年，法农加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zhen)線(xian)FLN（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其反殖民主义立场日(ri)漸(jian)聞(wen)名(ming)。后应“阿尔及利亚之友(you)”（Amities Algeriennes）运动的动员与請(qing)求(qiu)，他开始为一些飽(bao)受精神錯(cuo)亂(luan)之苦的遊(you)擊(ji)隊(dui)员进行医治。在精神病学实踐(jian)与政治活动的交(jiao)替(ti)进行中，法农全(quan)力投(tou)身于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鬥(dou)。

1956年底，法农公开辭(ci)去(qu)医院职務(wu)，稱(cheng)自己无法解救某些人，“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待遇(yu)，这是一个把剝(bo)奪(duo)人權(quan)及不平(ping)等和謀(mou)殺(sha)当成合(he)法原則(ze)的国家，当地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永(yong)遠(yuan)都是瘋(feng)子，生活在一种完(wan)全沒(mei)有人格的状态下。”法农公开的反殖民主义与支(zhi)持殖民地独立的主张与立场，导致(zhi)他1957年被驅(qu)逐(zhu)出阿尔及利亚。法农隨(sui)后旅居(ju)法国，繼(ji)续为不可逆(ni)转的阿尔及利亚独立趨(qu)勢(shi)營(ying)造(zao)輿(yu)论聲(sheng)势。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法国總(zong)会的協(xie)助(zhu)下，他前往民族解放阵线的境外(wai)组织所在地突(tu)尼斯，正式与法国决裂(lie)。他在突尼斯继续从事精神病医学与政治活动，逐渐成为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并定期为民族解放阵线的周(zhou)报《斗士(shi)报》（ El Moudjahid）撰(zhuan)稿(gao)，兼(jian)任编辑之职。盡(jin)管(guan)亲眼(yan)目睹(du)民族解放阵线内部暴(bao)露(lu)的种种問(wen)題(ti)与矛盾，包(bao)括(kuo)政治代表与军队之间愈(yu)发嚴(yan)重的争執(zhi)，他仍一如(ru)既往地支持其民族解放运动。法农去世(shi)后的1964年，其发表于《斗士报》的文章，以及部分未出版(ban)的文本集(ji)结成書(shu)，命名为《朝(chao)向非洲革命》（ Pour la revolution Africaine）。为阿尔及利亚独立解放战争而奮(fen)斗的经历，不僅(jin)改(gai)变了法农的生命运动轨跡(ji)，并促(cu)使他从基于黑肤色经验的种族主义分析转向了更广泛的殖民地政治、经濟(ji)、文化領(ling)域(yu)的实务经验和去殖民化进程的关註(zhu)。

他的活动也不再局(ju)限(xian)于北非地區(qu)，而是越(yue)发关注撒(sa)哈(ha)拉以南(nan)非洲的民族解放議(yi)题，并进一步转向了声援(yuan)全非洲解放、全面反殖民主义的政治书寫(xie)。1959年底，他被阿尔及利亚共(gong)和国的臨(lin)时政府任命为黑非洲巡(xun)回大使，奔(ben)赴加納(na)、喀(ka)麥(mai)隆(long)、安(an)哥拉和马里等地，为各(ge)国独立事业鼓(gu)吹(chui)战斗。同年，法农出版《阿尔及利亚革命最后五(wu)年》（ L'an Cinq de la Revolution Algérienne，英譯(yi)为《垂(chui)死(si)的殖民主义》， A Dying Colonialism）。此作表明(ming)，法农处于其反殖民主义与去殖民化理论建(jian)构的关鍵(jian)捩(lie)转點(dian)，一方面，他继续运用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探索反殖民主义议题；另(ling)一方面，他开始在社会学层面思考殖民制(zhi)度下精神压迫的根源问题，表现出一种认同革命、選(xuan)擇(ze)行动的明確(que)傾(qing)向。种族主义和殖民统治的经历与其在阿尔及利亚所見(jian)所闻的极度恐懼(ju)并置(zhi)，该作呈(cheng)现出一个在压迫统治体系中充(chong)滿(man)紧张和报复、酷(ku)刑(xing)和暴力、仇(chou)恨(hen)和謊(huang)言的世界(jie)。至为明顯(xian)的是，法农所表达出来的对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极端统治造成恐怖的愤怒。

1959年，弗朗兹·法农在突尼斯舉(ju)行的作家新(xin)闻发布会上。图片(pian)来源：IMEC

法农的激进言论与行动，使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屢(lv)遭(zao)暗(an)杀，但总能幸(xing)免(mian)于難(nan)。1960年初(chu)，他任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駐(zhu)加纳代表。同年年底，在经历了一次穿(chuan)越马里到阿尔及利亚南部邊(bian)境的艱(jian)苦探險(xian)之旅后，他被診(zhen)断出患有白血病。1961年，法农先后赴蘇(su)联与美(mei)国接受治疗，12月(yue)辞世。正是在生命旅程的终年，他于病榻(ta)之上口述完成了《全世界受苦的人》（ Les damnes de la terre）。在更广闊(kuo)的视野(ye)下，法农探索了殖民主义治下被殖民黑人的主体性受到压迫的问题。面对生命将尽的威(wei)脅(xie)与其去殖民化志业的急(ji)迫使命，他以一貫(guan)的义愤之辞，表达了支持暴力革命和號(hao)召(zhao)所有殖民地人民团结一心的主张，并訴(su)諸(zhu)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辯(bian)證(zheng)法，表达了反抗并超(chao)越殖民主义暴力结构束(shu)縛(fu)的存在主义观点，即被殖民的黑人经过意识觉醒(xing)，诉诸暴力反抗，以确立自我信念与价值，克服对于殖民者的恐惧，并迫使后者对此加以承认，由此超越自我与他者的结构对立，在人的存在层面与白人形成真正的互(hu)动关系。

二、超越黑色皮肤的自卑(bei)

在法农短(duan)暫(zan)的生命里，持续燃烧着一股(gu)因种族主义与殖民统治的制度性宰(zai)制所激发的怒火，从中爆发的充满主观沖(chong)动与激情的灼(zhuo)灼言辞，形成了其极具辨(bian)识度的、融(rong)合詩(shi)文与檄(xi)文風(feng)格的文体。不过，尽管他的著述以激情主观著称，但我们仍可识別(bie)一个相对完整(zheng)的、经过理性构築(zhu)而成的思想体系，即以啟(qi)蒙(meng)（黑人被殖民者的主体意识觉醒）、抵抗（政治与暴力抗争）为手(shou)段(duan)，以人的全面解放（超越存在层面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对立结构）为终极目标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与去殖民化的理论体系。

从法农的思想发展历程看(kan)来，其理论建构始于其作为有色人的切身经验，因黑色皮肤所受到的歧视，首(shou)先启迪(di)了他的种族身份(fen)意识；从事精神医学的学习与实践之路，则启发了他的反种族主义观念的形成。《黑皮肤，白面具》可被视为其早期理论发展的代表著述。在书中，法农开創(chuang)了跨(kua)学科研究的先风，运用精神分析、精神病理学、社会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等多(duo)学科研究方法，探究殖民统治下的黑人心理问题，从黑人的主体经验出发，拷(kao)问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制度下黑人的精神異(yi)化问题。及至该著出版时，法农已体验了殖民地条件下无所不在的种族歧视，开始对黑人受奴(nu)役的状态产生质疑(yi)。

《黑皮肤，白面具》，胡(hu)燕(yan)、姚(yao)峰(feng)/译，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5月版

法农依(yi)據(ju)对安的列(lie)斯人的观察，在书中描述了以下现象：黑人想要变成白人，因为白人比(bi)黑人優(you)越。受到良好教育的黑人努力練(lian)习发音(yin)，力图说一口纯正的法语，因为掌(zhang)握(wo)殖民者语言的纯正程度与他们变白的程度成正比；黑人女(nv)性非白人不嫁(jia)，因为白人代表美貌(mao)与美德；黑人男(nan)性的性欲(yu)望(wang)只(zhi)針(zhen)对白人女性，因为只有通过白人女性才(cai)能讓(rang)他变成白人，獲(huo)得白人女性的愛(ai)则证明，他达到了白人世界与白人文化的标準(zhun)。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假(jia)設(she)，即黑人天(tian)生低(di)白人一等，白人是人，而黑人尚(shang)未进化为人。

种族主义偏(pian)见引发的糟(zao)糕(gao)结果是，黑肤色与缺(que)陷(xian)等同，肤色于是决定了等级；黑人将自卑内化，自觉不如白人。在这种心理结构中，黑人因自卑而患上了神经官(guan)能症，其症状恰(qia)是以上所提及的，并包括以下种种：黑人由于自卑，于是努力证明自己擁(yong)有与白人相同的智慧(hui)，这种价值的实现途(tu)徑(jing)只有一条，即白人他者的认可。事实上，黑人对自己黑色皮肤的意识，已经是一种自我否(fou)定的活动。这些想成为白人的黑人，不惜(xi)一切代价尋(xun)求白人的认可，结果丟(diu)失(shi)了黑人的种族自我意识，他们没有内在的价值，总是依賴(lai)白人他者的存在，而自身的存在只是为实现白人的存在。

法农对肤色的分析表明，种族主义结构中的黑人男女通过稀(xi)釋(shi)血统来“漂(piao)白”黑人种族的欲望，植(zhi)根于自我憎(zeng)恨。如前所述，它(ta)源于一种观念，即自己的种族有缺陷，或(huo)有需(xu)要克服的障(zhang)礙(ai)。种族主义預(yu)设将黑人限定在非人性化的位(wei)置，这种非人性化反过来又助长了黑人的精神病理倾向。他们陷入双重困(kun)境。一方面，他们被告知，只有表现得像(xiang)白人，他们才会被认为是人类。另一方面，他们与白人的接触不断提醒自己不是白人，也永远不可能成为白人。他们的任何努力都无法糾(jiu)正这种状況(kuang)。事实上，只要他们接受了这种等级化的预设，他们变成白人的努力只能是神经质的精神错乱表征(zheng)。

在另一个殖民主体——白人——的心理方面，存在同样异化的事实。他们的神经质症状最典型地表现为，无端端把事实上在种族结构中属于弱(ruo)势群体的黑人假想成性侵(qin)略(lve)者；黑人成了引发白人恐惧的对象，而恐惧常(chang)常与厭(yan)惡(e)、痛恨并行。因为对于白人而言，黑人除(chu)了代表原始状态下的性本能，還(hai)代表邪(xie)恶与罪(zui)恶。法农认为，产生这种恐惧的根源在于黑人男性的生殖器(qi)神話(hua)。白人男性嫉(ji)妒(du)黑人男性的性活力，并擔(dan)心因此失去自己的女人，继而产生恐惧。甚(shen)至，当接受了白人教育的黑人有能力講(jiang)一口纯正法语时，白人就(jiu)开始产生危(wei)机感，于是他们要麽(me)屈(qu)尊(zun)俯(fu)就使用皮欽(qin)语与黑人交流(liu)，要么有意无意地強(qiang)调纯正法语与黑人本质之间的差(cha)别，其目的却是将种族间的分离强加于黑人。白人与世界之间是一种占(zhan)有与征服的关系，当黑人意识到种族主义的压迫，继而奋起反抗时，其逃(tao)脫(tuo)束缚的欲望与企(qi)图，成为白人的痛苦与失落(luo)。在与黑人漫(man)长的接触历史(shi)中，白人想要的始终是，不择手段将黑人固(gu)定在他者的位置上，永远作为白人世界里的次要存在。

当黑人因自卑、白人因恐惧而生仇恨时，必(bi)定会出现兩(liang)个相互敵(di)对的阵营。在这种以对立为基本结构的殖民语境中，殖民者自詡(xu)为一切正面价值的載(zai)体，在其单方面宣(xuan)告的文化统治中，种族歧视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这个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一个特(te)定种族被另一个种族剥削(xue)，人类的一个特定分支被一种假定优越的文明所蔑视。

紀(ji)錄(lu)片《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1996）海(hai)报

当然，法农并未止(zhi)步于揭(jie)露这种对立关系。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法农也描述了一类能直(zhi)面自己种族的黑人——如法农本人、桑(sang)格尔（Léopold Senghor）与塞泽尔（Aimé Césaire）等。与“想要变成白人”而失去黑人自我的那(na)一类黑人不同，他们被黑人种族意识驱使着去发现身为黑人的意义，并意识到白人他者不愿意认可自己，于是决定让自己为人所知。他们坦(tan)然地承认自己是奴隸(li)的后代，企图去发现自己种族的文明和本质。黑人性诗人们对黑肤色之美的极度贊(zan)美，及其对黑人非理性的本质主义的辩護(hu)，极易(yi)掉(diao)入具有自戀(lian)倾向的黑人性之中——但法农告诉我们，这种求索依然是黑人进行斗争、获取自由的必经之路。

在书中那些义愤激昂的文字(zi)里，法农奋力追(zhui)寻的目标有三(san)。第一，揭示(shi)种族主义造成了黑人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情结，是殖民主义的经济掠(lve)夺与黑人自卑感的内化（或曰(yue)自卑的表皮化）的双重运动的结果。第二，呼(hu)籲(xu)黑人在这两个层面发起抗争——未受教育的黑人在种植園(yuan)里和工地上起来战斗，受过教育的黑人在文化、精神领域进行战斗。第三，在黑人与白人世界之间建立连接，打破白人封(feng)閉(bi)在白人性之中、黑人封闭在黑人性之中的双重自恋的情势，达成双向的开放，以实现黑人的去异化。黑人既要承认过去被奴役的事实，又不应束缚在为过去复仇的偏执中，而应以人的姿(zi)态面对当下和未来，超越种族与历史仇恨去争取自由与平等。于黑人而言，这是一种承认自身他者身份、并将白人他者客(ke)体化的努力；于白人而言，从未有哪(na)个黑人如法农那般(ban)，以如此的敏感与睿(rui)智，洞(dong)察出在黑人种族心理层面运作的白面具，也从未有哪个黑人如法农那般，以如此的担当，以一个观察者的主体身份，将白人转化为客体，深入其心理，揭露白人种族面对黑人他者的紧张、焦(jiao)慮(lv)，以及面对黑人斗争的失落。

三、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法农的早期论述尽管呼吁反抗行动，但偏重以黑人的表皮化心理结构为基础的反种族主义理论建构，更倾向于抽(chou)象概(gai)念的闡(chan)发。1953年以降(jiang)，法农的精神医学实践和政治活动，与阿尔及利及其他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与解放战争息(xi)息相关，这种经历促使其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更系统地审视殖民主义以及去殖民化议题，并在理论上转向激进的行动主义。从其临终遺(yi)作《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我们已可见較(jiao)为完整的法农思想体系。在其中，他不仅探究了殖民地環(huan)境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也提出了解放的条件；不仅是政治的解放，也是文化与个人的解放。

《全世界受苦的人》，汪(wang)琳(lin)/译，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11月版

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殖民预设是：被殖民者天生比统治者低劣(lie)，其文化与价值同样低劣。基于这种预设，殖民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文化与价值强加給(gei)被殖民者。以法农当时在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的见闻经历，他意识到，并竭(jie)力使同胞(bao)意识到：殖民地是涇(jing)渭(wei)分明的摩尼教二元(yuan)论世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分别生活在截(jie)然分割(ge)、对比鮮(xian)明的两个世界，这两个地帶(dai)，并不呈现相互補(bu)充的状态。为了维持这个分化世界的秩(zhi)序(xu)，殖民者严重依赖军队和警(jing)察所组建的机构及其结构性暴力。当这个二元世界陷入极端失序的状态时，被殖民者反殖民、反奴役、反异化的斗争只能通过暴力手段加以终止。极端统治对个体被殖民者造成的后果是：这个个体没有出路，只会渐失人性，变成铁石(shi)心腸(chang)，或充满可怕(pa)的暴力冲动，最终付(fu)诸激进的对抗行为。法农注意到，被殖民者对殖民者世界既仇恨，又艷(yan)羨(xian)。他们在暴力统治中的极度驚(jing)恐、压抑(yi)的情绪长期无处宣泄(xie)，甚至会转化成部落间的血腥(xing)屠(tu)杀，或是使其退(tui)縮(suo)到传统巫(wu)術(shu)文化中集体着魔(mo)、徹(che)夜(ye)热舞(wu)狂(kuang)歡(huan)的歇(xie)斯底里状态。但是法农认为，这种暴力，不应加以否定，而应加以组织，以服务于解放斗争。在他看来，暴力之所以必要，恰是因为异化本身即经由暴力而造成。以暴力形式展开的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塊(kuai)利于心理疾患破殼(ke)而出的土壤(rang)。暴力使被殖民者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重获信心，使被殖民者的主体性认知上升(sheng)至实践层面，并获得殖民者的承认。因此，暴力斗争是一种能动的实践，它不只是直接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形式，而且使人民获得启发和教育，使他们团结一致。暴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以暴制暴，而是作为补償(chang)，以便开拓(tuo)一个超越殖民主义对立关系的全新未来。

文化领域的战斗也必須(xu)遵(zun)循(xun)同样的邏(luo)辑。法农力图使同胞认清(qing)殖民主义貶(bian)損(sun)被殖民者过去文化的不光(guang)彩企图。“殖民主义不满足(zu)于把它的法律(lv)强加于被统治国家的现在和将来……也不满足于把人民禁(jin)錮(gu)在他的網(wang)中，清除被殖民者頭(tou)腦(nao)中的一切形式和内容(rong)。殖民主义通过一种逻辑上的倒(dao)错，扭(niu)曲(qu)、破坏、抹(mo)杀被压迫人民的过去。”而这种贬损被殖民者文化、使之异化的企图与殖民主义的系统工程高度契(qi)合，因为，“一切并非偶(ou)然，殖民统治追求的总体效(xiao)果就是说服土著，殖民主义要救他们于水(shui)火。殖民主义继续有意识地将一个想法灌(guan)輸(shu)进土著的头脑：一旦(dan)殖民者离开，他们就会重返野蠻(man)、墮(duo)落、獸(shou)性。”如此，被殖民者即便获得了政治独立，也将在精神与心理层面不得擺(bai)脱殖民主义的宰制。

基于这种超前的洞见，文化层面的去殖民化，对于法农而言尤(you)其重要。他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时期，黑人性文化运动声称非洲存在一个輝(hui)煌(huang)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努力是值得肯(ken)定的，并且在被压迫者的存在层面具有重大意义。从精神和情感的平衡(heng)上看，对于过去民族文化的声称，有助于促使被殖民者意识到殖民主义贬损被殖民者过去文化的企图。不过，他也意识到黑人性知识分子捍(han)衛(wei)传统文化的局限。为了恢复传统文化声誉、努力逃避(bi)殖民主义残留的伤痕(hen)，黑人性知识分子在逻辑上陷入了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思维範(fan)式，他们力图证明一种黑色文化的存在，在方法上却继续与白人文化进行对照(zhao)。但在法农看来，传统文化在殖民主义的蓄(xu)意压制下，与当代现实已有距(ju)离。因此，在一种折(zhe)中的情况下，他主张用舊(jiu)文化创生新的民族文化，而且，文化重建不能脱离当前政治的民族解放工程独自进行。无论如何，民族文化不在过去，其形成和凝(ning)固，必须参与到人民的战斗中才能达成：“我们不能满足于潛(qian)入人民的过往，寻找(zhao)一些一致性因素，来对抗殖民主义的篡(cuan)改和贬低。我们应该和人民一起，用同样的節(jie)奏(zou)工作、战斗，以便明确未来，耕(geng)耘(yun)已经长出茁(zhuo)壯(zhuang)幼苗(miao)的土地……民族文化不是一些纯潔(jie)行为的沈(chen)澱(dian)物(wu)，或越来越脱离民众当前现实的东西。民族文化是人民在思想层次所做(zuo)的全部努力，目的是描述、解释、歌(ge)頌(song)人民得以构成和维系的行动。”而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也只有在深入体察广大人民的实際(ji)行动及生活诉求中，才能真正培(pei)养出脱离善(shan)恶二元论的辨别能力与責(ze)任感，才可能实现民族与民族文化的重建。

在个体的解放层面上，殖民主义导致人的存在危机，因为这种统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系统性否定，是一方疯狂地决定拒(ju)絕(jue)承认另一方一切人的属性。殖民主义把被殖民的人民逼(bi)得……常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誰(shui)？’”反殖民的斗争与去殖民化的进程，最终要解决人的存在问题，这也是法农思想发展进程中始终未曾(zeng)改变的终极关切：黑人获得人的地位和尊严，成为与白人具有差异，但平等的存在。利用辩证法超越对立结构的努力，自法农早期理论建构时便已开始，且从未停(ting)止。这使我们不得不回到他对表皮化的分析。他所见证的黑人与白人的关系，远未实现黑格尔辩证模式下的主奴斗争的互动关系——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绝对的相互作用：人只有将自己的存在强加于另外一人，以得到另外一人的认可时，他才为人。人自身的价值和现实所依赖的，正是那另一个存在以及被另一个存在所认可，而后在双方互相承认中承认自己。人的生命意义就凝结在另一个存在中。黑人最终要实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与曾经的主子白人之间的绝对的相互作用；黑人欲望着的，是做个人，是通过自己的斗争，获得同样作为人的白人的认可。尽管法农期待的去异化与去殖民化目标至今仍未实现，但正是在为着人的主体性而奋斗的意义上，法农的论著超出了作品(pin)所书写的历史时代与种族分歧的局限。

四(si)、余燼(jin)重溫(wen)

20世纪60、70年代，法农被誉为革命家、第三世界和反殖民运动的英雄。他对殖民主义导致的心理和社会学后果所做的透(tou)彻分析，自20世纪中期起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但其重要性最早出现在英语国家。在美洲，法农的思想影响了黑人写作和流散(san)的黑人身份理论的发展；在非洲，则影响了泛非意识形态形式的发展。

《黑皮肤，白面具》也許(xu)是法农最经久不衰(shuai)的著述，20世纪50年代，他的种族主义分析与当时盛(sheng)行于法国的观念——殖民主义有益(yi)于殖民地社会发展——相抵牾(wu)，在法国并不受重视，直至1967年英译本问世，始在美国以及加勒(le)比海和非洲的前殖民国家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全世界受苦的人》出版时在法国引发的評(ping)论褒(bao)贬不一，亦(yi)未产生大的影响，但其英译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到美国人的欢迎(ying)，成为美国黑人权力运动的灵感来源——尽管法农对暴力的支持引起了极大争议。20世纪70年代该作在社会科学领域享(xiang)有知名度，但80年代逐渐消(xiao)退，主要原因在于，法农所关注的，是已经过去的革命时代，他对于被压迫者精神错乱现象的解释、对于暴力的分析和对农民力量(liang)的关注并不被重视。不过，随着世界进入全球(qiu)化发展阶段，尽管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压迫不再是显性问题，但前殖民国家所滋生的严峻(jun)腐(fu)敗(bai)与新殖民主义、越来越大的南北差距、新的中心/边緣(yuan)格局的形成、人的不断物化等事实的存在，使得法农的理论再度在社会学领域受到重视。

弗朗兹·法农的墓(mu)

自20世纪80年代末(mo)、90年代初开始，随着后殖民理论的興(xing)起，法农在文学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在21世纪持续发酵(jiao)。法农的分析文本最初问世时，对于宗主国绝不是一种受欢迎的话语。他揭示了被殖民者在殖民主义制度中被异化的事实与根源，而正是对这根源的探究与质疑，刺(ci)痛了欧洲的神经，以及帝(di)国思维的逻辑基础。萨特在为《全世界受苦的人》所作的序中表达了一种惊訝(ya)：黑人开始顛(dian)倒秩序，将欧洲，即白人与统治者，作为客体加以审视。他的雷(lei)人发声，在诸多议题上对既定的殖民主义话语及权威造成了挑战。阿希克洛夫(fu)特等后殖民理论家指(zhi)出，法农始终从政治反对派的立场出发，将殖民二分法（殖民者-殖民者）描述为“摩尼教式譫(zhan)妄(wang)”的产物。这种情况最终导致彻底分裂的两极对立，诸如善与恶、真与假、白与黑。在这种分裂对立中，初始符(fu)号（primary sign）在殖民关系的论述中享有不证自明的特权。法农所感知到的是，这种话语如何被用作神秘(mi)化的把戲(xi)，以及它所产生的收(shou)编、从而解除反对派的力量。但他也承认，这种话语具有作为一种去神秘化的力量、作为一个新的反对立场的出发点的潜力，其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解放敘(xu)事，将被殖民者从其失去效能的残廢(fei)立场中解放出来。对于后殖民理论家而言，法农思想的最大意义在于，他既揭示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结构的宰制性事实，又证明了被殖民者在权力结构中所具有的主体性与颠覆(fu)性效应。

被称为后殖民主义“三劍(jian)客”之一的霍(huo)米(mi)·巴(ba)巴（Homi Bhabha），将法农形容为“尼采(cai)、弗洛伊德和萨特反传统精神的继承者”、“僭(jian)越和过渡(du)真理的传播(bo)者”。于巴巴而言，法农最具理论誘(you)惑(huo)力的地方在于他对边缘的探究，对边缘化人物的在场的恢复，因为他能“最有效地从历史变化的不穩(wen)定的间隙(xi)中说话：即从种族与爱欲之间的矛盾情感领域，从文化与阶级之间尚未解决的矛盾中，从心理再现和社会现实的斗争深处”；因为他的激进思想对传统的确定结构投下了一道不确定的阴影，在殖民主体的传统的令(ling)人熟(shu)悉(xi)的并置——黑与白，自我与他者——中，他的声音打破了白人优越论和黑人形象刻(ke)板(ban)化论调的传统根基，从此，主体与客体发生了移(yi)置。在20世纪50、60年代，法农对被殖民者主体性的肯定无疑具有先鋒(feng)意义，这也确定了他的后殖民主义先声人物地位。

总体而言，随着法农在后殖民理论中日益突出的位置，其在精神病理学与心理学上的见解，成为后殖民理论建构的重要参照，其对殖民主义双重主体的剖(pou)析以及对殖民者的客体化努力，则成为后殖民理论家用以解构殖民霸(ba)权的重要理论资源。直至今日，对于曾经经历过殖民主义的民族与国家，当西方的话语霸权仍在产生影响，法农的文字与思想，无疑仍旧是幫(bang)助探路的明燈(deng)。

（胡燕，北京(jing)外国语大学文学博(bo)士，南昌(chang)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黑皮肤，白面具》中译者。）返回搜(sou)狐(hu)，查(zha)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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