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公益悄然下线背后

近日，百度公益平台悄然下线引发各界关注。民政部“慈善中国”页面显示，原有的30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已经变成29家。

2016年，包括百度公益在内的13家互联网募捐平台首批上线，成为互联网公益生态中的“探路人”，如今却退出互联网募捐平台，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这又会对互联网公益未来走向产生哪些影响？

为何下线

“互联网公益注重互动、链接和公众广泛参与，这不是我们的优势赛道。”百度企业社会责任办公室主任卢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应，“百度不像其他社交或电商属性强的平台，大家已经习惯了在这类平台社交或者交易，百度其实是个技术及信息分发平台，用户更多还是到这儿来获取信息。”

卢健说，目前考核机制下，百度公益难以发挥自身优势。

根据民政部《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下称《管理规范》），平台若因战略调整或业务变更、拟终止公开募捐信息发布服务的，应提前30个工作日向全国慈善工作主管部门提出退出申请。2022年第三季度，百度公益正式向民政部提出退出申请。此时，距其正式获批仅过去6年。

百度公益平台下线，查询无果。图/百度公益官网

201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的元年，其中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在民政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同年，腾讯公益、淘宝公益、蚂蚁金服公益、百度公益等13家平台成为首批进入公益赛道的“选手”，社会公益事业借助互联网大潮开始狂飙突进。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1年，中国互联网年捐赠额由25.9亿元增至100亿元左右，平均增速远快于中国社会捐赠额增速，带动超510亿人次参与。

与其他平台相比，百度公益从入局时就依托百度公司搜索、整合、传播、查询等技术和资源优势，但同时也受到当时竞价排名机制争议的影响，略显“准备不足”。

据公开报道，百度公益基金会曾在2019年出资220万，为258家机构的305个项目提供信息化推广服务。然而，《管理规范》明确规定，按照公益性和行业责任要求，“平台应履行互联网信息平台的社会责任，强化社会品牌意识，不应为非指定平台涉足互联网募捐信息服务提供宣传、推广、搜索、在线支付等方面的服务合作或技术支持”。

事实上，百度公益在民政部的几次“大考”中表现不佳。2017年，百度公益被民政部约谈，要求“加快平台改造与完善，开放自身优势资源，创造与公众预期相称的工作业绩”。但该年度结束时，百度公益的募捐额度仍排名靠后。

2018年和2019年，民政部又相继两次要求百度公益“进一步找准定位、提高效能、主动服务，发挥与公众预期相称的平台作用”，百度公益似乎仍未找到方向，实现突围。

之后，伴随着第二批、第三批互联网募捐平台的上线，百度公益在上线项目、捐赠人次、合作社会组织数量等方面都明显落后，直到悄然下线。

在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看来，“在公益筹款领域，百度的搜索功能优势并不大。”事实上，各大平台已经不再追求“唯募款额论”，而是结合平台擅长的领域，通过资源与技术赋能，在更多的细分领域互拼产品。

“有人入场，有人出局，说明我国公益领域‘有生有死’‘能进能出’，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流动性本身是一件好事。”汤敏表示，百度公益经营成效不好，退出业务板块，应该尊重企业的决策。

退出后怎么做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尽管平台有退出自由，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初审、答辩到公示的严格遴选，本身就占用了一定的公共资源，退出后还产生了一些遗留问题，比如，没有结束募捐的项目去哪了？资金去哪儿了？项目数据去哪儿了？

卢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不同的情况，处理方式不一样，百度公益没做完的项目会通过民政部移交给其他平台，由于所有的项目都是经民政部备案上线，平台下线后项目数据会再交还民政部，由此形成数据安全管理的闭环。”

至于资金管理，《管理规范》中明确规定，平台宜开通在线募捐支付功能并提供技术保障，捐赠资金应直接进入慈善组织的银行账户或安全的第三方支付账户，不应截留或代为接受捐赠资金。曾与百度公益有过合作的“爱的分贝”基金会相关工作人员提到，平台下线前公募机构可以在平台提现募捐善款到账。

互联网公益平台下线的遗留问题远不止“收尾”，也要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在汤敏看来，平台退出公益筹款领域之后，应该关注还有哪些事情可做，比如在乡村振兴领域，不仅仅是捐钱的问题，而是涉及人才、产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综合建设的系统工程。

事实上，互联网公益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平台不仅仅是一个更规范、更高效、更便捷、更普及的数字化工具，还将更全面地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人口老龄化、“双碳”目标、共同富裕等重大议题中大展拳脚。

互联网公益如何可持续

百度公益被关注背后，是近年来互联网公益蓬勃发展的现实，如何实现互联网公益可持续发展也引发了业界新的思考。

公众参与互联网公益往往密切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平台是否打着“公益慈善”的旗号营利，二是善款是否得到了合理的使用。

据了解，大多数互联网公益平台不收取管理费或服务费，但平台中的“慈善募捐”项目在项目预算表中大多存在“管理费”一项，由发起项目的慈善组织收取，用于项目运营行政费用。也就是说，互联网公益平台只是一个免费展示的窗口，不仅没有收入，还会产生大量支出。

以腾讯公益为例，2022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在99公益日的10天内，在募集到3亿元的配捐后，设立1亿元特别激励基金。从2015年到2022年，腾讯已经为99公益日提供了将近26亿的捐款，持续了多年的“零收益”投资。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民政部原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认为，没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的互联网公益平台一样，如此广泛地连接捐赠人、公益机构和受助人。对比欧美国家，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涓滴效应更强，因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打通了公益平台和支付系统，缩短了参与捐赠的操作链路，提高了公众参与公益的便捷性。

因此，支撑互联网公益平台正常运营所需的技术、资源不可小觑。说白了，平台背后的企业“底子要厚”。当这种“免费橱窗”的模式难以为继时，退出也在所难免。

“从权利义务对等角度考虑，互联网公益募捐平台发展的可持续机制需要提上日程。”金锦萍坦言，“互联网行业的免费午餐即将告一段落，我们仍坚持提供免费服务，还是允许平台自由选择免费与否？”

民政部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图/慈善中国官网

在“可持续性”对面，横亘在天平另一端的问题是“垄断性”。当网络慈善资源主要集中在“被指定”的平台，向有技术和数据优势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倾斜时，更多元的公益体验落地实施，也引发是否存在垄断问题的隐忧。

王振耀认为，民政部对于互联网公益平台的遴选、评估机制较严格。未来，整个互联网公益生态是朝着专业化、大中小平台综合化方向发展的，公益不应谈垄断，更多是共建，应体现更多的服务性与公共性。

“对互联网公司而言，根据用户的需求提升自己的公益产品设计能力，不断优化用户体验，也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一环。用科技向善为公益做加法，是龙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选项。”王振耀说。

金锦萍提出，互联网已经从单纯的线上支付功能转为对于公益事业的全过程参与。公益组织要拥抱互联网，善用互联网来完成公益活动，并在此过程中锻造更为良善的慈善组织，包括及时发现和回应社会问题，聆听各方意见，注重协调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形成共识，整合资源并善于动员和运用资源，确保各方知情权和监督权等。

当互联网企业的公益平台过于倚重自身技术特征，甚至难以摆脱商业模式的影子，公益也往往容易“走形”。

另外，汤敏表示，目前公益机构的现状是，单打独斗较多，合作较少。政府、企业、公益机构联合起来才能做大事。

当下，从参与人数、交互方式、公益杠杆作用来看，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事业正在形成自己的“特色”，技术、资源、创新、模式是社会公益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作者：李权云吴利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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