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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遲(chi)到(dao)的(de)紐(niu)黑(hei)文(wen)之(zhi)夏(xia)：第(di)三(san)屆(jie)中(zhong)古(gu)中國(guo)人(ren)文會(hui)議(yi)隨(sui)感(gan)

2023年(nian)6月(yue)22至(zhi)25日(ri)，第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The Third Middle Period China Humanities Conference）在(zai)美(mei)国纽黑文市(shi)耶(ye)魯(lu)大(da)學(xue)舉(ju)行(xing)。繼(ji)2014年首(shou)届会议在美国哈(ha)佛(fo)大学、2017年第二(er)届会议在荷(he)蘭(lan)萊(lai)頓(dun)大学成(cheng)功(gong)举辦(ban)後(hou)，原(yuan)定(ding)於(yu)2020年在耶鲁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因(yin)疫(yi)情(qing)而(er)最(zui)終(zhong)間(jian)隔(ge)六(liu)年才(cai)得(de)以(yi)在線(xian)下(xia)举办。

此(ci)次(ci)会议吸(xi)引(yin)了(le)全(quan)球(qiu)近(jin)150名(ming)学界(jie)同(tong)仁(ren)與(yu)会，与会学者(zhe)共(gong)提(ti)交(jiao)近130篇(pian)論(lun)文。許(xu)多(duo)学者都(dou)是(shi)三年多來(lai)首次线下參(can)加(jia)国際(ji)会议。盡(jin)管(guan)国际旅(lv)行並(bing)不(bu)容(rong)易(yi)，但(dan)所(suo)幸(xing)，無(wu)论是時(shi)代(dai)巨(ju)變(bian)還(hai)是旅途(tu)艱(jian)辛(xin)，最终都沒(mei)有(you)阻(zu)擋(dang)住(zhu)舊(jiu)雨(yu)新(xin)知(zhi)齊(qi)聚(ju)耶鲁大学，共同论学于纽黑文之夏。

与会学者合(he)影(ying)（耶鲁大学会议組(zu)織(zhi)方(fang)提供(gong)）

如(ru)北(bei)京(jing)大学教(jiao)授(shou)鄧(deng)小(xiao)南(nan)在致(zhi)辭(ci)时所言(yan)，從(cong)2014年第壹(yi)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至今(jin)，已(yi)經(jing)將(jiang)近十(shi)年，這(zhe)十年中时代發(fa)生(sheng)了明(ming)顯(xian)的变化(hua)，学人群(qun)體(ti)的组合、技(ji)術(shu)條(tiao)件(jian)的更(geng)新、交流(liu)方式(shi)的局(ju)限(xian)，使(shi)得“学术對(dui)話(hua)”的深(shen)層(ceng)概(gai)念(nian)与意(yi)涵(han)，有了显著(zhu)的不同；学人的追(zhui)求(qiu)、我(wo)們(men)的知識(shi)与能(neng)力(li)結(jie)構(gou)，都遇(yu)到了深刻(ke)的挑(tiao)戰(zhan)。人文学者之间的交流，比(bi)以往(wang)任(ren)何(he)时候(hou)都更加重(zhong)要(yao)。因此，此次会议既(ji)面(mian)对著(zhe)国际学人的期(qi)待(dai)，也(ye)是学者对于多重挑战的集(ji)体反(fan)思(si)与回(hui)應(ying)，而会內(nei)会外(wai)不拘(ju)形(xing)式的充(chong)分(fen)对话，是本(ben)次会议得以成功的前(qian)提。

第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延(yan)續(xu)了前兩(liang)次会议在组织方式方面的優(you)良(liang)傳(chuan)統(tong)。在会议官(guan)方語(yu)言政(zheng)策(ce)方面，作(zuo)為(wei)国际会议，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组织方都一再(zai)強(qiang)調(tiao)会议的官方语言为中文与英(ying)文，鼓(gu)勵(li)与会同仁用(yong)自(zi)己(ji)習(xi)慣(guan)的语言進(jin)行学术交流。當(dang)可(ke)能因为语言問(wen)題(ti)而產(chan)生交流壁(bi)壘(lei)时，会议组织者及(ji)与会学者也多能及时解(jie)決(jue)。如在大会发言環(huan)節(jie)，发言人在使用擅(shan)長(chang)语言報(bao)告(gao)后，多会使用另(ling)一语言进行概括(kuo)，会议组织者耶鲁大学的韓(han)森(sen)（Valerie Hansen）和(he)新加坡(po)国立(li)大学的王(wang)錦(jin)萍(ping)教授等(deng)也多次貢(gong)獻(xian)精(jing)彩(cai)翻(fan)譯(yi)；在分组討(tao)论时，各(ge)讨论召(zhao)集人也会協(xie)助(zhu)进行相(xiang)關(guan)翻译。歷(li)次会议的實(shi)踐(jian)證(zheng)明，与会学者雖(sui)然(ran)可能更擅长某(mou)一语言，但是对另一语言也多有所掌(zhang)握(wo)。在絕(jue)大多數(shu)正(zheng)式場(chang)合，语言并不是学术交流的障(zhang)礙(ai)。当然，在会议茶(cha)歇(xie)、聚会环节，仍(reng)然存(cun)在学者按(an)照(zhao)各自擅长语言而選(xuan)擇(ze)交流群体的現(xian)象(xiang)。在官方语言政策方面的制(zhi)度(du)設(she)計(ji)和制度实践之间，仍然还有些(xie)许差(cha)異(yi)。或(huo)许一個(ge)改(gai)进的方式是，不同地(di)區(qu)的資(zi)深学者可以主(zhu)動(dong)加入(ru)另一地区年輕(qing)学者的漫(man)談(tan)，以更为積(ji)極(ji)的方式吸納(na)年轻学者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幫(bang)助他(ta)们融(rong)入其(qi)他地区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语境(jing)。

在论文分组方面，此次会议共安(an)排(pai)了两个序(xu)列(lie)，即(ji)本学科(ke)序列和跨(kua)学科序列。本学科序列共有外部(bu)关系(xi)与环境（External History）、藝(yi)术史(shi)、文学、长时段(duan)（Long durée）、政治(zhi)史、宗(zong)教研(yan)究(jiu)、社(she)会史七(qi)个中组；而各中组下又(you)进一步(bu)細(xi)分为数个小组，如宗教研究中组就(jiu)进一步劃(hua)分为道(dao)教、民(min)间信(xin)仰(yang)、唐(tang)及唐以前佛教、宗教艺术与考(kao)古四(si)个小组，分別(bie)由(you)美国哈佛大学普(pu)鳴(ming)（Michael Puett）、 德(de)国漢(han)堡(bao)大学田(tian)海(hai)（Barend ter Haar）、美国耶鲁大学葛(ge)力尹(yin)（Eric Greene）和中国敦(dun)煌(huang)研究院(yuan)史瀚(han)文（Neil Schmid）教授擔(dan)任小组讨论召集人（Discussion Facilitator）。跨学科序列的分组尤(you)能体现当下英文学界关註(zhu)的側(ce)重點(dian)，依(yi)次有感官与感知（Five Senses）、概觀(guan)与大局（Big Picture）、搜(sou)集与收(shou)藏(zang)（Collecting）、数字(zi)工(gong)具(ju)与量(liang)化方法(fa)、朝(chao)代更叠(die)、外交与外族(zu)、治理(li)（Governance）、经典(dian)再詮(quan)釋(shi)、皇(huang)權(quan)正当性(xing)、文学与社会、构造(zao)与制作（Making and Crafting）、空(kong)间与地点（Space and Place）十二个中组，各中组下同樣(yang)细分多个小组。其中如感官与感知、数字工具与量化方法、构造与制作都是会议组织方根(gen)據(ju)当下学界研究趨(qu)勢(shi)所特(te)别设置(zhi)的跨学科组合，在分组讨论中也时有多名学者从不同角(jiao)度探(tan)讨相近议题而碰(peng)撞(zhuang)出(chu)新的学术靈(ling)感。

为尽可能保(bao)障每(mei)篇论文都能得到相应的讨论，每个小组的規(gui)模(mo)大概有三到六篇论文。 （詳(xiang)细分组名單(dan)可参見(jian)“中古史”公(gong)眾(zhong)號(hao)2023年6月24日推(tui)文，https://mp.weixin.qq.com/s/0V8Z0v7ttvCcfKV67fjblg）。因为与会学者多能在会议前認(ren)真(zhen)閱(yue)讀(du)相关论文，并进行較(jiao)为充分的讨论，与会学者论文的“成色(se)”，多能在会议期间或会后得到较为客(ke)观公允(yun)的評(ping)判(pan)。如第一届会议后，伊(yi)佩(pei)霞(xia)（Patricia Ebrey）和黃(huang)士(shi)珊(shan)（Shih-shan Susan Huang）就在博(bo)睿(rui)出版(ban)社（Brill）編(bian)輯(ji)出版了《中古中国的視(shi)覺(jiao)与物(wu)質(zhi)文化（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Middle Period China）》论文集，收錄(lu)了多篇与会青(qing)年学者的佳(jia)作；第二届会议时，陳(chen)雯(wen)怡(yi)、張(zhang)維(wei)玲(ling)、童(tong)永(yong)昌(chang)、熊(xiong)慧(hui)嵐(lan)等学者的论文也得到了多位(wei)资深学者的好(hao)评，随后刊(kan)发在《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早(zao)稻(dao)田大学飯(fan)山(shan)知保教授和筆(bi)者的会议论文，也得到韩森教授的肯(ken)定并在耶鲁大学課(ke)堂(tang)上(shang)组织過(guo)讨论。相应地，过于粗(cu)疏(shu)的论文或评议，以及不負(fu)責(ze)任的参会態(tai)度，也会給(gei)与会学者以比较负面的印(yin)象。

不同于绝大多数会议所采(cai)用的论文报告方式，中古中国人文会议取(qu)消(xiao)了分组讨论中作者报告论文环节，会務(wu)组要求并默(mo)认所有与会者都认真阅读所在小组的所有论文，以及一部分中组论文，并为每篇论文準(zhun)備(bei)数个问题。在会议期间，每一篇论文都会被(bei)分入本学科和跨学科两个序列，并经历本学科小组、中组和跨学科小组、中组，共计四次讨论交流。如笔者提交的关于《朱(zhu)子(zi)语類(lei)》文本编纂(zuan)的论文，就需(xu)要分别参加政治史中组、政治史中组下设道学及相关（Daoxue Plus）小组和搜集与收藏中组、搜集与收藏下设A小组的四场讨论。为使讨论更为高(gao)效(xiao)，此次会议为每一中组、小组都安排了一到两位小组讨论召集人（Discussion Facilitator），并在会议召開(kai)之初(chu)，就先(xian)行召开了“讨论召集人会议”，详细說(shuo)明会议的设想(xiang)与讨论召集人的職(zhi)责。讨论召集人中，既有田浩(hao)（Hoyt Tillman）、韩明士（Robert Hymes）、伊佩霞、賈(jia)誌(zhi)揚(yang)（John Chaffee）、邓小南等海内外资深学者，也有魏(wei)希(xi)德（Hilde De Weerdt）、方震(zhen)華(hua)、饭山知保、卞(bian)東(dong)波(bo)、盧(lu)本德（Luke Bender）、李(li)怡文等已是学界中堅(jian)力量和逐(zhu)漸(jian)嶄(zhan)露(lu)頭(tou)角的中青年学者。不少(shao)中组和小组的讨论召集人，为了更好的讨论效果(guo)，在会前都会细致阅读相关论文、设计所负责小组的讨论方式、總(zong)结小组讨论成果。会议组织方为了此次会议，精心(xin)设计了许多增(zeng)进学术交流的方式，会议期间及会后，与会同仁也会頻(pin)繁(fan)交流哪(na)些论文、哪些小组讨论比较精彩，或较为令(ling)人失(shi)望(wang)，这種(zhong)溝(gou)通(tong)与復(fu)盤(pan)，也有助于学者以一种嚴(yan)肅(su)认真的学术态度参加中古中国会议。

此次会议通过这样的“组织方式”，在“制度上”要求与会者尽可能提前认真阅读相关论文，并积极参与讨论，特别是跨学科、跨斷(duan)代的讨论。不少与会者，尤其是来自中文学界的初次与会者，常(chang)会对自己论文被分入的跨学科组别有所疑(yi)慮(lv)。如跨学科中组“搜集与收藏”，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中，应是艺术史的组别，但在英文学界，則(ze)还包(bao)含(han)書(shu)籍(ji)史、书籍文化（Book Culture）的内容。所以，在艺术史论文外，該(gai)组也同样吸纳了传统文史哲(zhe)研究中关于文本编纂、历史书寫(xie)的论文。如此，在该组讨论时，会有来自中国、美国、馬(ma)来西(xi)亞(ya)、新加坡的学者在交流彼(bi)此是如何研究宋(song)人编纂的唐人文集、金(jin)人在宋人书畫(hua)上所作题跋(ba)、明人所改编的宋代史料(liao)等议题，该组讨论也吸引了宇(yu)文所安（Stephen Owen）、田曉(xiao)菲(fei)等与会学者的参与。

文学与社会C小组劉(liu)寬(kuan)、展(zhan)倩(qian)、左(zuo)婭(ya)、徐(xu)力恒(heng)等学者讨论中，主持(chi)人卞东波（南京大学卞东波攝(she)）

本次大会另一值(zhi)得一提的跨学科组别是“制作与技艺”（Making and Crafting）。这一话题在中古研究中原本并非(fei)廣(guang)受(shou)关注，但本次大会中有十幾(ji)篇论文可从不同角度被歸(gui)在这一话题下。文学、史学、艺术史、宗教研究等諸(zhu)多領(ling)域(yu)学者，对多种不同形式、不同用途的有形之物（physical objects）和无形之物（abstract things） 的制作和建(jian)构，进行了聚焦(jiao)而又深入的研究。对于前者，学者们开始(shi)从有限的材(cai)料中探求一些以往被忽(hu)视的问题：比如，物品(pin)的制作者是誰(shui)？如何制作？为谁而作？受益(yi)人是谁？物品有不同媒(mei)介(jie)的轉(zhuan)化嗎(ma)？有象征(zheng)意義(yi)吗？与过去(qu)从经濟(ji)史的视角研究物品和工匠(jiang)不同，中组讨论中大家(jia)注意到，宗教和儀(yi)式在诸多物品的生产过程(cheng)中无處(chu)不在。这一新的议题与探讨无形之物（特别是宗教理念、传统、仪式等）的文章(zhang)形成意想不到的呼(hu)应和碰撞。该组别的论文本就大多運(yun)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而藉(ji)此機(ji)会与各领域的学者切(qie)磋(cuo)，又进一步推动了学科间的交融互(hu)通。很(hen)多学者也都很高興(xing)由此结识了可以后续一起(qi)合作的学术夥(huo)伴(ban)。

除(chu)了分组讨论，为了凝(ning)聚相关议题，并使与会学者能在整(zheng)体上更好地掌握学界研究现狀(zhuang)与发展趋势，此次会议也设置了四场全体学者参加的主题论壇(tan)、一场中组讨论召集人“匯(hui)报”和一场总结圓(yuan)桌(zhuo)讨论（Concluding Roundtable）。

耶鲁大学韩森教授召集讨论召集人預(yu)备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湯(tang)元(yuan)宋摄）

四场主题论坛虽多由资深学者发起，但也邀(yao)請(qing)了数位学界同仁平(ping)等讨论。“与谈人”的选择不以资历为主要標(biao)准，而更多考虑与谈人的研究是否(fou)对该研究领域有新的贡献。因此主题论坛的与谈人中，既有宇文所安、姜(jiang)斐(fei)德（Alfreda Murck）等资深学者，也有张维玲、熊慧岚、趙(zhao)偉(wei)、黎(li)江(jiang)南、曹(cao)夢(meng)鴿(ge)近年来取得博士学位甚(shen)至博士在读的年轻学者。

大会首场主题报告聚焦中国史研究传统中最为常见的“断代（Chronology）”框(kuang)架(jia)，由韩森教授召集，邓小南、田海、史樂(le)民（Paul Smith）和宇文所安共同参与讨论。如邓小南教授所言，对于中国史研究中的时间断限问题，中日美学者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论述(shu)：中国学者所论狹(xia)义的中古，主要指(zhi)的魏晉(jin)南北朝，或许包括唐前期，而广义的中古，则涵蓋(gai)秦(qin)汉至隋(sui)唐；而日本学者的东洋(yang)史研究也有古代、中世(shi)、近世之分；美国学界自郝(hao)若(ruo)貝(bei)教授（Robert Hartwell）于1982年在《哈佛亚洲(zhou)研究学报》首次提出将公元750-1550年作为一个整体单元加以研究，之后2014年哈佛大学首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时将“Middle Period”划定为“800-1400CE”，2017年莱顿大学第二届会议时划定为“700-1500CE”，直(zhi)至本届会议划定的“220-1600CE”，也呈(cheng)现出意见不一、逐步擴(kuo)大时段区间的现象。田海教授也从自身(shen)对民间宗教实践的研究出发，倡(chang)導(dao)学界同仁突(tu)破(po)王朝断代时代的局限，更加重视长时段的考察(cha)。史乐民强调了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从经济史出发或许仍然可以判断出一定的分期。宇文所安认为可以淡(dan)化分期问题，更加重视文本、学派(pai)的研究。虽然与会学者及学界同仁对于“中古中国”的界定有不同意见，也不必(bi)强求一致性的看(kan)法，但或许大家都会认同在中古中国研究中走(zou)出王朝断代框架，将中古中国置于更加宽广的世界文明史视域中加以考察，重新審(shen)视历史复雜(za)进程中的重要因素(su)和豐(feng)富(fu)场景(jing)。在这个意义上，历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所标示(shi)的“Middle Period”，可以视为继“唐宋变革(ge)论”后，对中古中国重新进行突破传统王朝断代框架而进行新的闡(chan)释的接(jie)续性努(nu)力。

大会第二场主题论坛圍(wei)繞(rao)蔡(cai)涵墨(mo)（Charles Hartman）教授2023年由劍(jian)橋(qiao)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in Song Dynasty China, 960-1279CE（宋代中国的统治结构）》一书进行。该书重新审视学界关于宋代是儒(ru)家统治的时代这一论断，希望呈现宋代统治结构中更多的技术官僚(liao)要素。几位与谈人重点讨论了该书所建构的理论模型(xing)，即“技术官僚-儒家連(lian)续统一体（The Technocratic-Confucian Continuum）”的发展潛(qian)力。该书是近年来英文学界关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力作，并且(qie)借(jie)鑒(jian)了大量中文学界的研究成果，蔡涵墨亦(yi)特别向(xiang)与会学者提及中国宋史学界中青年研究者李全德、王化雨、丁(ding)义玨(jue)、方誠(cheng)峰(feng)等人的研究。该书中译本有望于明年出版，并将在臺(tai)北、香(xiang)港(gang)举行进一步研讨，届时或许能有更为激(ji)烈(lie)的交流与交鋒(feng)。

蔡涵墨教授在第二场大会主题论坛向全体与会学者介紹(shao)“技术官僚-儒家连续统一体”理论模型（香港城(cheng)市大学徐力恒摄）

大会第三场主题论坛“In The Middle of What?（处于何处之间？）”由田晓菲教授召集，围绕当下英语学界极具爭(zheng)议性的全球中世紀(ji)史（Global Middle Age）议题，譚(tan)凱(kai)（Nicolas Tackett）、普鸣、宇文所安、卢本德、伊佩霞、魏希德等向与会学者交流了各自看法。虽然与谈人对于全球中世纪史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乃(nai)至Medieval、Middle Period等概念的使用，存在诸多分歧(qi)，尤其是这些概念容易具有的歐(ou)洲中心主义的色彩更是值得警(jing)觉与反思，但这些碰撞或许也可以啟(qi)发学者思考如何以全球中世纪史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固(gu)有的相关研究，以及如何为全球中世纪史研究这一新兴领域提供来自中古中国研究的思考，并为知识界呈现更为綜(zong)合、多元的全球中世纪面貌(mao)。实际上，大会第一场和第三场主题论坛，以及“长时段”“概观与大局（Big Picture）”“朝代更迭”“外交与外族”等组别的设置，具有相当的关聯(lian)性，都体现了中古中国研究者致力于走出王朝断代研究框架的嘗(chang)試(shi)与努力。

大会第四场主题论坛为中国艺术史议题，由姜斐德教授召集。作为具有视觉呈现优势的学科，数位与谈人通过《千(qian)裏(li)江山圖(tu)》等具体案(an)例(li)，呈现了艺术史鮮(xian)活(huo)生动的一面。尽管艺术史领域多篇论文的具体结论或许有待商(shang)榷(que)，但艺术史领域的学者在此次会议上很好地展现了近年来该领域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路(lu)徑(jing)，以及年轻一代研究者的潜力。

大会还邀请十九(jiu)个中组的讨论召集人，为全体与会学者报告各组讨论中所達(da)成的共识或呈现的问题。尽管不同组别的报告质量并不一致，一些组别受限于议题難(nan)度或研究跨度可能也并不容易总结，但整体上仍然为全体与会学者了解相关研究趋势提供了便(bian)利(li)。如张聰(cong)所提到的社会史研究从关心国家与社会向关心中下层群体转变；如卞东波将文学组各篇论文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新近召开的“从文集出发——宋代文学研究之新进路工作坊(fang)”联系在一起，指出中古文史研究中深耕(geng)文集的新趋势；如梅(mei)晨(chen)曦(xi)（Tracy Miller）提到的艺术史研究从重视书画到重视碑(bei)刻；如魏希德指出避(bi)免(mian)泛(fan)泛而论数字人文方法，而应结合具体研究设计和使用新方法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最后的总结圆桌讨论环节，伊佩霞、鲁西奇(qi)、田安（Anna Shields）、许雅(ya)惠(hui)、韩明士、葛力尹的发言给许多与会者以深刻印象，尤其是一些发言中所体现的喜(xi)与憂(you)对比尤其鲜明。比如过往十年，中古史研究有了长足(zu)的发展，不少当年的“新潮(chao)”如今已成为主流，碑刻等新材料被越(yue)来越多的学者重视，一些长期被忽视的时段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跨断代研究逐步成为共识，此次提交的有关宋代的六十九篇论文中，超(chao)过六成都是跨断代研究，其中下延至明清(qing)的论文数量明显多于传统上溯(su)唐五(wu)代的论文。较之可喜的新变化，暴(bao)露出的问题也不容乐观，比如参与此次会议的40歲(sui)以下非华裔(yi)学者屈(qu)指可数。如何像(xiang)史景遷(qian)先生那(na)样，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介绍中国历史的魅(mei)力、吸引更多年轻学生投(tou)身中古中国研究，是所有英文学界甚至中文学界的严峻(jun)挑战。

耶鲁大学史景迁先生墓(mu)碑（华中師(shi)範(fan)大学楊(yang)瑞(rui)摄）

当然，作为一场大会，难免有所遺(yi)憾(han)。除了诸如跨学科分组无可避免的难以尽如人意（某种意义上，不尽如人意可能也是跨学科分组的“用意”），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依旧有待之后的第四、第五届会议逐步解决。在此次会议中，由内藤(teng)湖(hu)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依旧吸引了许多学者讨论，但日本学界卻(que)僅(jin)有两名学者与会。虽然中国学界中古史领域的交流对话日趋活躍(yue)，但活跃于国内学术舞(wu)台的许多学者却未(wei)能参与此次国际学术平台的对话，包括蔡涵墨教授在主题论坛中致謝(xie)的四位大陸(lu)宋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也无一人与会。虽然大会以“人文”为名，但与会的学者大多数是历史和文学背(bei)景，而罕(han)有哲学背景。会议组织方为了鼓励年轻学者，为博士生单獨(du)预留(liu)了25%的与会名額(e)，博士生论文通过率(lv)也有一定的选拔(ba)性，但由于仅仅依靠(kao)数百(bai)字摘(zhai)要进行选拔，最终博士生的论文成稿(gao)水(shui)平还是过于参差不齐。

尽管存在许多困(kun)难，甚至在大会举办前夜(ye)，还有学者担心多达19个中组、57个小组的讨论、转场能否有序进行，但得益于会议组织方的高效组织和全体与会同仁的积极参与，最终会议还是成功举办，并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價(jia)。韩森教授作为会议组织方代表(biao)最后致辞之时，与会学者明显不願(yuan)停(ting)下的熱(re)烈掌聲(sheng)，即代表着与会同仁对此次会议的充分肯定。

大会长桌总结（香港城市大学徐力恒摄）

在经历了三年不同尋(xun)常的“延誤(wu)”后，得益于此次会议的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纽黑文市度过了一段难忘(wang)的时光(guang)，如普鸣教授所言，这是美妙(miao)（Amazing）的三天(tian)，学者们在具体学术议题的交流之外，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学术友(you)誼(yi)。会议组织方仅在上午(wu)安排会议论文交流，而将每天下午的时间“留白(bai)”，并积极协调耶鲁大学资源(yuan)，为所有与会者提供了包括著名的拜(bai)内克(ke)珍(zhen)本图书館(guan)（Beinecke Library）古籍与古地图观覽(lan)、耶鲁大学西校(xiao)区珍稀(xi)文物和艺术品鉴賞(shang)等一系列活动。借助这些活动，与会学者可以更从容地进行交流。会议期间，资深学者多在有意识地帮助年轻学者尽快(kuai)成长，而年轻学者也在延续中古中国领域前輩(bei)学者重视良性学术共同体建设的传统，有意识地将彼此的关系建立在以交流对话、坦(tan)率批(pi)评、开放(fang)包容的基(ji)礎(chu)之上。会议期间，台灣(wan)清华大学李貞(zhen)慧教授曾(zeng)提及十年前她(ta)在参加哈佛大学首届会议后，与复旦(dan)大学朱剛(gang)、北京大学张剑教授等宋代文学研究同仁合作，连续举办多次宋代文学工作坊之事(shi)，或许此次参加会议的不少年轻学者亦有此计划。

耶鲁大学韩森教授召集讨论召集人预备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汤元宋摄）

耶鲁大学拜内克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杨瑞摄）

中国诸多学术领域的发展，都受益于海内外学界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如1982年召开的“国际朱熹(xi)讨论会”、1984年召开的“国际宋史研讨会”，都在相关领域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每次重溫(wen)蔡仁厚(hou)先生所撰(zhuan)《檀(tan)島(dao)“国际朱子会议”后記(ji)》及“国际宋史研讨会”相关合影旧照，笔者都会有所觸(chu)动与振(zhen)奮(fen)。此次与会的欧美学者，多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其中不少资深学者在上世纪八(ba)十年代即已訪(fang)问中国，一些学者还在中国生活、工作过多年，和中国学界结下深厚友谊。比如今年已经80岁的田浩先生，在1981年即已访问中国，并由此结识邓广銘(ming)、张岱(dai)年先生；之后又数次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系统授课，至于講(jiang)座(zuo)、参会更是不勝(sheng)枚(mei)举；2019年，田浩先生的榮(rong)休(xiu)会议亦曾在中国举行。会议期间，田浩先生谈及他与中国学界、中国学生的诸多往事，这些与记憶(yi)有关的“桌邊(bian)谈话”，日后也将和此次会议一样，成为许多学者的寶(bao)貴(gui)回忆。

经过数十年来的学术发展，中古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国际性的学术领域，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地都有深厚的学术积累(lei)和相应的学术传承(cheng)；在这一国际性的学术领域，中国学者也在发揮(hui)越来越重要的实质性作用。首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的发起，由包弼(bi)德（Peter Bol）、伊佩霞教授倡议，并与邓小南教授共同商定会议议程；此次会议由耶鲁大学承办，来自中国的学者在会议的醞(yun)釀(niang)、籌(chou)备、组织、运转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南、许雅惠、王锦萍和李怡文等学者作为会议组织者，与耶鲁大学韩森教授團(tuan)隊(dui)，在过去数年中攜(xie)手(shou)合作，为学界同仁搭(da)建了三年多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中古中国学术交流舞台；诸多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会议，如香港宋史学界中青年学者大部分都与会；不少中国学者都担任各个组别的讨论召集人，为各分组讨论的有效进行贡献力量。

尽管第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已经落(luo)下帷(wei)幕(mu)，但学界同仁在此次会议碰撞出的灵感、结下的学术友谊将会持续影響(xiang)与会者的学术研究与学术生涯(ya)。邓小南和韩森教授在大会结束(shu)致辞中所言或许也是与会学者共同的心声：在疫情之后，我们终于从大洋此岸(an)和彼岸重新聚到一起，我们看到了老(lao)朋(peng)友的相聚，年轻人的成长，聽(ting)到了茶歇时走廊(lang)中的歡(huan)声笑(xiao)语，学者之间的难舍(she)难分令人感动。如韩森教授所言，我们已经迫(po)不及待地期待第四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的召开（can't wait for the Fourth！）

（王锦萍、李怡文、尹航(hang)对本文亦有贡献，謹(jin)此致谢！）

（关于第二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可参看《莱顿大学第二届唐至明中国人文会议随感》《莱茵(yin)河(he)畔(pan)话古史：第二届“唐至明人文会议”小记》）返(fan)回搜狐(hu)，查(zha)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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