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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qiesaomiaosudukuai，buyongdenghenchangshijianjiunengquanfangweiyouhuaxitong。chongzhibilidafutisheng，yaowanjiuwandade，shouchong000，xuchong000，nijiushidafuweng！jianyichuangjiankuaijiefangshi，fangbianjinhoushiyongzhegeyouxihenjiandanhenrongyiwan，nikeyisuishisuidiwanchengtiaozhan，xiangshouyukuaideyouxifenwei。weimeidexianshishijiedidianhedutedejiaose中(zhong)國(guo)的(de)稱(cheng)謂(wei)始(shi)於(yu)西(xi)周(zhou)？周人(ren)何(he)以(yi)史(shi)詩(shi)級(ji)逆(ni)襲(xi)？

公(gong)元(yuan)前(qian)1059年(nian)5月(yue)下(xia)旬(xun)，岐(qi)山(shan)腳(jiao)下的人們(men)仰(yang)頭(tou)看(kan)到(dao)了(le)“赤(chi)烏(wu)降(jiang)臨(lin)”。那(na)壹(yi)天(tian)，水(shui)、金(jin)、火(huo)、木(mu)、土(tu)五(wu)大(da)行(xing)星(xing)聚(ju)集(ji)在(zai)西北(bei)的一小(xiao)片(pian)天空(kong)中。這(zhe)是(shi)種(zhong)罕(han)見(jian)的天象(xiang)，3000多(duo)年後(hou)，天文(wen)學(xue)家(jia)追(zhui)蹤(zong)證(zheng)實(shi)了那一年的“異(yi)象”，这种天象516年才(cai)發(fa)生(sheng)一次(ci)。

看到异象的人是周族(zu)的人，姓(xing)姬(ji)，生活(huo)在岐山下的岐邑(yi)。百(bai)年前，他(ta)们的首(shou)領(ling)古(gu)公亶(dan)父(fu)帶(dai)领族人踏(ta)上(shang)征(zheng)途(tu)，來(lai)此(ci)定(ding)居(ju)，建(jian)立(li)了屬(shu)于自(zi)己(ji)族人的城(cheng)邦(bang)。他们現(xian)在的首领叫(jiao)姬昌(chang)，是古公亶父的孫(sun)子(zi)。

經(jing)歷(li)三(san)代(dai)首领的经營(ying)，周人將(jiang)岐邑建設(she)得(de)越(yue)发強(qiang)盛(sheng)，人口(kou)穩(wen)步(bu)提(ti)升(sheng)。當(dang)時(shi)最(zui)强大的政(zheng)權(quan)是位(wei)于今(jin)天中原(yuan)殷(yin)墟(xu)的商(shang)朝(chao)，周人則(ze)偏(pian)居在遙(yao)遠(yuan)的西部(bu)，有(you)山河(he)阻(zu)隔(ge)，商人称他们為(wei)西岐。周人臣(chen)服(fu)于商朝，出(chu)土的甲(jia)骨(gu)文顯(xian)示(shi)周人祭(ji)祀(si)的时候(hou)，還(hai)會(hui)祭奠(dian)商人祖(zu)先(xian)和(he)最近(jin)死(si)去(qu)的商王(wang)。不(bu)過(guo)，商朝的紂(zhou)王非(fei)常(chang)殘(can)暴(bao)昏(hun)庸(yong)，沈(chen)溺(ni)于酒(jiu)池(chi)肉(rou)林(lin)，不理(li)朝政，百姓民(min)不聊(liao)生。

这次天象震(zhen)撼(han)了周人。他们隱(yin)隐覺(jiao)得，这是不是一种神(shen)秘(mi)力(li)量(liang)的召(zhao)喚(huan)？或(huo)許(xu)是天命(ming)降临？

姬昌隨(sui)即(ji)称王，宣(xuan)布(bu)脫(tuo)離(li)商朝統(tong)治(zhi)。在“天命”的召唤下，周人開(kai)啟(qi)了征戰(zhan)之(zhi)路(lu)，统治區(qu)域(yu)不斷(duan)擴(kuo)張(zhang)。文王去世(shi)后，公元前1046年，其(qi)子周武(wu)王率(lv)领西土部落(luo)聯(lian)盟(meng)東(dong)征，冬(dong)天时抵(di)達(da)洛(luo)陽(yang)北部的黃(huang)河邊(bian)，跨(kua)过黄河，直(zhi)撲(pu)商都(dou)。公元前1046年2月，西岐远征軍(jun)在商郊(jiao)牧(mu)野(ye)與(yu)商人全(quan)面(mian)交(jiao)战。战鬥(dou)异常慘(can)烈(lie)，持(chi)續(xu)了一天一夜(ye)，次日(ri)日出时，周人大獲(huo)全勝(sheng)。商纣王自焚(fen)身(shen)亡(wang)，西周建立。

陜(shan)西临潼(tong)1976年出土的武王征商簋(gui)（又(you)名(ming)利(li)簋）銘(ming)文記(ji)載(zai)了牧野之战：“武王征商，唯(wei)甲子朝，歲(sui)鼎(ding)，克(ke)昏夙(su)有商，辛(xin)未(wei)，王在闌(lan)師(shi)，賜(ci)有（右(you)）事(shi)（史）利金，用(yong)作(zuo)檀(tan)公寶(bao)尊(zun)彜(yi)”。寥(liao)寥4行33字(zi)，驚(jing)心(xin)動(dong)魄(po)。这只(zhi)簋与《封(feng)神演(yan)義(yi)》的故(gu)事存(cun)在于同(tong)一时期(qi)，如(ru)今在国家博(bo)物(wu)館(guan)可(ke)以见到真(zhen)身。

河南(nan)安(an)阳博物馆內(nei)的牧野之战油(you)畫(hua)（局(ju)部）。圖(tu)/FOTOE

今天，在關(guan)中平(ping)原西部的陕西宝雞(ji)，岐山的地(di)名，數(shu)千(qian)年未變(bian)。岐作为地名，在这裏(li)随處(chu)可见。在历史上，“岐”这個(ge)字与周朝密(mi)切(qie)相(xiang)关，这里的周原遺(yi)址(zhi)，散(san)布著(zhu)(zhe)周人的大量遗跡(ji)。

与以残暴著称的商朝相比(bi)，周朝仿(fang)佛(fo)進(jin)入(ru)另(ling)一个文明(ming)的次元。幾(ji)百年后，东周魯(lu)国的孔(kong)子念(nian)念不忘(wang)的那个禮(li)樂(le)昌明、政通(tong)人和的时代，正(zheng)是以文王、周公代表(biao)的先周晚(wan)期和西周早(zao)、中期。在后世，“周制(zhi)”留(liu)下一个令(ling)人懷(huai)想(xiang)的政體(ti)模(mo)式(shi)。周人更(geng)加(jia)嫻(xian)熟(shu)地使(shi)用起(qi)語(yu)言(yan)和文字，系(xi)统地撰(zhuan)寫(xie)历史、以诗言誌(zhi)，他们留下的故事和诗歌(ge)，至(zhi)今仍(reng)不難(nan)讀(du)解(jie)。及(ji)至东周，諸(zhu)子百家的哲(zhe)学思(si)想如熔(rong)巖(yan)噴(pen)发，达到令人困(kun)惑(huo)的高(gao)度(du)。而(er)这一切的一切，距(ju)离殺(sha)人獻(xian)祭、神秘荒(huang)蠻(man)的商朝，不过一步之遥。

西周肇(zhao)建並(bing)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普(pu)通的改(gai)朝換(huan)代，而是一次文化(hua)上的躍(yue)升。從(cong)商到周，政治、哲学、文化等(deng)各(ge)層(ceng)面改天换地。如历史学家许倬(zhuo)雲(yun)所(suo)說(shuo)，周代的建立并不只是常见的朝代遞(di)嬗(shan)，也(ye)是整(zheng)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zhi)序(xu)的重(zhong)新(xin)組(zu)合(he)，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些(xie)基(ji)本(ben)特(te)色(se)。他總(zong)結(jie)：“西周以蕞(zui)爾(er)小国取(qu)代商，崛(jue)起渭(wei)上，开八(ba)百年基業(ye)，肇華(hua)夏(xia)意(yi)識(shi)端(duan)倪(ni)，創(chuang)华夏文化本体，成(cheng)华夏社(she)会基石(shi)。”

謎(mi)團(tuan)重重的商周巨(ju)变是如何发生的？

毛(mao)公鼎内壁(bi)上的铭文。图/IC

史诗级逆袭

这段(duan)遥远而縹(miao)緲(miao)的历史，在考(kao)古工(gong)作者(zhe)的努(nu)力下，今天并非遥不可及。

2020年到2021年，在陕西宝鸡岐山縣(xian)的王家嘴(zui)村(cun)西北，周原考古隊(dui)发现了一座(zuo)夯(hang)土建築(zhu)的基址。基址坐(zuo)北朝南，面積(ji)超(chao)过2200平方(fang)米(mi)，是前堂(tang)后室(shi)的兩(liang)进四(si)合院(yuan)式建筑。通过地层学、器(qi)物学分(fen)析(xi)后，考古工作者得出结論(lun)：这可能(neng)是周原遗址目(mu)前可以確(que)認(ren)的第(di)一座先周时期大型(xing)夯土建筑基址。

周文王，《历代君(jun)臣图鑒(jian)》清(qing)代拓(tuo)本。图/FOTOE

2014年，陕西宝鸡周原遗址鳳(feng)雛(chu)三號(hao)基址发掘(jue)现場(chang)。图/受(shou)訪(fang)者提供(gong)

先周，指(zhi)的是周人在武王滅(mie)商、建立西周王朝之前的历史时期，从古公亶父到周文王都属于先周。也就(jiu)是说，先周是周人发迹的时期，周原遗址很(hen)有可能就是岐邑。

为了这个“先周首个”，考古工作者已(yi)经陸(lu)续奮(fen)斗了大半(ban)个世紀(ji)。

尋(xun)找(zhao)先周，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宝鸡斗鸡臺(tai)，興(xing)盛于周原。1976年2月，岐山县凤雏村生產(chan)队社員(yuan)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大量堅(jian)硬(ying)的紅(hong)燒(shao)土和墻(qiang)皮(pi)。考古队随后启动发掘，一处大型建筑基址浮(fu)出水面，編(bian)号为“甲组（宗(zong)廟(miao)）建筑基址”。从上往(wang)下一共(gong)有四个文化层，最底(di)层正是西周时期。凤雏甲组拉(la)开了周原大範(fan)圍(wei)考古的序幕(mu)。

甲组基址一共1469平方米，中線(xian)依(yi)次分布着門(men)道(dao)、前堂和过廊(lang)，东西两边配(pei)置(zhi)门房(fang)、廂(xiang)房，像(xiang)一套(tao)標(biao)準(zhun)四合院。除(chu)了宏(hong)大的建筑，甲组基址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在西厢房第二(er)室的窖(jiao)穴(xue)中，出土了1.7萬(wan)多件(jian)（片）甲骨，其中282片上有刻(ke)辭(ci)。这是殷墟之外(wai)規(gui)模最大的一次甲骨发现。

那时候，因(yin)为岐山这个名字，附(fu)近一直被(bei)推(tui)測(ce)是古岐邑的所在，但(dan)沒(mei)有证據(ju)。一些考古学者认为，凤雏村的发现基本确证了岐邑的中心位置。甲组基址是一处高等级建筑，这不禁(jin)惹(re)人遐(xia)想：它(ta)会是周王的宮(gong)殿(dian)嗎(ma)？至今仍有人认为，它就是文王的宅(zhai)院，可称为“文王大宅”。

但考古总是小心翼(yi)翼，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話(hua)。根(gen)据考古分析，凤雏甲组并不能确认为先周时期，而西周特征则很明显。在现实中，物質(zhi)的使用周期往往橫(heng)跨人为劃(hua)定的时代，这处建筑有可能从先周一直使用到西周，但半个世纪前的考古工作没有給(gei)我(wo)们留下足(zu)夠(gou)的线索(suo)。參(can)与周原考古10年并在2016年擔(dan)任(ren)考古领队的中国社科(ke)院考古所副(fu)研(yan)究(jiu)员宋(song)江(jiang)寧(ning)對(dui)《中国新聞(wen)周刊(kan)》说，遗憾(han)的是，在当时的考古工作條(tiao)件下，很多信(xin)息(xi)没有搜(sou)集，導(dao)致(zhi)现在还不能解決(jue)这个問(wen)題(ti)。

而宋江宁认为，凤雏甲组可能不是文王的宫殿，它的厢房多且(qie)小，居住(zhu)的特點(dian)似(si)乎(hu)更突(tu)出一些。根据越来越多的周原建筑遗存发现，现階(jie)段很难指认周王的宫室，更無(wu)法(fa)确认哪(na)座建筑就是文王住过的。

周原位于今天陕西关中西部，考古学界(jie)定义的周原有廣(guang)、狹(xia)之別(bie)。狭义的周原指今天扶(fu)風(feng)、岐山两县的北部，东西寬(kuan)約(yue)6公里，南北長(chang)约5公里。广义的周原则指关中平原西部，渭河之北、岐山以南的狭长区域，东西綿(mian)延(yan)余(yu)70公里，南北宽约20余公里，土厚(hou)水沛(pei)，自古就是理想的棲(qi)居之地。

3000多年前，生存在今天陕西北部地区的周人受到少(shao)数民族戎(rong)狄(di)的騷(sao)擾(rao)，古公亶父带领族人向(xiang)西遷(qian)徙(xi)时，走(zou)到岐山下，见到这片土地肥(fei)沃(wo)繁(fan)盛，生长的苦(ku)菜(cai)都是甜(tian)的。《诗经·大雅(ya)·绵》被认为是周人的史诗，记錄(lu)了这段傳(chuan)说，“周原膴(膴)膴，堇(jin)荼(tu)如飴(yi)”，他们很滿(man)意，于是“曰(yue)止(zhi)曰时，筑室于茲(zi)”，就此定居，命名周原。

周原是中国考古版(ban)图上的一个重要(yao)区域，也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迷(mi)人的切口。1976年之后，考古队于1999年、2014年几次重返(fan)周原，重启大规模发掘，寻找岐邑这个目标貫(guan)穿(chuan)始終(zhong)。周原遗址是全国商周时期出土青(qing)銅(tong)器最多的遗址，数量达上千件，超过殷墟，其中大盂(yu)鼎、小盂鼎、墙盤(pan)、毛公鼎等重器以长篇(pian)铭文闻名。周原出土的万余片甲骨，数量僅(jin)次于殷墟；现已探(tan)明100多座單(dan)体夯土建筑遗迹，为全国西周遗址之最。然(ran)而，这些证据还难以证明岐邑的所在，因为缺(que)乏(fa)先周的有力证据。

2003年12月，考古队在周原遗址以西30公里的岐山周公庙遗址作野外調(tiao)查(zha)时，在一个廢(fei)棄(qi)的水渠(qu)里，北京(jing)大学考古專(zhuan)家徐(xu)天进偶(ou)然看见了一个小骨片，用手(shou)一擦(ca)，赫(he)然有字。次年春(chun)天，考古人员順(shun)藤(teng)摸(mo)瓜(gua)，在水渠边找到了一个埋(mai)藏(zang)着密密麻(ma)麻甲骨的坑(keng)，挖(wa)出来的第一片蔔(bu)甲上，开头两个字就是“周公”。周公庙甲骨上一共辨(bian)认出400多个字，出鏡(jing)率最高的名字就是周公。随后在一片野棗(zao)樹(shu)林里，考古队又发现了22座大墓(mu)，其中10座有4条墓道、4座有3条墓道，而西周诸侯(hou)国国君的墓葬(zang)只有一或两条墓道。这些更高规格(ge)的墓葬主(zhu)人不禁引(yin)人猜(cai)测：会是周王吗？但学者的普遍(bian)觀(guan)点是，周公庙遗址應(ying)該(gai)是周公的采(cai)邑——即国君赐给卿(qing)大夫(fu)世祿(lu)的田(tian)地，那些大墓不是周天子的墓，而是周公家族的墓。

陕西岐山县周公庙遗址。图/IC

寻找岐邑仍在繼(ji)续。2004年，考古人员在周公庙遗址以西10公里的凤翔(xiang)县水溝(gou)遗址有了新发现，发现了周长4000余米的城墙，是目前所知(zhi)西周最大的城，城内也有大型宫殿基址。随后，他们以周公庙为中心，四处出擊(ji)，在蔣(jiang)家庙又发现一座军事防(fang)禦(yu)性(xing)质的周城，在周公庙之西发现了鑄(zhu)铜作坊(fang)……

迄(qi)今，考古人员在周原遗址发现了4片建筑区域，凤雏村和王家嘴村都在其中。如今王家嘴先周遗存的确认，为岐邑的证实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证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良(liang)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找到每(mei)一个时代的大聚落或者政治经濟(ji)文化中心，“目前来看，通过诸多发现，我认为王家嘴这一带应该是当时先周文化区内最高等级的中心。如果(guo)我们认为古公亶父迁岐这个事是可信的话，（王家嘴）这个地方应该是最有可能的。”

周文王在岐邑称王后，十(shi)年内似乎征服了居住在渭河流(liu)域的大部分商人族群(qun)，建立起周人的区域性霸(ba)权。他们逐(zhu)漸(jian)东进，进攻(gong)了晉(jin)南的一些小国，距离商朝都城已经不远。文王去世前不久(jiu)，在关中平原的中心位置建立“豐(feng)”作为新的都城，将勢(shi)力从渭水西部的周原悄(qiao)然东移(yi)。

文王去世后，其子姬发继承(cheng)翦(jian)商大业成为武王，为父守(shou)喪(sang)三年后，武王率西土武裝(zhuang)东征，完(wan)成灭商的最后一击。据《史记》的说法，商纣王聚集起70万军队迎(ying)战，武王的武装只有四五万人，但在牧野的凜(lin)冬时節(jie)，商人都无心为暴虐(nue)的纣王作战，紛(fen)纷倒(dao)戈(ge)，商王朝葬送(song)于周人远征军之手。在后来与此有关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楊(yang)戩(jian)、哪咤(zha)、雷(lei)震子等人物都位列(lie)西土军队之中。

在商朝，周只是一个偏居西部边陲(chui)的少数民族聚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与中央(yang)王权都没有可比性。这樣(yang)一个小国，为何产生灭商的理想，又如何实现翦商大业，令人好(hao)奇(qi)。这是西周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历史学家许倬云是西周史专家，著有《西周史》，他研究的重点，就是西周从一个蕞小的部落，如何发展(zhan)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建構(gou)了超越国家的封建秩序。

而正是这套秩序，无意間(jian)铸成了华夏社会的基石。

西土联盟与天下分封

如果以《诗经》中的说法，周人灭商的战略(lve)规划始于文王的爺(ye)爷古公亶父，“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憑(ping)借(jie)在西部地区三代首领的经营，周人势力雖(sui)然逐步强大，但与商王朝相比仍然难以抗(kang)衡(heng)。当时周是商的附庸国，据文献记载，纣王曾(zeng)聽(ting)信讒(chan)言拘(ju)禁过周文王，于是才有司(si)馬(ma)迁“文王拘而演周易(yi)”的说法；周原甲骨卜辞里也记载过，商王朝曾经討(tao)伐(fa)过周。可见，商对周有碾(nian)壓(ya)之势。

周人臥(wo)薪(xin)嘗(chang)膽(dan)、厚积薄(bo)发，但为了灭商，依靠(kao)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需(xu)要一股(gu)别的力量加持。商朝西陲活跃着很多古老(lao)的少数民族，《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十一年，联合庸、蜀(shu)、羌(qiang)、髳(髳)、微(wei)、盧(lu)、彭(peng)、濮(pu)等方国部族，对陣(zhen)商郊牧野。这就是西土联盟。

联盟的格局，延续到了西周建立之后。周朝并不像商朝那样以吞(tun)并的形(xing)式实现统治，而是讓(rang)各方国部族各自回(hui)到故土，保(bao)持自己的特色。

历史记载得到了考古的呼(hu)应。西周考古呈(cheng)现出非常獨(du)特的面貌(mao)，是一种百花(hua)齊(qi)放(fang)的多次级区域中心布局。在西周都城遗址之外，遍布各地的诸侯国遗址不断带来惊喜(xi)。西周考古中大量发现的高等级遗迹遗物，都属于世袭貴(gui)族家族，如山西曲(qu)沃晋侯家族墓地、河南三门峽(xia)虢(guo)国墓地、平頂(ding)山市(shi)应侯墓地、北京房山琉(liu)璃(li)河燕(yan)侯墓地、河北邢(xing)台邢国墓地、河南浚(jun)县辛村衛(wei)国墓地、西安张家坡(po)井(jing)叔(shu)家族墓地、山西絳(jiang)县倗(倗)伯(bo)家族墓地、山西翼城大河口霸伯家族墓地、山西黎(li)城黎国墓地、陕西韓(han)城梁(liang)带村芮(rui)国墓地……迄今为止，考古已经证实了晋、燕、虢、鲁、齐、应、邢、滕(teng)、陳(chen)、宋、蒋、卫等西周封国的所在。

西周为何有这麽(me)多封国？

回到西周开国之初(chu)，武王克商之后，并没有立刻占(zhan)领商朝都城自居，而是率主力部队西歸(gui)。被征服的商朝遗民仍交给纣王之子武庚(geng)管(guan)理，武王留下三个弟(di)弟管叔、蔡(cai)叔、霍(huo)叔駐(zhu)紮(zha)在商舊(jiu)都附近，監(jian)督(du)武庚。两年后武王去世，幼(you)子成王年幼，武王的另一个弟弟周公攝(she)政，管叔、蔡叔、霍叔不服，联合武庚发动叛(pan)亂(luan)。随后，周公联合西周宗室召公东征，平定叛乱。之后三年，周公再(zai)次攻下商旧都，并且征服了整个东部平原，将西周领地向东推进到山东半島(dao)。

正是这次周公东征，而非武王伐纣，真正开启了西周的政治建构大业。

为了管理东部平原和其他王国边緣(yuan)的战略要地，周王室成员和親(qin)属被派(pai)到各地建立封国，战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将这种制度命名为：封建。西周开国元勛(xun)姜(jiang)尚(shang)——即传说中的姜子牙(ya)——受封于今天淄(zi)博附近，建立齐国；周公受封于今天曲阜(fu)的鲁国，由(you)于要在国都輔(fu)佐(zuo)成王，派长子伯禽(qin)代为赴(fu)任；燕国在今天的北京西郊房山，是北京近3000年建城史的起点……这些封国是西周王朝强有力的觸(chu)角(jiao)，牢(lao)牢稳固(gu)了王朝对广大领土的统治。“西周国家在其征服的每一个角落都植(zhi)入了周的成分，以作为统一政权管理的一部分。”哥(ge)倫(lun)比亞(ya)大学教(jiao)授(shou)、西周史学者李(li)峰(feng)认为，“（这些变化）决定了中国华北平原随后几个世纪里的基本政治结构。”

这种政治格局正是源(yuan)自周人龍(long)兴的特殊(shu)经历。周人小国寡(gua)民僻(pi)居西部，面对东部的广土眾(zhong)民，必(bi)須(xu)设計(ji)一套统治機(ji)制——“封建亲戚(qi)，以藩(fan)屏(ping)周”的制度。许倬云说，这一封建制度，包(bao)括(kuo)两个舉(ju)措(cuo)：一是分封子弟与亲戚，在緊(jin)要的地点戍(shu)守，彼(bi)此援(yuan)助(zhu)，构成一个龐(pang)大的控(kong)制網(wang)絡(luo)；二是籠(long)络不同文化的族群，寻求(qiu)合作。

考古发现提供了佐证。迄今为止，周王室的遗存都是一个谜团。在普遍认同的西周三个都城遗址——周原、丰鎬(hao)与成周，出土的基本是高等级贵族家族遗留下的遗存。丰镐遗址迄今所见最高等级的遗存，是西周贵族家族井叔家族的墓地；周原的高等级建筑和大量青铜器窖藏，基本也都与贵族家族有关；洛阳成周遗址考古所见的，也是周人和殷商遗民的贵族墓地，与王室密切的文化遗存很难见到。

这说明，周王权的存在感(gan)远不如商，王权留下的遗存也就稀(xi)少了，这些现象支(zhi)撐(cheng)了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说法。徐良高认为，这种商周政治体制的差(cha)异，可能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常常爭(zheng)论不已的 “周制 ”与 “秦(qin)制 ”两种不同政治理念与体制的历史根源。东周时期周王权衰(shuai)落，诸侯并争、诸雄(xiong)争霸的历史原因，也可以追溯(su)到此。

做(zuo)周原考古的宋江宁到殷墟考察(cha)时，就像西部小城岐邑的百姓进了首都，第一印(yin)象便(bian)被商都的壯(zhuang)观所折(zhe)服。商是資(zi)源高度集中于首都的国家，“就像法国被称为巴(ba)黎和巴黎之外，商也可以分为殷墟和殷墟之外，”宋江宁说，“整个商王朝的GDP肯(ken)定比不过西周，但殷墟GDP会超过西周的每一个城市。”

地理角度为周的逆袭提供了另一个解釋(shi)。从周人克商开始，来自西部关中的政治集团取代东部政治集团的变革(ge)，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秦灭六(liu)国，楚(chu)漢(han)之争，北周灭北齐，隋(sui)唐(tang)建立……这一系列由弱(ruo)者厚积薄发造(zao)就的王朝更叠(die)，都是这一经典(dian)模式的復(fu)现，而以周代商是第一次。原因在于，关中平原这片神奇的土地，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在黄河、秦嶺(ling)等山河環(huan)抱(bao)之中，擁(yong)有天然的军事屏障(zhang)，而渭河、涇(jing)河沖(chong)积的平原提供了北方难得的沃土，形成这些弱势族群在安全的环境(jing)中默(mo)默积蓄(xu)势力的理想溫(wen)床(chuang)。彼时，周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然稟(bing)賦(fu)的優(you)势作用，但若(ruo)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不难清晰(xi)地看出这一点。

对商周之際(ji)劇(ju)变的关註(zhu)由来已久。早在近一百年前，王国維(wei)曾在《殷周制度论》中断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mo)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周人与商人最重要的制度差异，一是立子立嫡(di)之制，从而产生宗法及丧服之制，以及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是庙数之制；三是同姓不婚(hun)之制。这些制度是周管理天下的綱(gang)纪，旨(zhi)在“納(na)上下于道德(de)，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shi)、庶(shu)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有人贊(zan)同这一论述(shu)，也有人认为，周对商的承袭大于革命。两种观点至今争论不休(xiu)。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周史学者李峰认为，如果一定要说周代的创举，应该是西周的行政体制。西周的官(guan)僚(liao)制可以按(an)照(zhao)行政理性和具(ju)体的行政需要来運(yun)作，这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ying)響(xiang)非常深(shen)刻。

不同于商依靠霸权和宗教维系统治，正规的政府(fu)管理开始在西周出现。到西周中期，基本形成了具有官僚形態(tai)的政府体制，主要包括卿事寮(liao)、太(tai)史寮、王家三大系统。最重要的成就是“寮”这种机构，寮不是具体官職(zhi)，而相当于常设的行政机构，能把(ba)不同官员放在这个机构里，反(fan)映(ying)了当时周人对政府基本行政功(gong)能已经有分類(lei)的概(gai)念。“寮”本身的字义，象征宫殿里面有火，火意味(wei)着燈(deng)火通明，反映的是日常不间断的行政职能。中国最早的政府由此誕(dan)生。

陕西鹹(xian)阳市旬邑县西头遗址及出土的陶(tao)器刻划符(fu)号与陶文。图/中新 新华

殷鉴不远：周的反思

不仅后世为周人灭商的历史所不解，連(lian)周人自己也很意外。

为什(shen)么周能灭掉(diao)商？周人何以配得上这天下？他们希(xi)望(wang)找到一种解释，同时也是在建立一种正统性。《尚書(shu)》中几篇写于周初的文献里，记载了灭商之初周人对这段历史的求索和解释。他们最后相信，是“天命靡(mi)常，惟(wei)德是亲”的道理让他们继承大统，将商人失(shi)国归咎(jiu)于德行敗(bai)壞(huai)，罪(zui)名包括酗(xu)酒、荒淫(yin)、不恤(xu)民力……《诗经·大雅·蕩(dang)》记下了振(zhen)聾(long)发聵(kui)的名句(ju)：“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人发现，商朝的傾(qing)覆(fu)与夏朝近乎于原样复刻，他们终于领悟(wu)，这便是“天命”的规律(lv)。

周人極(ji)具反思精(jing)神，譬(pi)如他们认为嗜(shi)酒是商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便頒(ban)布禁酒令。青铜觚(gu)、爵(jue)、斝(斝)这些酒器，在商朝礼制中居于中心地位，周朝则以鼎、簋等食(shi)器取而代之，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完全吻(wen)合。殷鉴不远，周人处处以商人失国的教訓(xun)警(jing)戒(jie)着自己。

当他们追溯到公元前1059年那次“赤乌降临”的异象，便追认为那就是受命于天的征兆(zhao)，文王立国、武王伐纣是替(ti)天行道。后世学者普遍将“天命”概念視(shi)为周人的一項(xiang)重大发明，与商人的“上帝(di)”相对立。商人并不尊崇(chong)天，他们尊崇“帝”，“帝”是商族的保護(hu)神，源于商部落的祖先崇拜(bai)。“作为赋予(yu)了人性的神的‘天’——宇(yu)宙(zhou)的终极力量，这看上去无疑(yi)是周人的一个发现。”李峰说。

李峰认为，周人灭商不仅是一场军事战争，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甚(shen)至心理上的战争。因为商纣王被冠(guan)以昏庸残忍(ren)的暴君之名，商王朝官员也是嗜酒成性、放縱(zong)无能，作为天命所归的周人，自认为有难以推卸(xie)的責(ze)任執(zhi)行上天对商的懲(cheng)罰(fa)。如《诗经》所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人自认代表着一套新的道德，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周人当时很弱小，一看商王朝这么强大又这么残暴，就必须在武力之外辅以德，才有可能团结更多的力量，建立强大的联盟，才有可能克商。”宋江宁说。考古对于“殷周之变说”最直接(jie)的证据，是周人遗址中从未出现过人殉(xun)、人祭的遗存。与商朝同时的西岐小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统治方式和信仰结构。“王国维先生那时候絕(jue)对看不到这样的证据，这是今天我们考古学能够做的貢(gong)献。”宋江宁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pin)教授王震中曾经总结，商周两代礼制思维分别是注重“人神关系之礼”和“人际关系之礼”，从周初开始，周人——特别是周公——将对天的虔(qian)敬(jing)纳入礼制框(kuang)架(jia)，提出敬天保民的理念，将“人神之礼”改造为“人际之礼”。王震中认为，实现这一改造最重要途经，就是引入“德”的理念和规范，形成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的辯(bian)证统一。相較(jiao)于商代的神权政治，这显然是一个飛(fei)跃性的进步。

周人将敬天保民的思想贯徹(che)在执政中，比如“明德慎(shen)罚”“知稼(jia)穡(se)之艱(jian)难”“知小民之依 （痛(tong)）”等，与商朝的人祭传统等相比，周人在尊重生命、体恤生民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许倬云认为，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shen)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yi)即上天，对于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cai)判(pan)的权力。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po)，擺(bai)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xian)，轉(zhuan)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就要負(fu)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

“这是高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正由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在《西周史》中，许倬云称赞道，“周人懸(xuan)此理想，可谓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nu)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这一套新哲学，安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引导了有周一代的政治行为，也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

奠基华夏文明

回到1976年凤雏村发现的那座甲组建筑基址，建筑里最神秘的部分，就是那个作为甲骨坑的窖穴。

这个长方形窖穴位于西厢房第二个房间里，长1.55米、宽1米、深1.9米，上段四壁为1.3米的夯土，属于房屋(wu)的夯土台基，下段为0.6米的生土。这个构造说明窖穴打(da)破了房屋台基，时代应晚于房屋台基的年代。窖内东西两边还各有一个纵深 1 米左(zuo)右的横向洞(dong)室，北边有一个小龕(kan)。

左上图、右上图：何尊及内壁上的铭文。左下图、右下图：利簋及内壁上的铭文。本版图/视觉中国 FOTOE

提到甲骨文，人们想到的几乎只有殷墟，其实周人也有用甲骨的習(xi)俗(su)。其材(cai)质特点和字体风格，与安阳甲骨都有很大区别。许多刻字小如粟(su)米，細(xi)如发絲(si)，最小的只有1毫(hao)米见方，堪(kan)比微雕(diao)，用放大镜才能看清。而直筆(bi)刀(dao)法剛(gang)勁(jin)有力，圓(yuan)笔运用自如，有独特笔风。

周人用这些甲骨来祭祀和占卜，例(li)如其中一片上刻着“伐蜀”，另一片刻着“征巢(chao)”，应该是为征伐蜀、巢两国事先所做的占卜。卜辞中记载了关于周人的很多一手信息，比如周人会祭祀去世的商王，说明他们臣服于商人的地位；而“楚子来告(gao)”的表述，儼(yan)然是一方霸主的口氣(qi)，说明周人的实力正在上升。负责发掘的周原考古队推断，这些记载中有很多是武王伐纣之前的先周历史。

这些甲骨文体现的语言文字水平，与殷墟甲骨文类似。然而到了西周时期，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则呈现出周人在语言文字能力上的巨大跃迁。现存至少有数百篇西周青铜铭文相当长，内容(rong)已经十分完整。幸(xing)而有这些今天看来歪(wai)歪斜(xie)斜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由于古人对于文字的虔敬和信仰，让后世的人们得以重返真实的历史现场。与传世的上古文献相对照后，传说与信史的分野显现出来。

如果说利簋对武王灭商的记录尚显得簡(jian)明扼(e)要，那么另一些青铜铭文则呈现出丰富(fu)而生动的细节。周朝的铸铭青铜器很多用在祭祀祖先的宗教场景(jing)中，但内容卻(que)通常与祭祀本身并无关系，而是记载了一些真实历史事件，主题相当广泛(fan)，涉(she)及周王命令、军功、官员、婚姻(yin)、家系宗譜(pu)、经济交易、外交和法律条约等方方面面。“比之商代，书写证据在质量上的提高，可以使我们对西周的政治和礼儀(yi)制度以及社会狀(zhuang)況(kuang)等方面有更好、更连续的理解。”李峰说。

读写文化的扩散并不限于地理层面，同时也延伸(shen)到西周各社会领域。不同于商朝主要用文字占卜，西周的政府行政、官员任命等活动都会付(fu)诸文字，西周王畿(ji)出土了百余件冊(ce)命金文，便是当时的任命文书。根据青铜铭文显示，当时在竹(zhu)、木等材料(liao)上的文字书写，已经被用在民间商品(pin)交易、土地定契(qi)等方面，这些文字虽然早已随着易腐(fu)材料化为泥(ni)土，但曾经广泛存在于周人的日常生活中。

因为文字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可以推想，读写能力在西周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这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礎(chu)。《易经》《尚书》和《诗经》部分内容便是由西周的人书写，中国真正的书写传统从此起步。周朝贵族从渭河平原向偏远地区迁移，可能同时带着那些受过良好教育(yu)的商朝遗民，文字和文化被播(bo)撒(sa)到更为广闊(kuo)的地区，西周因此成为中国乃(nai)至东亚文字书写发展的一个关鍵(jian)时期。

“西周的文化对后世影响很大。比如礼乐文化，我们后来认为华夏与戎狄之分就是礼乐文化之分，何为华夏？礼乐文化就是华夏文化的核(he)心。再比如政治的影响，周制与秦制成为塑(su)造后世的两种政治模式。诸子百家更不用说了，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基础都在于此，儒(ru)家就是以周公作为奠基人的。《诗经》更不用说了，奠定了文学的基础。所以我们经常講(jiang)，周文化某(mou)种意义上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良高说。

商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消(xiao)灭与取代，周文化则以联盟和兼(jian)容为特征。“总的感觉，商文化的传播猶(you)如肯德基快(kuai)餐(can)连鎖(suo)店(dian)，全球(qiu)一个标准。而周文化的传播犹如中国的川(chuan)菜菜系，在不同地方都有所变化，以適(shi)应各地人们的传统口味偏好。”徐良高说。

从考古学视角来看，西周国家的形成可以视为一个渭河流域以外的那些带有强烈本地传统的各个地区植入周人精英(ying)文化元素(su)的过程(cheng)。自西周中期以来，周文化传统和不同地方传统的最终融(rong)合，为东周繁榮(rong)的地方文化奠定了基础。

1963年，在距离周原遗址不远的宝鸡市陈倉(cang)区賈(jia)村，考古人员从地底发掘出了一只西周青铜尊，名为何尊。何尊高38.8厘(li)米，口徑(jing)28.8厘米，外表张揚(yang)繁复，十分精致。尊内底部铸有122字长篇铭文，这篇重要的文献讲述了周成王迁都洛阳成周之事，最引人矚(zhu)目的，则是铭文中出现的四个字——宅兹中国。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武王克商之后，向天昭(zhao)告要建都于天下之中，治理民众。“宅兹中国”象征获得天命，拥有天下。所谓“中国”，并非指代国家，而是指代天下之中的区域。然而因为其字面含(han)义，它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意义：这是现存所有文字中最早的“中国”二字。

从文献来看，中国的称谓，正是始于西周。当然，彼时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然而隔着历史回看，那个遥远又蒼(cang)茫(mang)、神秘又壮阔的远古时代，在骨子里与我们仍有着千丝万縷(lv)的联系。它以崇德和平等的信条联合盟友(you)，开创波(bo)瀾(lan)壮阔的逆袭神话，又以接纳和包容的姿(zi)态融合异邦，走出不可思議(yi)的文化跃迁之路。如此种种，对三千年后的世界仍旧不无启迪(di)。

参考资料：李峰《西周的政体》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许倬云《西周史》 《万古江河》；徐良高《由考古发现看商周政体之异同》；韩茂(mao)莉(li)《大地中国》等

发于2023.6.12第总第1095期《中国新闻周刊》雜(za)志

杂志标题：西周之谜：中华文明的关键一步

记者：倪偉(wei)返回搜狐(hu)，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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