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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与共：佛利尔与中国艺术的(de)故(gu)事(shi)》，王(wang)伊(yi)悠(you)著(zhu)，上(shang)海(hai)書(shu)畫(hua)出(chu)版(ban)社(she)，2019年(nian)7月(yue)出版，187頁(ye)，120.00元(yuan)

“考古學(xue)”是(shi)不(bu)是壹(yi)門(men)外(wai)來(lai)的学問(wen)，乃(nai)現(xian)代(dai)中国学术史(shi)上最(zui)具(ju)爭(zheng)議(yi)性(xing)的问題(ti)之(zhi)一。1926年10月，瑞(rui)典(dian)皇(huang)太(tai)子(zi)古斯(si)塔(ta)夫(fu)訪(fang)華(hua)。這(zhe)位(wei)愛(ai)好(hao)考古的“邊(bian)緣(yuan)”大(da)人(ren)物(wu)之所(suo)以(yi)到(dao)中国来，缘於(yu)他(ta)的朋(peng)友(you)安(an)特(te)生(sheng)在(zai)中国的數(shu)年調(tiao)查發(fa)掘(jue)，為(wei)斯德(de)哥(ge)尔摩(mo)成(cheng)为世(shi)界(jie)首(shou)屈(qu)一指(zhi)的中国古代艺术品(pin)收藏地(di)貢(gong)獻(xian)巨(ju)大。北(bei)京(jing)学界激(ji)動(dong)之余(yu)，安排(pai)了(le)一系(xi)列(lie)活(huo)动，以展(zhan)现“现代学术”在中国的发展面(mian)貌(mao)。其(qi)中當(dang)然(ran)以安特生公(gong)布(bu)在周(zhou)口(kou)店(dian)的最新(xin)发现——古人類(lei)遺(yi)存(cun)为重(zhong)頭(tou)戲(xi)。梁(liang)啟(qi)超(chao)作(zuo)为中国学界領(ling)袖(xiu)、新史学巨擘(bo)，也(ye)发表(biao)了演(yan)講(jiang)，题目(mu)是《中国考古学之過(guo)去(qu)及(ji)將(jiang)来》。他一改(gai)常(chang)態(tai)，只(zhi)字(zi)不提(ti)“歐(ou)洲(zhou)考古学會(hui)”与“物質(zhi)上之公例(li)”，而(er)是細(xi)数中国过去尤(you)其是清(qing)代，四(si)部(bu)分(fen)类中所謂(wei)“小(xiao)学”与“金(jin)石(shi)”等(deng)门类的成果(guo)，稱(cheng)中国考古学过去已(yi)有(you)如(ru)此(ci)輝(hui)煌(huang)成就(jiu)，将来与发掘等现代技(ji)术結(jie)合(he)，前(qian)途(tu)無(wu)量(liang)。

一個(ge)月後(hou)，梁启超在清华研(yan)究(jiu)院(yuan)的同(tong)事王国維(wei)到中外人士(shi)聚(ju)集(ji)的北京歷(li)史社会学会演讲《宋(song)代之金石学》，表彰(zhang)宋人于古器(qi)物有“多(duo)方(fang)面之興(xing)味(wei)”，元明(ming)清至(zhi)今(jin)，“反(fan)有所不逮(dai)”，因(yin)此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大約(yue)再(zai)过了一个月，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的另(ling)一位同事李(li)濟(ji)结束(shu)田(tian)野(ye)调查回(hui)京，在課(ke)堂(tang)上把(ba)《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这篇(pian)報(bao)告(gao)向(xiang)同学們(men)一攤(tan)，說(shuo)道(dao)：“这是中国人的所谓考古学。”

梁启超

梁启超不是不懂(dong)從(cong)前国人的考古学与欧洲的考古学有何(he)區(qu)別(bie)，否(fou)則(ze)他也不会先(xian)后把梁思(si)成、梁思永(yong)送(song)到美国去喝(he)洋(yang)墨(mo)水(shui)。只是話(hua)既(ji)出口，有如覆(fu)水難(nan)收。当時(shi)不得(de)不如此苦(ku)心(xin)孤(gu)詣(yi)，漸(jian)与背(bei)景(jing)割(ge)離(li)。何況(kuang)甲(jia)骨(gu)文(wen)金文的研究，經(jing)过王国维“二(er)重證(zheng)據(ju)法(fa)”論(lun)说的发揮(hui)，仿(fang)佛代表了更(geng)廣(guang)泛(fan)的考古证据之前奏(zou)。这一思路(lu)流(liu)衍(yan)至今，便(bian)追(zhui)蹤(zong)到了清代樸(pu)学与考据方法：傳(chuan)統(tong)学人既然能(neng)夠(gou)经由(you)訓(xun)詁(gu)小学而发现殷(yin)商(shang)的甲骨文字，意(yi)味著(zhe)现代考古学的根(gen)本(ben)內(nei)容(rong)，其實(shi)就落(luo)腳(jiao)在中国本土(tu)文化(hua)之中。

在从晚(wan)清所谓“三(san)千(qian)年未(wei)有之大變(bian)局(ju)”至今的历史中，二十(shi)世紀(ji)前期(qi)的中国，屬(shu)于“土洋结合”最为密(mi)切(qie)的一段(duan)时期。成長(chang)于这種(zhong)風(feng)氣(qi)之中的李济，對(dui)自(zi)身(shen)从事的事業(ye)有过相(xiang)当深(shen)刻(ke)的反思。晚年總(zong)结抗(kang)戰(zhan)前中研院史語(yu)所考古組(zu)在河(he)南(nan)安陽(yang)的发掘与成果时，他先是细数此前中国学者(zhe)对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接(jie)着以相当公平(ping)的篇幅(fu)敘(xu)述(shu)“二十世纪初(chu)期西(xi)方地质学家(jia)、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演示(shi)的田野方法”，也以相当公平的语气談(tan)到“西方学术怎(zen)樣(yang)与中国传统的古物研究思想(xiang)相结合而產(chan)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在一本论述“安阳”考古成就的著作中，对外国学者在此前后所做(zuo)的看(kan)似(si)与“安阳”毫(hao)不相關(guan)的工(gong)作如此长篇大论，寫(xie)下(xia)类似于在古代中国流行(xing)的“墓(mu)誌(zhi)銘(ming)”一样的文字，“吾(wu)爱吾国、吾尤爱真(zhen)理(li)”的学人形(xing)象(xiang)，躍(yue)然紙(zhi)上。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開(kai)放(fang)的学术氛(fen)圍(wei)，在当时的外国学者眼(yan)裏(li)，同样是引(yin)人註(zhu)目的。李济的合作夥(huo)伴(ban)畢(bi)士博(bo)（Carl Whiting Bishop），在回国途中傷(shang)感(gan)地说，过去四年在中国各(ge)门类的科(ke)学研究史上都(dou)是充(chong)滿(man)大事的四年。事实上，假(jia)如将来把这段时間(jian)視(shi)为東(dong)亞(ya)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重要(yao)的一段历史，都不会令(ling)人驚(jing)訝(ya)。中国智(zhi)識(shi)階(jie)層(ceng)的态度(du)发生了巨变，尤其是对历史的态度。

在这一巨变中，美国学者扮(ban)演了極(ji)其特殊(shu)的角(jiao)色(se)。一方面，隨(sui)着美国国力(li)的增(zeng)強(qiang)与一战中欧洲力量的暫(zan)时削(xue)弱(ruo)，美国博物館(guan)与私(si)人收藏者大規(gui)模(mo)購(gou)進(jin)中国古代艺术品，並(bing)嘗(chang)試(shi)在中国开展田野发掘与研究工作。富(fu)田升(sheng)通(tong)过日(ri)本经济史料(liao)以及日本古董(dong)商的研究，发现在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古董的出口比(bi)例中，美国不僅(jin)是最大宗(zong)交(jiao)易(yi)的直(zhi)接购買(mai)国，也是日本古董商作为中间人的最大收购方；另一方面，当时美国学界的漢(han)学基(ji)礎(chu)薄(bo)弱，需(xu)要向欧洲汉学家取(qu)经。欧美之间的学术競(jing)争，令艺术史与考古学这种看上去可(ke)以較(jiao)少(shao)依(yi)賴(lai)语言(yan)的学科，受(shou)到美国学界的青(qing)睞(lai)，并试圖(tu)别开生面。

这兩(liang)方面对中国而言，都并非(fei)事不关己(ji)。大规模收购，造(zao)成中国古遗址(zhi)大规模被(bei)毀(hui)。大规模被毁，引发中国知(zhi)识阶层强烈(lie)的排外情(qing)緒(xu)，对古物国有、禁(jin)止(zhi)出口及限(xian)制(zhi)外国人来华考察(cha)訂(ding)定(ding)越(yue)来越嚴(yan)厲(li)的措(cuo)施(shi)。而完(wan)全(quan)依赖“物品”、欠(qian)缺(que)田野背景与埋(mai)藏信(xin)息(xi)的艺术史研究，受到中国学者基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的严厉批(pi)判(pan)。这一點(dian)，以最欣(xin)賞(shang)西方现代学者贡献的李济最具代表性。他在评论羅(luo)樾(yue)（Max Loehr）的文章(zhang)里，諷(feng)刺(ci)后者不懂中文、完全忽(hu)视现代学术可靠(kao)和全面的田野資(zi)料基础。而罗樾，正(zheng)是美国东亚艺术史界的標(biao)桿(gan)人物。

近(jin)三十年来，美国汉学发展史受到广泛关注，尤以关于十九(jiu)世纪传教(jiao)士汉学与二战后“中国学”崛(jue)起(qi)这两个阶段的成果最为豐(feng)碩(shuo)。已有研究者指出这一现象的历史成因，就是十九世纪末(mo)到二十世纪初，盡(jin)管(guan)汉学已经进入(ru)少数美国大学的学科建(jian)制中，卻(que)仍(reng)然依赖欧洲的法、德等国培(pei)養(yang)相关研究人員(yuan)，兵(bing)微(wei)将寡(gua)，乏(fa)善(shan)可陳(chen)。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liu)华学生增多并辟(pi)出新的研究路徑(jing)，美国汉学才(cai)最終(zhong)步(bu)入令世人矚(zhu)目的“中国学”阶段。

这一学术史思路，是基于“汉学”及其后繼(ji)者“中国学”而言建立(li)的，在那(na)个留华学生主(zhu)導(dao)的时代开启之前，考古学与艺术史领域(yu)并不沈(chen)寂(ji)，甚(shen)至可以说相当熱(re)鬧(nao)。美国公眾(zhong)对中国文化满懷(huai)热情，絕(jue)不会靜(jing)待(dai)欧洲輸(shu)出其汉学教育(yu)，有识之士早(zao)已从“物品”与“艺术”的角度着手(shou)，讓(rang)普(pu)通美国人直接接觸(chu)中国、了解(jie)中国。

对“中国风味”的好奇(qi)，由来已久(jiu)。从欧洲人大批移(yi)居(ju)美洲开始(shi)，北美的白(bai)人便同他们的欧洲親(qin)戚(qi)一样，密切注视着亚洲的財(cai)富与機(ji)遇(yu)。东海岸(an)的美中貿(mao)易率(lv)先发展，对中国瓷(ci)器等稀(xi)罕(han)物的消(xiao)費(fei)、理解，受到大西洋商贸圈(quan)的影(ying)響(xiang)，處(chu)处可見(jian)老(lao)牌(pai)欧洲强国对中国的想象。但(dan)暴(bao)增的财富意味着对文化的野心，收藏规模日新月異(yi)，創(chuang)造与壟(long)斷(duan)新型(xing)知识更是美国富裕(yu)阶层汲(ji)汲所需。在成功(gong)地组建系统培育汉学人才的專(zhuan)业机構(gou)——即(ji)霍(huo)尔基金会支(zhi)持(chi)的哈(ha)佛燕(yan)京学社——之前，底(di)特律(lv)富商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以一已之力，用(yong)二十年时间建成美国最受瞩目的东亚古代艺术博物馆，贈(zeng)与国家，助(zhu)成美育，推(tui)动其国人接触并理解东亚文化。这一義(yi)舉(ju)雖(sui)时隔(ge)百(bai)年、地隔萬(wan)里，仍令人不禁为之擊(ji)節(jie)贊(zan)嘆(tan)。

佛利尔

这样的赞叹，出之美国人，由来已久；出之华人，则时日尚(shang)短(duan)。古聖(sheng)训誡(jie)说，要“貧(pin)而无諂(chan)，富而无驕(jiao)”，又(you)说“富而好禮(li)”更佳(jia)。国人似乎(hu)錢(qian)袋(dai)渐鼓(gu)，心态便少了些(xie)劍(jian)拔(ba)弩(nu)張(zhang)，开始流露(lu)出泰(tai)然裕如的意思来。王伊悠博士的专著《美美与共：佛利尔与中国艺术的故事》，借(jie)社会学家费孝(xiao)通那句(ju)名(ming)言，就做着这样的心理建設(she)工作。

王著细致(zhi)地描(miao)述了佛利尔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经过：他通过画家惠(hui)斯勒(le)理解到的东西文化的交融(rong)、调整(zheng)收藏方向和收购渠(qu)道的精(jing)明的投(tou)资家方式(shi)、布局收藏类别与安頓(dun)遗产传承(cheng)的匠(jiang)心。与此前研究佛利尔的作品相比，王著更关心佛利尔中国收藏的展开，尤其留意到價(jia)格(ge)因素(su)在其收藏形成中的重要性，并细致地标出相关藏品的入藏號(hao)，以便讀(du)者从收藏史的角度，着眼于“物”的形象，而对佛利尔的品味与意识有更真確(que)的了解。

当佛利尔欣喜(xi)地在中国古代艺术品市(shi)場(chang)中遊(you)刃(ren)有余之时，中国收藏家，例如周肇(zhao)祥(xiang)，便沒(mei)有这般(ban)华貴(gui)和雍(yong)容。在他的印(yin)象中，民(min)国成立后，北京的琉(liu)璃(li)廠(chang)更为“拜(bai)金”了，因为有头臉(lian)的中国文化人变窮(qiong)了，有钱的外国人生意多了。而且(qie)外国人喜歡(huan)石刻造像(xiang)，在禁止此种古物出境(jing)之后，“外人因变計(ji)购佛头”，于是洛(luo)阳等地的“土人”将佛头鑿(zao)下賣(mai)出，還(hai)有的先凿佛头、后運(yun)佛身（因殘(can)缺而被视为廢(fei)石，不在禁止之列）。周肇祥感叹道：“蔑(mie)经毁像，魔(mo)鬼(gui)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bei)也已！”

收藏家固(gu)然要分文明与野蠻(man)，无论其国别。更何况在尚无国際(ji)规则的“野蛮时代”，贫弱国度里的“古典文明”为人負(fu)載(zai)而去，无知无识者并不覺(jiao)得恥(chi)辱(ru)，而凿佛鬻(yu)像的盜(dao)賊(zei)中，恐(kong)也不乏罗賓(bin)汉似的俠(xia)义之士。然佛利尔确似这野蛮时代里的文明人，他千里迢(tiao)迢考察龍(long)门石窟(ku)，不帶(dai)走(zou)一磚(zhuan)一像，却在伊河边擇(ze)了一堆(dui)石头，用典雅(ya)的木(mu)制底座(zuo)盛(sheng)出。河南地方的景色与人物，在他眼里也如田園(yuan)詩(shi)般寧(ning)静祥和、朴拙(zhuo)有趣(qu)。不过，关于佛利尔保(bao)護(hu)中国古都文物的态度，并未得到确实的分析(xi)。湯(tang)姆(mu)林(lin)森(sen)（Helen Nebeker Tomlinson）曾(zeng)疑(yi)惑(huo)地提出，佛利尔在此问题上有一种矛(mao)盾(dun)：一方面提倡(chang)保护，另一方面又为美国民众继續(xu)收购。王著回避(bi)梳(shu)理此等收藏上的倫(lun)理问题，将之与1912年底启动的“美国考古研究所中国站(zhan)”计劃(hua)聯(lian)系起来，認(ren)为佛利尔此举的“宗旨(zhi)是与中国机构合作，探(tan)討(tao)创辦(ban)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保护中国文物和古跡(ji)的课题”，则未免(mian)溢(yi)美。

該(gai)计划被称为“The American School of Archeology in China”，仿此前美国考古研究院等机构在雅典、罗馬(ma)、耶(ye)路撒(sa)冷(leng)建立的发掘研究基地，尝试在中国某(mou)地设立相似站点，以便利美国及全世界学者学習(xi)、研究并深入发掘中国古代文化。但佛利尔此举，一是遭(zao)到平民出身而热心反帝(di)的美国記(ji)者马克(ke)密（Frederic McCormick）“插(cha)足(zu)”，二是派(pai)赴(fu)中国考察的代表蘭(lan)登(deng)·华尔納(na)（Langdon Warner）“不力”，最终不了了之。“创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保护中国文物和古迹”，有可能是马克密闖(chuang)进佛利尔设立的“美国考古学校(xiao)委(wei)员会”时所攜(xie)带的私貨(huo)。不过，佛利尔謙(qian)谦君(jun)子的形象并未因此受損(sun)，因为他从不反对在研究的基础上保护中国古迹古物，哪(na)怕(pa)是为中国而保护。

问题在于，以考古发掘的手段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收藏家眼里，还没有達(da)到“必(bi)須(xu)”的程(cheng)度。影响佛利尔入藏中国玉(yu)器的美国汉学家勞(lao)佛（Berthold Laufer）曾对即将前往(wang)中国且以发掘为工作目标的毕士博透(tou)露：佛利尔对发掘的让步程度令人怀疑。不过，佛利尔逝(shi)世后，他選(xuan)定的馆长罗治(zhi)（John Ellerton Lodge）利索(suo)地聘(pin)定毕士博作为助手，开启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佛利尔美术馆与中国学者合作发掘的事业，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创造了契(qi)机。

佛利尔艺术画廊(lang)

佛利尔本人的意图，是通过美感教育，引导美国民众学会欣赏“这个高(gao)度发达文明古国的艺术天(tian)賦(fu)”，引导美国的设计家与工艺師(shi)丰富其图案(an)与材(cai)料的处理。他实在是做到了“美人之美”的程度，其研精覃(tan)思与豪(hao)邁(mai)慷(kang)慨(kai)，增人遐(xia)想。尽管他说：“和更多的中国人打(da)交道之后，我(wo)对他们更加(jia)尊(zun)重，更有信心。有朝(chao)一日，中国人民会恢(hui)復(fu)数世纪以前的地位，在众多方面引领世界。”但这并非他的兴趣所在，这位務(wu)实的商业大亨(heng)专注于构建一座緊(jin)密结实的堡(bao)壘(lei)，将他一生的辉煌与志业“以適(shi)当和低(di)调的方式”永久流传。

两千年前李斯上秦(qin)王《諫(jian)逐(zhu)客(ke)书》，历数东西人才、南北瑰(gui)寶(bao)，无不可用。试看百年前美国之东亚收藏与中国之科学考古，哪一个不是依托(tuo)外来文化丰富自身？如今熠(yi)熠生辉，均(jun)成丰功偉(wei)业。而历数来源(yuan)，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无需諱(hui)言。所谓“泰山(shan)不让土壤(rang)，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美美与共》为我们觀(guan)察和理解这位美国富商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hui)及财力增进人类各族(zu)群(qun)间的交流，提供(gong)了一个既美且善的窗(chuang)口。返(fan)回搜(sou)狐(hu)，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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