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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duodexiansuoyinzangzaichangjingzhong，daojukenengjiuzairenhedifangzhizhong，nixuyaobatazhaochulai。zhibohuamianzhiliangdoushishifendegaoqingqingchude，burongyiyoumohubuqingdezhuangkuangfashengdeo;zhuanye、tiexin、jishidetianqiAPP，weinintigongzhunquehequanmiandetianqifuwu。daliangdejingpinlianxitikukeyimianfeizuo，suishisuidinachushoujijiukeyizuoti，rangxuexigengjiadejiandanfenghoudeyouxidaojunenggouzhijiezaishangdianzhongjinxinggoumaiganshoudaogengduodehuanxi，jiesuoxindeyouxiwanfa。林(lin)郁(yu)沁(qin)談(tan)陳(chen)蝶(die)仙(xian)與(yu)近(jin)代(dai)中(zhong)國(guo)的(de)工(gong)業(ye)化(hua)

林郁沁（章(zhang)靜(jing)繪(hui)）

在(zai)西(xi)方(fang)中国研(yan)究(jiu)領(ling)域(yu)內(nei)，傳(chuan)統(tong)文(wen)人(ren)的轉(zhuan)型(xing)研究和(he)中国工业史(shi)少(shao)有(you)交(jiao)集(ji)。對(dui)近代文人士(shi)大(da)夫(fu)的個(ge)案(an)研究更(geng)多(duo)關(guan)註(zhu)那(na)些(xie)成(cheng)為(wei)知(zhi)名(ming)學(xue)者(zhe)、文学家(jia)和政(zheng)治(zhi)家的近代著(zhu)名人物(wu)，而(er)近代中国工业史更关注西方技(ji)術(shu)引(yin)進(jin)与本(ben)土(tu)制(zhi)度(du)變(bian)遷(qian)之(zhi)間(jian)的关系(xi)。哥(ge)倫(lun)比(bi)亞(ya)歷(li)史暨(ji)東(dong)亚系教(jiao)授(shou)林郁沁的《美(mei)妝(zhuang)帝(di)国蝴(hu)蝶牌(pai)：壹(yi)部(bu)近代中国民(min)间工业史》打(da)破(po)了(le)這(zhe)兩(liang)个历史敘(xu)事(shi)之间的藩(fan)籬(li)。在此(ci)之前(qian)，林教授最(zui)知名的著作(zuo)是(shi)《施(shi)劍(jian)翹(qiao)復(fu)仇(chou)案：民国時(shi)期(qi)公(gong)眾(zhong)同(tong)情(qing)的興(xing)起(qi)与影(ying)響(xiang)》。这部現(xian)代中国情感(gan)史的開(kai)創(chuang)性(xing)作品(pin)在2007年(nian)獲(huo)得(de)了美国历史学會(hui)的費(fei)正(zheng)清(qing)獎(jiang)。《美妆帝国蝴蝶牌》延(yan)續(xu)了《施剑翘复仇案》的“微(wei)觀(guan)史”角(jiao)度，但(dan)題(ti)旨(zhi)更宏(hong)大。林郁沁通(tong)過(guo)对陈蝶仙及(ji)其(qi)事业相(xiang)关史料(liao)的細(xi)讀(du)，發(fa)掘(jue)了一位(wei)隱(yin)藏(zang)在鴛(yuan)鴦(yang)蝴蝶派(pai)掌(zhang)門(men)人背(bei)後(hou)的成功(gong)企(qi)业家和知識(shi)传播(bo)者。林教授进一步(bu)以(yi)陈蝶仙從(cong)知名作家到(dao)工业大亨(heng)的經(jing)历为依(yi)據(ju)，提(ti)出(chu)了“民间工业主(zhu)義(yi)”（vernacular industrialism）这个历史範(fan)疇(chou)。这本書(shu)圍(wei)繞(rao)“民间工业主义”的討(tao)論(lun)跳(tiao)出了“发明(ming)-制造(zao)-擴(kuo)散(san)”的叙事窠(ke)臼(jiu)，勾(gou)勒(le)出一部从仿(fang)制、在地(di)化到再(zai)仿制的去(qu)中心(xin)化的全(quan)球(qiu)工业史。陈蝶仙正是一位善(shan)於(yu)利(li)用(yong)自(zi)身(shen)優(you)勢(shi)和本地資(zi)源(yuan)的仿制高(gao)手(shou)。这既(ji)是一部围绕著(zhe)陈蝶仙的微观史，也(ye)是一次(ci)將(jiang)文化史、科(ke)技史、经濟(ji)史和经營(ying)史融(rong)为一爐(lu)的成功嘗(chang)試(shi)。在《上(shang)海(hai)书評(ping)》的訪(fang)谈中，林教授重(zhong)點(dian)回(hui)顧(gu)了她(ta)是如(ru)何(he)通过发掘陈蝶仙的故(gu)事來(lai)挑(tiao)戰(zhan)传统历史叙事的。

《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美]林郁沁著，陶(tao)磊(lei)譯(yi)，上海人民出版(ban)社(she)|光(guang)啟(qi)书局(ju)2023年6月(yue)出版，332頁(ye)，89.00元(yuan)

許(xu)多中国读者都(dou)是通过《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Public Passions: The Shi Jianqiao Case and the Rise of Public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認(ren)识您(nin)的。这本书也是研究现代中国情感史的一部开创性著作。在那之后，有些读者可(ke)能(neng)期望(wang)您进一步开拓(tuo)情感史这一领域。那麽(me)，是什(shen)么原(yuan)因(yin)讓(rang)您从情感史转向(xiang)了科技史和工业史？

林郁沁：我(wo)是一个傾(qing)向于从史料入(ru)手的历史学家。我心裏(li)總(zong)是縈(ying)绕着一些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大問(wen)题。因为对这些问题沒(mei)有固(gu)定(ding)的答(da)案，所(suo)以我经常(chang)尋(xun)找(zhao)有趣(qu)的案例(li)来探(tan)索(suo)这些问题。在我第(di)一本书里，我集中发掘了施剑翘的故事。當(dang)我在閱(yue)读她的背景(jing)资料，特(te)別(bie)是在考(kao)察(cha)她向殺(sha)父(fu)仇人复仇这一案件(jian)的審(shen)判(pan)过程(cheng)时，我就(jiu)感覺(jiao)到这是一个情感史的課(ke)题。同樣(yang)的，我在关注陈蝶仙之前就对科技史有一些比較(jiao)寬(kuan)泛(fan)的兴趣，比如民国时代的城(cheng)市(shi)文化和媒(mei)體(ti)。我在瀏(liu)覽(lan)二(er)十(shi)世(shi)紀(ji)初(chu)一本叫(jiao)做(zuo)《女(nv)子(zi)世界(jie)》的期刊(kan)时，发现了一个非(fei)常奇(qi)怪(guai)的專(zhuan)欄(lan)，主要(yao)内容(rong)是口(kou)紅(hong)、胭(yan)脂(zhi)粉(fen)、補(bu)发劑(ji)以及各(ge)種(zhong)化妆品的配(pei)方。它(ta)的目(mu)標(biao)读者是那种有閑(xian)暇(xia)时间把(ba)自己(ji)的家变成實(shi)驗(yan)室(shi)的民国閨(gui)秀(xiu)。这些配方的内容是相当科学的，它包(bao)括(kuo)化学公式(shi)、复雜(za)的实验室儀(yi)器(qi)和相当水(shui)平(ping)的化学知识。经过一番(fan)考察，我发现专栏作者竟(jing)然(ran)就是作家陈蝶仙。众所周(zhou)知，陈蝶仙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biao)人物，一位浪(lang)漫(man)派小(xiao)說(shuo)家。他(ta)经常在報(bao)紙(zhi)上連(lian)載(zai)小说，賺(zhuan)了很(hen)多錢(qian)。当我着手研究这位一邊(bian)撰(zhuan)寫(xie)如何在家里制做化妆品的专栏文章，一边通过言(yan)情小说吸(xi)引读者的人物，我意(yi)识到我找到了一个相当豐(feng)富(fu)的案例。实際(ji)上，陈蝶仙也符(fu)合(he)我对情動(dong)理(li)论（affect theory）和情感史的兴趣，因为他是从晚(wan)清文人的遊(you)戲(xi)文化中走(zou)出来的浪漫派作家，而“情”乃(nai)是晚清文化的一个核(he)心概(gai)念(nian)。由(you)于陈蝶仙把这些情感元素(su)注入了小说，所以他的浪漫小说都是关于愛(ai)的歡(huan)喜(xi)和悲(bei)愴(chuang)的。因此，我对陈蝶仙的兴趣也還(hai)是有一些情感史的成分(fen)。

陈蝶仙不(bu)僅(jin)是一位在印(yin)刷(shua)品市場(chang)上以情动人的传统文人，也是一个在商(shang)场上雄(xiong)心勃(bo)勃的创业人士。后来，他逐(zhu)漸(jian)从文学家转型成企业家，利用文学技巧(qiao)和在上海編(bian)輯(ji)界的地位来推(tui)廣(guang)工业制造和化学知识。这样一来，他的经历自然而然地把我引向科学史和工业史的一些问题。那时科技史在美国和歐(ou)洲(zhou)史学界正好(hao)處(chu)于一个开疆(jiang)拓土的时代，我可以借(jie)鑒(jian)当代科技史学者提出的很多有趣的问题，来分析(xi)陈蝶仙这个令(ling)人神(shen)往(wang)的人物。一开始(shi)，我还只(zhi)是想(xiang)分析《女子世界》里那个化妆品制造的专栏，写一篇(pian)文章或(huo)一个章節(jie)。但陈蝶仙的故事是如此引人入勝(sheng)，以至(zhi)于完(wan)全值(zhi)得用一本书去研究他。

您已(yi)经出版的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都算(suan)是“微观史”。微观史的大師(shi)当屬(shu)卡(ka)洛(luo)·金(jin)茨(ci)堡(bao)（Carlo Ginsburg），他正好是您在加(jia)州(zhou)大学洛杉(shan)磯(ji)分校(xiao)读博(bo)的老(lao)师。請(qing)问您怎(zen)么看(kan)金茨堡式的微观史及其應(ying)用？

林郁沁：是的，我读研究生(sheng)的时候(hou)，微观史非常流(liu)行(xing)。那时微观历史之父金茨堡正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我有幸(xing)得其親(qin)炙(zhi)，受(shou)益(yi)匪(fei)淺(qian)。他最有名的书《奶(nai)酪(lao)与蛆(qu)蟲(chong)》（ The Cosmos and the Worms）研究了一个非常獨(du)特的十六(liu)世纪意大利磨(mo)坊(fang)主，他对宇(yu)宙(zhou)有自己的理论，即(ji)宇宙的結(jie)構(gou)類(lei)似(si)于一个里面(mian)有蛆虫的奶酪。金茨堡出色(se)地利用这个在法(fa)律(lv)审判史料中出现的古(gu)怪人物来理解(jie)十六世纪意大利農(nong)村(cun)的流行文化以及更大的结构性问题，他还通过这个案例来理解当时印刷业的兴起。雖(sui)然金茨堡只探索了一个案例，但卻(que)提出了大问题。微观历史的長(chang)处就在于妳(ni)能夠(gou)用一个案例分析更广闊(kuo)的历史进程，但人需(xu)要一点運(yun)氣(qi)才(cai)能做微观史，你必(bi)須(xu)找到合適(shi)的人物或者合适的案例加以研究。通常这些作为案例的人物或事件有很多围绕他們(men)的材(cai)料，使(shi)得你可以利用这些材料来思(si)考更大的问题。在金茨堡的书中，那个古怪的磨坊主正好接(jie)受过宗(zong)教审判，因此有很多关于他的司(si)法記(ji)錄(lu)，我们可以通过审判记录聽(ting)到他的聲(sheng)音(yin)。金茨堡也參(can)考了当时一些关于宇宙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方兴未(wei)艾(ai)的印刷术幫(bang)助(zhu)下(xia)广泛传播。磨坊主正好能够接觸(chu)和阅读到一些異(yi)端(duan)邪(xie)说，从而形(xing)成一些对宇宙的文化理解。

与此类似，我在写《施剑翘复仇案》和《美妆帝国蝴蝶牌》这两本书时正好也找到了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们的行为不一定符合当时的社会規(gui)范。我认为，只有当你有非常特殊(shu)的人物或事件时，微观历史才是最好的研究方法。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研究那些在当时看来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们又(you)不能代表当时的普(pu)通人。这会不会让你的微观历史缺(que)乏(fa)解釋(shi)力(li)？”我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無(wu)论是施剑翘还是陈蝶仙，都不是当时的寻常人物，但这正好是他们的吸引力所在。当你的分析对象(xiang)是那些非同寻常的个体，他们的独特性並(bing)不意味(wei)他们没有历史意义，事实上，一个案例的独特性意味着它们有極(ji)其丰富的分析节点。它的丰富内涵(han)允(yun)许你探讨各种可能性。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人或一件事是否(fou)代表了社会规范或历史发展(zhan)方向，而是在于它们是否提供(gong)丰富的分析材料。你可以通过这些节点解读那些使这些奇怪的人和事成为可能的历史條(tiao)件。

我喜欢微观史的另(ling)一个原因在于，它让我有一种回到传统写史方法的感觉。传统史学常常采(cai)用一种传记写作的形式。当然，我并不是要回到传统的传记写法，更不是要回到偉(wei)人史观，或者要去歌(ge)頌(song)某(mou)个被(bei)遺(yi)忘(wang)的人物。事实上，我喜欢那些有缺陷(xian)的人，尤(you)其是那些有些偏(pian)激(ji)和爭(zheng)議(yi)性的人物。他们有时是成功人士，有时是悲劇(ju)英(ying)雄。然而，正是这些人身上的矛(mao)盾(dun)，以及这些矛盾为何在那个历史时刻(ke)吸引大众注意的原因，让我们作为微观历史学家能够将他们与更大的历史趨(qu)势聯(lian)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这就是微观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极为有效(xiao)的地方。

我的第一本书在2007年问世，第二本在2020年出版。我的職(zhi)业生涯(ya)中大部分时间堅(jian)持(chi)微观历史的研究，即使最近历史学的主流趋势已经转向深(shen)層(ceng)历史（deep history）和长时段(duan)历史。这些历史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弱(ruo)点，我自己更偏爱也更擅(shan)长微观历史，我喜欢细密(mi)地分析关于一个人或一个案例的丰富材料。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美]林郁沁著，陈湘(xiang)静译，江(jiang)蘇(su)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284页，68.00元

那么您如何看待(dai)微观史作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一种方法？

林郁沁：因为我专注于二十世纪，有很多围绕个别案件和个别事件的材料。但当你回溯(su)到更遠(yuan)的时代，在中国做微观史的確(que)变得更難(nan)。我们剛(gang)才说的金茨堡，他研究的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农村。还有一位著名的微观历史学家娜(na)塔(ta)莉(li)·澤(ze)蒙(meng)·戴(dai)維(wei)斯(si)（Natalie Zemon Davis)，主要研究近代早(zao)期的法国。她的《馬(ma)丁(ding)·蓋(gai)爾(er)歸(gui)来》（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通过一个十七(qi)世纪的奇特案件研究法国社会。如果(guo)我们要研究早期现代或更早的中国历史，类似分量(liang)的资料是比较难以获得的，主要因为中国司法檔(dang)案的记录和保(bao)存(cun)制度跟(gen)欧洲不一样。这里我想到的一本中国微观史的成功例子是史景迁的《王(wang)氏(shi)之死(si)》（ The Death of Woman Wang)。当然，这本书还不能算典(dian)型的微观史，不过，史景迁是一个頂(ding)級(ji)的講(jiang)述(shu)者。他以一个叫王氏的女人的死亡(wang)及其意义为線(xian)索，帶(dai)我们进入到清初一个普通山(shan)东村莊(zhuang)的生活(huo)世界，探索晚期帝国性别、法律和鄉(xiang)村生活之间的关系。他还善于用詩(shi)歌和小说来补充(chong)一些历史材料的不足(zu)之处。由于他讲故事的能力无出其右(you)，所以能够在材料不足的情況(kuang)下，把虛(xu)构与非虚构编織(zhi)得嚴(yan)絲(si)合縫(feng)。不过，我认为他的作品还是跟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和卡洛·金茨堡等(deng)以近代早期欧洲为背景的微观史有所不同。另一个中国史語(yu)境(jing)下的微观史的例子就是曼(man)素恩(en)（Susan Mann）的《張(zhang)门才女》（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这本书描(miao)绘出了一幅(fu)十九(jiu)世纪的有教養(yang)的士紳(shen)家庭(ting)生活圖(tu)景，它用一个家族(zu)案例来理解宗族或大家庭的衰(shuai)落(luo)这一历史大势。当然，人们可能对她这本书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她有时需要通过解读诗歌来补充历史记录，有时又需要用历史学家的想象力来理解这些大家族的婦(fu)女为何在特定背景下做出一些艱(jian)难的選(xuan)擇(ze)。我认为《张门才女》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前中国史作品中比较成功的微观史研究，曼素恩通过诗譜(pu)这种家庭内部记录解读出一个家庭的生活，进而讲述了一个关于十九世纪历史变迁的故事，尤其是大家庭所面臨(lin)的壓(ya)力。进入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后，研究者开始有足够的史料在中国史的背景下做非常丰富的微观史研究，这样我们就不用像(xiang)史景迁和曼素恩那样用文学材料补充史料的不足。

我在阅读您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最有趣的还是陈蝶仙的多重身份(fen)。他幾(ji)乎(hu)可以算是一个文藝(yi)复兴式的人物，或者说算是我们当代流行语说的“斜(xie)杠(gang)青(qing)年”。他在文人、杂誌(zhi)编辑和工业家这三(san)种角色中间靈(ling)活转換(huan)。当然，他也得益于一个职业的边界尚(shang)未完全形成的转型年代。请问陈蝶仙是如何扮(ban)演(yan)好这三种角色的？这些不同但重疊(die)的角色之间是否存在一些张力？

林郁沁：陈蝶仙的多重身份正是我觉得他最吸引人的地方。你把他描述为文艺复兴式的人，那时候有一些天(tian)才人物通常会在各种事情上施展才華(hua)，而他们施展才华的那些领域会跨(kua)越(yue)我们作为现代人所熟(shu)悉(xi)的界限(xian)。陈蝶仙也生活在一个职业之间的边界尚未建(jian)立(li)的时代。在这之前不久(jiu)，传统读书人可以通过科舉(ju)考试获得功名，通过在帝国各级機(ji)构中擔(dan)任(ren)官(guan)員(yuan)，获得社会地位和声望。隨(sui)着清廷(ting)在1905年廢(fei)止(zhi)了科举制度，这条通向成功的路(lu)线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到了1911年，以儒(ru)家意识形態(tai)构建的帝国体制结构也走向了終(zhong)结。因此，陈蝶仙的时代是一个过渡(du)时期。对非常有才华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充滿(man)机遇(yu)的年代。

陈蝶仙最早接受的教育(yu)也为了準(zhun)備(bei)科举考试。他考取(qu)了貢(gong)生，在小地方当过芝(zhi)麻(ma)官。但是，在他成为基(ji)层官员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新(xin)的生存方式。这是因为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給(gei)了雄心勃勃的青年男(nan)女新的机会。在十九世纪末(mo)、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除(chu)了科举体制的崩(beng)解和废除，还出现了新型的城市，欣(xin)欣向榮(rong)的商业中心。中国与西方国家簽(qian)訂(ding)了系列(lie)不平等条約(yue)，上海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an)之一。科举体制提供的机会逐渐消(xiao)失(shi)之后，有古典文化教养的男男女女开始湧(yong)入这些口岸城市。陈蝶仙出生于杭(hang)州，虽然彼(bi)时传统文人对商业活动还是嗤(chi)之以鼻(bi)的，但陈蝶仙年纪輕(qing)轻就在杭州辦(ban)了一家新报館(guan)，还开了一家賣(mai)科学用具(ju)的商店(dian)。

陈蝶仙从杭州搬(ban)到上海之后很快(kuai)就在商界嶄(zhan)露(lu)頭(tou)角。在上海，他不仅作为一个编辑、翻(fan)译家和小说家繼(ji)续活躍(yue)在文化界，还逐渐作为一个日(ri)用化工品制造商活跃在商界。我们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是文学家或文学涉(she)獵(lie)者，同时做着编辑工作，那么他就不太(tai)可能成为制造业大亨。然而，我这本书的一个论点就是，所謂(wei)职业边界是一个非常现代或当代的概念。如果我们假(jia)設(she)陈的这些角色在过去的緊(jin)张关系，其实是我们把时代錯(cuo)置(zhi)了。陈蝶仙的时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转型时期，他的多重角色在这个时代并不沖(chong)突(tu)。事实上，当时陈蝶仙以及许多像他一样的人都有多重身份和职业，他们受益于我前面描述的那些科举制度终结之后的一些结构性变化。

您两本书的两个核心人物施剑翘和陈蝶仙，似乎都深諳(an)现代大众传媒操(cao)縱(zong)术。他们都知道(dao)如何利用媒体来实现个人的目标。施剑翘懂(dong)得利用媒体捕(bu)获道德(de)人心，陈蝶仙精(jing)于媒体营銷(xiao)和传播手腕(wan)。请问陈蝶仙的案例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大众传媒在中国现代转型中的角色？

林郁沁：在陈蝶仙的时代，大众传媒对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发揮(hui)了巨(ju)大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大规模(mo)机械(xie)化的文本生產(chan)和现代印刷工业的兴起。在这方面，我的同事芮(rui)哲(zhe)非（Christopher A. Reed）写了一本精彩(cai)的专著《古騰(teng)堡在上海》（ Gutenberg in Shanghai）。他考察了印刷机的进口如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印刷业的机械化，改(gai)变了中国的印刷品市场，使得中国印刷与文化产业蓬(peng)勃发展。这种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文本的能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相当多的文人的生計(ji)，他们擁(yong)有了更龐(pang)大的读者群(qun)。《施剑翘复仇案》主要考察了施剑翘如何成为媒体寵(chong)兒(er)，她通过塑(su)造自己的媒体形象，确保了公众对她非常暴(bao)力的兇(xiong)杀行为的同情。她利用公众对其为父报仇行为的道义支(zhi)持不仅获得了法庭轻判，甚(shen)至贏(ying)得了民国政府(fu)的赦(she)免(mian)。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媒体的力量。

陈蝶仙的事跡(ji)足以构成一个经典的媒体研究案例，他利用媒体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在杭州便(bian)开始从事报纸的生产，在上海更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编辑，可以在市场上強(qiang)力推销他的小说，并拥有了巨大的读者群。然后，他又利用这些媒体平臺(tai)来构建产业资本。当时许多接受过古典訓(xun)練(lian)的人都以非常精明的方式利用大众传媒将古典知识商业化。陈蝶仙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随后将他在大众媒体世界的成功转化为工业世界的商业成功。他利用从写爱情小说中赚到的钱来开设制藥(yao)公司——家庭工业社，他一方面利用了印刷的机械化，一方面把这些收(shou)益作为工业生产的资本。我们看到这两种趋势同时在中国出现：语言文字(zi)和工业品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

陈蝶仙销售(shou)化妆品的例子可以说明他是何等精明。众所周知，大规模生产时代，商品和商品之间看起来很像，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制造商都力图将自己的商品跟别人區(qu)别开来。他们需要建立品牌，给商品打上标签，然后用商标的形式得到法律保護(hu)。商家建立品牌得依靠(kao)打广告(gao)。陈蝶仙也得用广告推销他最有名的产品——无敵(di)牌牙(ya)粉或者说无人匹(pi)敌的牙粉，一种可以兼(jian)作抹(mo)面粉的牙粉。他懂得许多读者和消费者仍(reng)然鐘(zhong)情于晚清文人文化盛(sheng)行的文学游戏，试图把他的牙粉打造成一个替(ti)代外(wai)国和敌国产品的民族产品。“无敌”这个名字带有一点軍(jun)事競(jing)争的火(huo)药味，这在国貨(huo)运动的背景下无疑(yi)很有吸引力。然而“无敌”也蘊(yun)含(han)了一个巧妙(miao)的同音字游戏，上海話(hua)里“蝴蝶”和“无敌”的发音很接近，呼(hu)应了蝶仙这个筆(bi)名。陈蝶仙正是通过諸(zhu)如文人游戏这样的主题吸引到顾客(ke)的，无敌牌取得巨大的成功并不是偶(ou)然。

比起陈蝶仙这样的文人，中国工业史的学者似乎更关注那些有留(liu)学或海外经验的商人和科学家是如何把那些成熟的工业技术和組(zu)织引进到中国的。这些人大概不是你说的“民间工业主义”（Vernacular Industrialism）。不过，这些关于技术和制度引进史是中国如何工业化的主流叙事。那么您所说的民间工业主义的特征(zheng)是什么？它跟其他的工业文化例如引进工业或本土工业相比，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点？

林郁沁：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民间工业化的概念是我研究的核心，它在标题本身中也有体现。但我也把它作为一种探索手段（heuristic decide）或分析范畴，来打破你刚才描述的那种二元论叙事，即中国的工业发展要么是进口的，要么是本地发展的。陈蝶仙的事迹说明，中国的工业文化常常是对在对外国技术和经验翻译基礎(chu)上的再创造。陈蝶仙在翻译全球流通的制造业知识时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代理人，事实上，他非常关注国内的品味和当地条件。这些本土情况決(jue)定他如何采購(gou)和制造商品。陈蝶仙引介(jie)这些全球流通的配方和技术，表现了相当的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

我之所以使用Vernacular一詞(ci)，就是为了跟乡土化区分开，因为乡土化意味着一切(qie)都是本地的。盡(jin)管(guan)陈蝶仙不会说任何外语，而且(qie)从未出国旅(lv)行，但他仍然能够获取和利用那些全球流通的商品、知识和材料。这些经由中国在全世界流转的要素对陈蝶仙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陈蝶仙并没有发明牙粉的配方，而是通过广泛阅读和翻译国外书籍(ji)。他的翻译行为往往是合作的，聘(pin)请一个翻译團(tuan)隊(dui)开展一种“传送(song)带”式的翻译互(hu)动。他们会翻译各种文本，有时是小说，有时是法律论文，有时是科学公式，或者工业配方。他常常从日本找来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本，而这些日语配方经常是从欧洲、法国、美国翻译而来。《美妆帝国蝴蝶牌》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工业化没有真(zhen)正的源头，并非所有的工业知识都来自西方。工业知识是一种全球流通的知识，它在流通过程中在通过不同的节点的时候，总是经过了環(huan)境的改造，这里包括在中国。因此，我特别关注陈蝶仙如何获取化妆品的配方，然后追(zhui)蹤(zong)他如何根(gen)据中国的情况选取和改进配方。

举个例子，陈蝶仙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传统配方需要碳(tan)酸(suan)鈣(gai)，这种粉末在很多化妆品中都是必需的。最初他试图用“本土化”的方法寻找碳酸钙，因为从外国化学供应商进口会被认为違(wei)反(fan)了国货运动。据说某日他在写诗时意识到墨(mo)魚(yu)骨(gu)头可能成为碳酸钙的来源，这則(ze)軼(yi)事后来成了他自传中关于起源故事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没什么大用，因为他无法获得足够的碳酸钙来批(pi)量生产化妆品。好在他很快就发现了廉(lian)價(jia)替代物碳酸鎂(mei)，后来还开了一家工廠(chang)专门生产碳酸镁。这段轶事很好詮(quan)释了我感兴趣的民间工业主义的一个关鍵(jian)课题：美国、日本、中国等世界各地的工业家如何因地制宜(yi)、举一反三，把这些全球流通的配方转化成工业制成品。事实上，陈蝶仙不仅把配方转化成了制成品，还通过他主编的报章分享(xiang)这些作为常识的配方，从而超(chao)越了自身的成功，推动了整(zheng)个行业的发展。民间工业主义的目的正是为了理解全球南(nan)方或者西方以外的地方是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这些地方的工业化往往需要翻译、创造和因地制宜，需要在套(tao)用外国公式的同时根据国内条件进行調(tiao)整，需要在正式结构之外思考的能力。陈蝶仙是一个做事相当即兴且有独创精神的人，我希(xi)望中国的民间工业主义框(kuang)架(jia)能够概括这种以随机应变、出人意料的方式运用工业知识的模式。所以这本书不只是要讲陈蝶仙的故事，更是要说明世界各地像陈蝶仙这样的人物如何帮助他们的社会走向工业化。

您在书中提到陈蝶仙代表的民间工业化是世界各地后工业化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工业化历史的縮(suo)影。那么请问世界上还有哪(na)些类似的例子？

林郁沁：民间工业化在中国是有特殊语境的。这包括科举废止之后文人的转型，通商口岸的出现和大规模的城市化等。广义上的“民间工业化”其实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特别是在全球南方，而且不仅限于全球南方。例如，十九世纪的美国制造商也常常需要跟更强大的欧洲公司竞争，而他们竞争的主要方式也是模仿，或者说通过我们可以稱(cheng)之为“流氓(mang)制造”（rogue manufacturing）的方式。许多十九世纪美国公司从已完成工业化的老牌欧洲公司取得化妆品等制成品的配方，然后他们做了跟陈蝶仙完全一样的事，即采用这些配方并复制它们，并在国内建立自己的品牌。后来引进到中国市场的面霜(shuang)夏(xia)士蓮(lian)雪(xue)花(hua)膏(gao)（Hazline Snow）就是欧洲品牌。有證(zheng)据表明，夏士莲雪花膏的英国制造商首(shou)先(xian)瞄(miao)准的就是一家美国企业。他们发现該(gai)面霜的配方竟然被人公布(bu)在聖(sheng)路易(yi)斯的一本制药杂志上了。这家名为Burroughs Wellcome的英国公司不是針(zhen)对中国人的抄(chao)襲(xi)，而是针对在圣路易斯市发表这个配方的杂志。这本杂志不得不把这些配方撤(che)下来，并且公开承(cheng)认是自己印错了，因为Burroughs Wellcome公司已经为它注冊(ce)了商标。这些欧洲公司发现他们比较容易追踪那些所谓“复制者”的美国公司，而一进入中国就要面临语言障(zhang)礙(ai)，因此追踪复制者就比较困(kun)难。这件轶事让我注意到，所有的新兴工业社会都使用一些临时性的策(ce)略(lve)来发展其产业。全球厂商都在复制和改造那些全球流动的配方，并运用本地资源努(nu)力让这些配方能在地化生产。然而这样的故事往往被传统的世界史或传统的资本主义史、工业史和科技史所忽(hu)視(shi)，我希望通过民间工业主义的概念来挑战这一传统叙事。

最后一个问题，能否向读者推薦(jian)两本最近读过的书？

林郁沁：我很樂(le)意向大家推荐两本近期读过非常喜欢的书。其中一本是布朗(lang)大学的德穆(mu)思（Bathsheba Demuth）女士写的《浮(fu)动的海岸：一部白(bai)令海峽(xia)的环境史》（ Floating Coast: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Bering Straits)，作者围绕包括人类和动物在内的不同行为者，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或導(dao)致(zhi)白令海峡的环境变化，是一本将环境史、动物史和资本主义史熔(rong)于一炉的出色历史著作，也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有原创性的历史之一。作者懂俄(e)语，也懂美国史，更重要的是，她能够通过将资本主义与环境史相结合，从而为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一种非常新穎(ying)的方法。

另一本我也想推荐的书还没有正式出版。作者瓦(wa)妮(ni)莎(sha)·奧(ao)格(ge)尔（Vanessa Ogle）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写过一本获奖的专著 （《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她的新书叫《群島(dao)资本主义：離(li)岸世界的历史，1920s-1980s》（ Archipelago Capitalism：A History of the Offshore World, 1920s-1980s），用一种很吸引人的方法重新书写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她的研究证明，随着大英帝国等帝国的衰落和战后英国及其他西方社会的幹(gan)預(yu)主义福(fu)利国家兴起，这些战后福利国家完全依賴(lai)于她所说的离岸或群岛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世界秩(zhi)序(xu)的边緣(yuan)地带，在不存在民族国家的一些群岛和岛嶼(yu)，西方资本建立起了一套高度资本化的、而且无人管制的经济秩序。正是这些资本主义的境外活动滋(zi)养了战后西方的福利国家。这两本书对我来说都很有启发，因为我目前也试图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资本主义的历史。返(fan)回搜(sou)狐(hu)，查(zha)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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