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广告搞笑台词集锦，笑翻天！

药品广告搞笑台词集锦，笑翻天！随着现代化医疗技术的发展，药品广告在我们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与此同时，药品广告搞笑台词也成为了一种特别的营销方式，深受人们喜欢。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对药品广告搞笑台词进行详细的阐述。 方面一：搞笑台词的类型

药品广告搞笑台词有多种类型，其中比较常见的有以下几种：1. 利用双关语或引用经典语句来制造幽默效果。2. 利用一些憨态可掬或可爱的角色形象，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3. 利用对人性的洞察来制造幽默。 方面二：搞笑台词的效果

药品广告搞笑台词的效果主要在于它能打破人们对于药品广告的刻板印象，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接受信息，同时也会增加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方面三：搞笑台词的制作

对于药品广告搞笑台词的制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 台词需要与产品相符，从而产生共鸣。2. 台词需要具有人性化特点，从而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3. 台词的制作需要注意风险，不能制作对患者产生误导的台词。 方面四：搞笑台词的案例

以下是一些成功的药品广告搞笑台词案例：1. 美林片广告：男子在草原上骑马，饮料瓶子跌破地，他拿出美林片嚼掉，轻松爬上马背，笑呵呵：灵验得很！2. 爱乐维广告：一个少女拿着爱乐维维生素C，一旁的妈妈问为什么要吃，女孩调皮的说：不吃会变成一只小鸟啊！ 总结归纳

药品广告搞笑台词是现代广告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能够打破人们对于药品广告的印象，同时也能够增加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药品广告搞笑台词的制作，需要注意台词与产品的相符性、台词的人性化特点以及风险的控制。最后，以上提到的案例也充分说明了成功的药品广告搞笑台词的重要性和特点。 问答话题

1.药品广告搞笑台词的目的是什么？答：药品广告搞笑台词的目的主要在于打破人们对于药品广告的刻板印象，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接受信息，同时也会增加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 药品广告搞笑台词的制作需要注意哪些点？答：药品广告搞笑台词的制作需要注意台词与产品的相符性、台词的人性化特点以及风险的控制，不能制作对患者产生误导的台词。

药品广告搞笑台词集锦，笑翻天！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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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生十(shi)年(nian)前(qian)預(yu)警(jing)的(de)人口问题正(zheng)在(zai)成(cheng)为現(xian)實(shi)。

文丨(shu)龔(gong)方(fang)毅(yi)

編(bian)輯(ji)丨錢(qian)楊(yang)

是(shi)在 11 年前，经济学家彭文生出(chu)版(ban)了(le)《漸(jian)行(xing)渐遠(yuan)的紅(hong)利(li)》一書(shu)。他(ta)以(yi)人口红利和(he)制(zhi)度(du)變(bian)革(ge)为研(yan)究(jiu)主(zhu)線(xian)，分(fen)析(xi)過(guo)去(qu)幾(ji)十年中(zhong)國(guo)经济發(fa)展(zhan)奇(qi)跡(ji)，引(yin)出勞(lao)動(dong)年齡(ling)人口見(jian)頂(ding)後(hou)的難(nan)题：经济增(zeng)速(su)趨(qu)緩(huan)是長(chang)期(qi)趋勢(shi)，中国经济會(hui)看(kan)到(dao)更(geng)多(duo)不(bu)平(ping)衡(heng)，而(er)地(di)產(chan)是未(wei)來(lai)五(wu)到十年最(zui)大(da)的宏(hong)觀(guan)風(feng)險(xian)。

著(zhu)作(zuo)出版在一個(ge)相(xiang)對(dui)樂(le)观的年代(dai)，當(dang)時(shi)人們(men)谈论中国经济最常(chang)用(yong)的一个詞(ci)是 “保(bao) 8”。企(qi)業(ye)家和消(xiao)費(fei)者(zhe)在次(ci)貸(dai)危(wei)機(ji)沖(chong)擊(ji)后，雖(sui)心(xin)有(you)余(yu)悸(ji)，但(dan)更多人相信(xin)壓(ya)力(li)只(zhi)是暫(zan)时的。

人口更多被(bei)視(shi)为 “红利”，可(ke)以繼(ji)續(xu)推(tui)动中国经济增长。關(guan)於(yu)人口问题，爭(zheng)论多停(ting)留(liu)在 “人多還(hai)是人少(shao)好(hao)” 這(zhe)个層(ceng)面(mian)，主要的聲(sheng)音(yin)是延(yan)续馬(ma)爾(er)薩(sa)斯(si)精(jing)神(shen)的，認(ren)为中国人太(tai)多，構(gou)成巨(ju)大经济和環(huan)境(jing)負(fu)擔(dan)的是多數(shu)派(pai)，呼(hu)籲(xu)謹(jin)慎(shen)放(fang)開(kai)二(er)孩(hai)。

这是彭文生这本(ben)书寫(xie)作的背(bei)景(jing)，也(ye)构成他的研究写作动力——经济学界(jie)对于人口问题的簡(jian)單(dan)理(li)解(jie)，以及(ji)对人口結(jie)构问题不重(zhong)视的程(cheng)度都(dou)超(chao)出了他的预期。

“我(wo)的焦(jiao)慮(lv)在于这件(jian)事(shi)对未来社(she)会发展影(ying)響(xiang)如(ru)此(ci)顯(xian)著，为什么还有那(na)么大的意(yi)见分歧(qi)和争議(yi)。” 彭文生說(shuo)。

2022 年，中国人口自(zi) 1960 年代以来首(shou)次減(jian)少，比(bi)前一年少了 85 萬(wan)人，轉(zhuan)折(zhe)點(dian)比中外(wai)絕(jue)大部(bu)分预測(ce)早(zao)近(jin)十年。今(jin)年 2 月(yue)初(chu)，彭文生應(ying)約(yue)在北(bei)京(jing)国貿(mao)辦(ban)公(gong)室(shi)接(jie)受(shou)《晚(wan)点》采(cai)訪(fang)，他如今是中金(jin)公司(si)首席(xi)经济学家。对于这條(tiao)新(xin)聞(wen)，他说，“盯(ding)著(zhe)近一兩(liang)年每(mei)年几十万人的变化(hua)沒(mei)有太大意義(yi)，更值(zhi)得(de)重视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方向(xiang)，当前的總(zong)量(liang)变化是过去结构变化的必(bi)然(ran)结果(guo)。” 这是他关于人口问题一直(zhi)以来堅(jian)持(chi)的观点。

看到十多年前憂(you)虑的趋势成为现实，他想(xiang)到的是经济学鼻(bi)祖(zu)亞(ya)当·斯密(mi)三(san)个世(shi)紀(ji)前写在《国富(fu)论》的一句(ju)話(hua)。 人人都熟(shu)悉(xi)这位学者 “看不见的手(shou)” 的经典(dian)理论，但警鐘(zhong)般(ban)鳴(ming)响在他的腦(nao)中的卻(que)是这一句：“就(jiu)一国的繁(fan)榮(rong)而言(yan)，最明(ming)確(que)的標(biao)識(shi)是居(ju)民(min)人数的增长”。

“亚当·斯密更多是從(cong)正面的角(jiao)度来看人口增长。当然问题可能(neng)不是那么简单，但人口的增长是影响经济社会的一个根(gen)本因(yin)素(su)，它(ta)必然有非(fei)常重要的系(xi)統(tong)性(xing)影响。” 彭文生说。

彭文生在 IMF 的 5 年和在香(xiang)港(gang)金管(guan)局(ju)的 10 年工(gong)作经歷(li)讓(rang)他作为经济学者能兼(jian)顧(gu)学院(yuan)、市(shi)場(chang)和公共(gong)政(zheng)策(ce)视角。中国社会科(ke)学院人口與(yu)劳动经济研究所(suo)时任(ren)所长蔡(cai)昉(昉)说彭文生的研究講(jiang)明白(bai)了 “人口结构如何(he)塑(su)造(zao)宏观经济格(ge)局”。

彭文生的观点在当时不受歡(huan)迎(ying)——繁荣时期的理性声音常常如此。至(zhi)今他还記(ji)得书出版后，有一些(xie)評(ping)论认为过于悲(bei)观。在如今看来，当下(xia)正在发生的某(mou)些现实印(yin)證(zheng)了彭文生的多数判(pan)斷(duan)。

中国改(gai)革开放以后迎来人口结构的黃(huang)金期，劳动年龄人口規(gui)模(mo)从 1980 年的 5 億(yi)左(zuo)右(you)增长到 2010 年的 9 亿左右。 疊(die)加(jia)農(nong)村(cun)劳动力向城(cheng)鎮(zhen)转移(yi)，全(quan)社会形(xing)成一段(duan)劳动力充(chong)足(zu)、家庭(ting)负担較(jiao)輕(qing)的时期。人们可以存(cun)更多的钱，儲(chu)蓄(xu)增加，獲(huo)得现金流(liu)的企业可以更多投(tou)資(zi)、雇(gu)人，在金融(rong)周(zhou)期的催(cui)化下，共同(tong)創(chuang)造经济繁荣——这是人们为什么乐观。繁荣之(zhi)下，收(shou)入(ru)差(cha)距(ju)擴(kuo)大、房(fang)地产價(jia)格过快(kuai)上(shang)漲(zhang)、全社会債(zhai)務(wu)率(lv)升(sheng)高(gao)。隨(sui)着一代人逐(zhu)渐老(lao)去，年轻一代生育(yu)意願(yuan)减少，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深(shen)层次的影响开始(shi)显现。

2012 年中国 15 歲(sui)到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相比 2022 年的人口总数减少，这本是一个更早該(gai)註(zhu)意到的信號(hao)。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需(xu)要贍(shan)養(yang)的老年人口占(zhan)比快速升高，傳(chuan)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tui)。国家统計(ji)局数據(ju)显示(shi)，1990 年到 2010 年，中国老年人口撫(fu)养比（每 100 名(ming)劳动年龄人口要供(gong)养的老年人数）缓慢(man)上升 3.55 个百(bai)分点，但在之后的十一年裏(li)迅(xun)速增加 8.92 个百分点、達(da)到 20.82%。

因为人既(ji)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不同年龄階(jie)段具(ju)有不同的生产、消费能力和意愿，虽然人口结构变化缓慢，但在物(wu)价、利率等(deng)金融因素的影响下，它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不像(xiang)其(qi)自身(shen)的渐進(jin)变化那樣(yang)平缓、均(jun)勻(yun)，彭文生形容(rong)，“就像地殼(ke)運(yun)动逐渐累(lei)積(ji)能量，最后的火(huo)山(shan)爆(bao)发只是累积后的集(ji)中釋(shi)放”。

面对生老病(bing)死(si)的自然规律(lv)，調(tiao)節(jie)机制难以快速见效(xiao)。2016 年中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随后三年的每年新生兒(er)数量均低(di)于政策调整(zheng)前的预期下限(xian)。

日(ri)本常被视为前車(che)之鑒(jian)。他们的老龄化在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加速，至今未见拐(guai)点。全日本接近三成人口超过 65 岁，生育率再(zai)次逼(bi)近最低点。相比鄰(lin)国，彭文生覺(jiao)得中国劣(lie)势在于貧(pin)富差距较大和人口红利时期累积的海(hai)外投资更多是回(hui)報(bao)率较低的安(an)全资产。然而，憑(ping)借(jie)全球(qiu)规模第(di)一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还有充分发揮(hui)大国规模優(you)势的窗(chuang)口期。这也是他对中国人口形势相对乐观的地方。

理想情(qing)況(kuang)下，一对夫(fu)婦(fu)平均生育 2.1 个小(xiao)孩，才(cai)能回到足以維(wei)持人口数量穩(wen)定(ding)的水(shui)平。生育率的提(ti)振(zhen)至关重要，彭文生认为，“接下去 15 年到 20 年是非常关鍵(jian)的时間(jian)窗口。”

如果有机会修(xiu)改十多年前那本书，他觉得在促(cu)进生育率回升这个问题上態(tai)度该更激(ji)进一些。

以下是彭文生和《晚点》的对话：

人口问题本身是一个非常復(fu)雜(za)的社会经济现象(xiang)

《晚点》：得知(zhi)最新人口数据后，妳(ni)最先(xian)想到什么？

彭文生：我想起(qi)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的一句话：就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的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其实在 1776 年已(yi)经讲了人口增长的重要性。不过，大家可能更记得他筆(bi)下 “看不见的手”。

在亚当·斯密之前，人们普(pu)遍(bian)认为財(cai)富是黄金，是出口多过进口，是通(tong)过戰(zhan)争、暴(bao)力去掠(lve)奪(duo)、殖(zhi)民。而亚当·斯密认为财富由(you)人创造。有人才有分工，随着人口增长，分工細(xi)化、效率提高，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实现财富增长。

当然实際(ji)情况复杂得多。《国富论》出版约二十年后，1798 年，马尔萨斯发表(biao)《人口原(yuan)理》，提出人口按(an) 1、2、4、8、16 几何級(ji)增长，糧(liang)食(shi)按 1、2、3、4、5、6 算(suan)術(shu)增长，这將(jiang)導(dao)致(zhi)粮食供給(gei)趕(gan)不上人口的增长，饑(ji)荒(huang)、贫窮(qiong)、战争随之而来，最終(zhong)使(shi)得人口增长不可持续。

《晚点》：马尔萨斯相当于用一个数学模型(xing)就解释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

彭文生：建(jian)立(li)数学模型是经济学传统研究方法(fa)之一。但我认为，马尔萨斯对经济学一个很(hen)不好的影响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把(ba)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简化了。其实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影响。盡(jin)管他当时的担心不無(wu)道(dao)理，譬(pi)如所處(chu)时代没有方便(bian)且(qie)低成本的避(bi)孕(yun)手段，也很难预料(liao)到技(ji)术进步(bu)对提高作物产量的幫(bang)助(zhu)之大、速度之快。

很多时候(hou)我们可能过度地想用一个模型或(huo)者一个简单化的线性外推解释人口问题。其实人口问题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

比如当初討(tao)论是否(fou)放开二孩时，有人基(ji)于简单的数学模型认为放开以后生育率会大幅(fu)反(fan)彈(dan)，实际结果呢(ne)？他们没有考(kao)虑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

但无论像马尔萨斯那样偏(pian)悲观地看待(dai)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还是像亚当·斯密那样更多从正面角度看待人口增长，一个共同的含(han)义是人口增长是影响经济社会的根本因素之一，它具有系统性影响，不以我们看它的角度而改变。

《晚点》：在你十年前出版的專(zhuan)著里，你特(te)別(bie)強(qiang)调了人口结构的重要性，有一章(zhang)专門(men)讲它的宏观经济含义。相比人口总量，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否对经济有更根本的影响？

彭文生：我们研究分析宏观经济，是基于对过去和现在经济现象的解讀(du)，抓(zhua)住(zhu)当下的主要矛(mao)盾(dun)，为以后的走(zou)势提供有价值的展望(wang)，所以需要一个合(he)適(shi)的宏观分析框(kuang)架(jia)。

我当时的研究，是遵(zun)循(xun)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这两条主线展开的。其中，制度变革主要指(zhi)改革开放，它是驅(qu)动中国这 40 多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是影响未来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这点应该没有争议。

至于人口结构的重要性，相比其他社会或者经济变量，人口数据相对可靠(kao)，根据当前的人口和年龄结构，再结合出生率、死亡(wang)率、生育率，可以比较有把握(wo)地预测未来人口，从而判断宏观经济趋势。

順(shun)着那两条主线，我当时提出三个基本结论，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趋势性而不是周期性。二是我们存在不少经济不平衡，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收入分配(pei)差距拉(la)大。三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最大宏观经济风险是房地产泡(pao)沫(mo)及衍(yan)生的金融风险。

《晚点》：能不能展开解释人口结构变化和你提出的三个结论之间的关系？

彭文生：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和生产能力不一样，所以总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有重大影响。

老年人和小孩占比高的经济體(ti)，消费需求(qiu)相对高过生产能力。反过来，青(qing)壯(zhuang)年人口占比高的经济体，生产能力相对于消费需求更高，即(ji)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当时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生产者 / 消费者比例(li)在 2015 年见顶后逐渐回落(luo)。传统意义的人口红利消退、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未来人口红利消退的趋势无法阻(zu)擋(dang)，最终将导致人们存钱的比例变少，同时投资的比例也变少，那么经济中的可用资本总量的增加速度也会变慢，从而拖(tuo)慢经济的潛(qian)在增长速度。

我们再看收入不平衡和人口结构的关系。

人口红利的一个体现就是劳动年龄人口比较多，相互(hu)競(jing)争压低工资，稀(xi)释了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稀缺(que)性，使得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这種(zhong)博(bo)弈(yi)处在一个劣势。说得殘(can)酷(ku)些就是你不愿意幹(gan)也没关系，总有人愿意干。

1990 年代中期到 2007 年前后应该是中国人口红利最强阶段，其间一个特别直观的现象就是劳动力便宜(yi)。我们可以认为那一代人，尤(you)其是劳动技能不高、受教(jiao)育水平相对低的群(qun)体，为中国经济发展做(zuo)出很多犧(xi)牲(sheng)。微(wei)观层面也能看到哥(ge)哥姐(jie)姐为弟(di)弟妹(mei)妹做出很多牺牲。

人都有消费需求，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傾(qing)向和消费率其实更高，比如我父(fu)母(mu)那个年代，当时中国人的消费倾向可能比歐(ou)美(mei)高多了，在宏观上的体现是消费率高，储蓄率低，投资需求弱(ruo)。

直到大家都只生一个孩子(zi)，抚养负担突(tu)然大幅下降(jiang)，于是储蓄开始过剩(sheng)。那时候又(you)赶上商(shang)品(pin)房改革，所以最直接、最有效的投资就是買(mai)房，既滿(man)足了消费需求又帶(dai)有投资屬(shu)性。所以中国房地产起步是有基本面支(zhi)持。

随着人口红利释放，压低了整体的消费需求，擡(tai)高了储蓄率和投资需求，这会导致貨(huo)幣(bi)扩張(zhang)时受通货膨(peng)脹(zhang)的限制较小，从而刺(ci)激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房地产作为信贷的抵(di)押(ya)品，房价越(yue)高，贷款(kuan)的量也就越高。人口红利阶段，大家都感(gan)觉负担能力很强，愿意投资、愿意補(bu)债。但到后面大家发现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償(chang)债能力下降，构成宏观和金融稳定风险。当初泡沫吹(chui)得越大，以后的调整就越痛(tong)苦(ku)。

《晚点》：这些观点在发表之初得到哪(na)些让你印象深刻(ke)的反饋(kui)？

彭文生：我请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老師(shi)写推薦(jian)語(yu)，他问我写多少字(zi)，我说 50 字左右夠(gou)了，结果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的总结这本书，大意是人口结构如何塑造宏观经济格局。

但很多时候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没有那么到位。我写书的时候就有人说人口是慢变量，怎(zen)么可能这么快就有影响。

《晚点》：什么驱动你在 10 年前人们相对乐观的时候写这本书？

彭文生：我做研究是希(xi)望抓住那些起碼(ma)我自认为看得清(qing)、不确定性小一些，同时又会产生根本性影响的点。其实之前海內(nei)外有不少人谈人口老龄化或者人口红利消退的问题。但我读一些文獻(xian)还是深深地被震(zhen)撼(han)了。

《晚点》：哪方面震撼？

彭文生：主流经济学对于人口问题的简单理解 ，对人口结构问题的不重视。我对中国未来人口的变化和进而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担忧，明明已经看到未来 20 年甚(shen)至 30 年的走向，但是周圍(wei)还有很多人不认同，所以感到一种震撼。

其实还有更恰(qia)当的一个词，就是 “焦虑”。我的焦虑在于这件事对未来社会发展影响如此显著，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分歧和争议。

我写书还有个动机，就是不想大家太聚(ju)焦在人口对经济某个具体影响上。其实人口结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影响。它不光(guang)影响经济增长，还影响消费和投资等经济结构问题，影响收入分配差距，影响资产价格。

当时是人口红利比较繁荣的时期，只从资本市场需求出发是看不到这些的，但做真(zhen)正的研究就要看远一点。

指望投资和储蓄养老，就整个社会来讲是不合理、不可持续的

《晚点》：眼(yan)前的人口结构趋势会演(yan)变成某种危机嗎(ma)？

彭文生：“危机” 给人一种集中爆发的印象。但是人口结构改变带来的养老问题、劳动力供应问题，是影响未来几十年的长期问题。用什么词来概(gai)括(kuo)也体现我们到底(di)怎么认识中国的人口问题。

《晚点》：輿(yu)论似(si)乎(hu)非常关注人口总量出现拐点的变化，你怎么看？

彭文生：我舉(ju)一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这种讨论有点像之前人们熱(re)议的负利率，实际上利率是 0.1% 或者 -0.1% 没有本質(zhi)差别。人口也一样。

盯着近一两年每年几十万人的变化没有太大意义。十几年前我们每年新增 1000 多万人口，到 2021 年只增加 48 万人，这样的对比才更有意义。人口总量下降是过去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20、30 年前已经埋(mai)下了种子，只不过我们重视不够。

《晚点》：这是一胎(tai)化的必然结果吗？

彭文生：是的，必然会这样。邏(luo)辑其实也简单，假(jia)設(she)有两对夫妇，各(ge)生一胎，正好一男(nan)一女(nv)，他们长大以后结婚(hun)，也生一个小孩。到这里，这个家族(zu)三代人口数量按照(zhao) 4、2、1 遞(di)减。

现实中不会这么简单，否則(ze)按照模型日本早就没人了，但逻辑大致是这样的。虽然人口是个慢变量，但对经济体的傷(shang)害(hai)有累积效应，可能体现在某一个时点集中释放，或者给人这样的感受，比如去年的人口总量下降，给人的心理冲击很大，但种子其实早就种下了。所以，认为它对经济的影响是渐进的观点是危险的。

《晚点》：我们看到从中央(yang)到地方，出臺(tai)了不少鼓(gu)勵(li)生育政策。

彭文生：糾(jiu)正人口问题很不容易(yi)，最终会自我纠正，但过程漫(man)长。很多发达国家即便没有嚴(yan)格限制生育，生育率也是持续下降。西(xi)方发达国家战后有一个嬰(ying)儿潮(chao)，出生率大幅上升， 但婴儿潮的下一代的出生率就明显下降了。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避孕技术的进步。现在比较安全且低成本的避孕手段出现在 1960 年代，正好是那代人生理上做好生育準(zhun)備(bei)的年纪。这是西方国家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中国情况比较特殊(shu)，是人为干预和经济发展的共同结果。按照 19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当时的社会保障(zhang)体系，如果让家庭自主選(xuan)擇(ze)，很可能会生 2 到 3 个甚至更多小孩。

人为压低到每戶(hu) 1 到 2 个小孩后，那一代父母的育儿负担一下子降低，储蓄率因此提高，可以投资、买房，积累资产也就更容易。再加上城镇家庭大多数只有 1 个小孩，家长特别重视教育並(bing)且倾其所有的投入。久(jiu)而久之，后面一代年轻人，包(bao)括随着城镇化进程遷(qian)居至城市的人，育儿成本就很高了。所以即便现在逐渐放开人为的限制，还是很多人不愿意生或者说不敢(gan)生。

《晚点》：通俗(su)地讲，现在养儿防(fang)老的 “性价比” 变低了？

彭文生：从经济学角度看，生育行为包含经济因素，人们会比较付(fu)出什么（成本）、得到什么（收益(yi)）。

成本包括育儿消耗(hao)时间的机会成本和实际的经济成本。父母本来可以去工作，本来可以去享(xiang)受生活(huo)，他要花(hua)时间来养育孩子，这都是机会成本。至于收益，养儿防老就是其中一种。

当然这无法解释全部生育理念(nian)的转变，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个体抚养小孩的机会成本上升，收益却在下降，所以经济因素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只不过大家都这么做的话，对整个社会不一定好。所以我还要特别讲一个观点，经济学叫(jiao) “负外部性”，意思(si)是个体行为是比较理性的、合理的，但是和整个社会最终的结果是反过来的。

《晚点》：在人口问题上，怎么理解 “外部性”？

彭文生：农业社会的人们养儿防老主要因为当时很难有积累。他们以种植(zhi)为生，粮食生产效率再高，最多储备第二年所需要的，因为大多数粮食保质期短(duan)、易腐(fu)。所以农业社会最好资产之一就是劳动力。而且人有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劳动力作为资产，无法囤(tun)积和存储，养儿防老就成为那个时代非常合理的选择。

但是现代经济就不同了。人们可以储蓄、投资，积累资产。个体此时面臨(lin)好几种养老选择：多生小孩，等我老了掙(zheng)钱给我用；或者少养一个，相关开支用来投资、买房或者投其他理财，老了以后用这些投资收益养老。

另(ling)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也赶上来，能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养老保障。

所以我们除(chu)了养儿防老， 还可以通过个人投资积累资产和社会制度安排(pai)得到养老保障。但后面两种方式(shi)都存在剛(gang)讲到的 “外部性”，即从个体视角看选择是合理的，但总量可能是不合理的、是不可持续的。

你想象一下，如果大家都不生孩子，只指望社会保障，或者积累资产等一定程度賣(mai)了养老，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都是老爺(ye)爷、老奶(nai)奶的社会。

这首先带来一个劳动力喪(sang)失(shi)的问题，到时候誰(shui)来生产粮食？谁来生产醫(yi)療(liao)设备？谁来给你看病、護(hu)理？我们一直说生产、消费，其中的生产靠什么？靠年轻人。透(tou)过现象看本质，是下一代人给上一代人养老，年轻人给老年人养老。 从个体来讲这是極(ji)其合理的，父母养育孩子，孩子长大后反哺(bu)父母。

但在宏观层面有一个分配问题。国民经济蛋(dan)糕(gao)由年轻一代生产，老年人參(can)与分配，通过他们过去积累的资产和当下的社保体系参与分配。这套(tao)机制安排越完(wan)善(shan)，老一代人积累的资产越多，他们分配的份(fen)額(e)就越高，这也意味(wei)着年轻人的压力和负担就越大，是不可持续的。

今天(tian)越来越多人詬(gou)病啃(ken)老，但我一直认为啃老不能全怪(guai)年轻人，老一代也有責(ze)任，老年群体和年轻群体之间占有资源(yuan)过于不平衡可能是问题的根源。

相比人口总量变动，更应该担心人口结构的惡(e)化

《晚点》：为什么现在对“人多人少”仍(reng)有争议？有人说，中国 14 亿人太多，还是 8 亿好，怎么看这一類(lei)观点？

彭文生：我认为最终担心人口太多这一派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尽管他们有担心的理由，包括环境汙(wu)染(ran)压力等，这是马尔萨斯精神的延续。在他那个年代，这么担心不无道理，但他没有预计到之后技术进步之快。

从亚当·斯密的精神出发，我们可以认识到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分工细化以及效率的提高，看到身邊(bian)的规模经济、创新经济、知识型经济和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空(kong)间。人口规模扩大以后，技术可能更快进步，进而减少所謂(wei)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另外，现在讲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招(zhao)工难，给人印象是我们人不够了，一提环保和竞争又感觉人太多了，这个看起来矛盾的地方涉(she)及我们怎么看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平衡。

如果结构合理，每对夫妇生平均两个多一点的小孩，整体人口年龄结构将平稳维持，人口总量也稳定下来。很可惜(xi)，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太可能存在这种稳态的人口结构。我们的问题在于人口结构严重扭(niu)曲(qu)，加劇(ju)了人口总量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包括人们开始讨论的 “未富先老”。

我觉得现在更应该担心人口结构的恶化，认为人口总量减少有利于缓解各种压力的人，没有意识到总量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年轻人变少了。也就是说，如果从一张白紙(zhi)开始，我们在人口 8 亿的时候把生育率稳定在 2 多一点的替(ti)代水平，那可能是一个理想的情形，资源等各方面压力没有今天大。但今天的问题是，现在的生育率大幅低于 2，人口总量的减少集中体现在年轻人口的减少，带来养老等諸(zhu)多问题。

我做个总结吧(ba)，第一，就人口结构来讲，现在不能说人太多；第二，即使只看人口总量，也不能简单讲人多一定不好，因为我们还要看到规模效应。

《晚点》：你去年底在一次发言中也提醒(xing)人们不要低估(gu)中国人口的规模经济。

彭文生：对的，就像亚当·斯密讲的，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标誌(zhi)是人口的增长。《国富论》第一章就讲到，1 个人造大頭(tou)針(zhen)，一天也做不了几个，如果把工序(xu)分成大约 18 个不同环节，每个环节专业分工，每天每人能完成几千(qian)个。再比如汽(qi)车廠(chang)生产汽车，工厂有厂房、设备等固(gu)定成本，以及原料、人工成本和其他费用，产量越大，攤(tan)到每輛(liang)车的成本和费用就越低，年产百万和十万辆的车企，前者单位成本通常更低。这就是规模经济。

到这里我们只看到内部规模经济，还有外部规模经济，产业鏈(lian)上下遊(you)企业的积聚和城市化，促进每个企业的生产成本的下降，最终整个经济体取(qu)得规模效应。公共服(fu)务、基礎(chu)设施(shi)也类似，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晚点》：按照规模经济的逻辑，理论上大国就该比小国增长快，但现实中常有例外，这是为什么？

彭文生：因为全球化。一些地區(qu)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来享受规模经济，它们服务的是全球市场。即使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我们作为大国的规模经济效应。

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駕(jia)马车之一，早期我们确实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但今天即便中国劳动力价格比東(dong)南(nan)亚很多国家都高，中国仍是全球生产中心、制造业中心，优势比 20 多年前还要大。

其中有中国作为最终需求大市场的作用，以及产业集聚下的规模经济。全球企业在中国生产，既可以满足中国当地需求，又可以享受制造业规模效应所带来的成本下降，算上从中国运回当地的费用还是比把产线搬(ban)回去便宜。

《晚点》：最近类似的例子是特斯拉。

彭文生：是，即使有运輸(shu)成本，它在中国生产还是比在美国便宜。不过我们也看到现在这种国际分工摻(chan)杂了政治(zhi)因素。在所谓逆(ni)全球化的形势之下，美国可能全方位针对中国，既有保护主义又有地緣(yuan)政治。

美国和欧洲(zhou)其实也有摩(mo)擦(ca)，那可能是保护主义。所以未来大趋势之一，可能是小型经济体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享受规模经济效应空间縮(suo)小。屆(jie)时大国的规模优势反而更加突出。我认为存量规模是中国相比日本人口形势比较正面的差别。

当初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担心国内的产业和企业竞争不过发达国家，損(sun)害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实是中国在加入 WTO 后经济获得大发展，原因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带来的干中学，但回头看，我觉得人口规模带来的规模经济是中国的竞争力的重要載(zai)体。

接下去 15 年到 20 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窗口

《晚点》：中国国际分工的优势窗口期还有多久？

彭文生：影响国际分工的因素很多，只谈经济因素的话中国会遇(yu)到两股(gu)相反的关键力量。阻礙(ai)力量是劳动力减少导致的工资增加、成本上升，支持力量是龐(pang)大的存量劳动力，至少目(mu)前比印度还要高。我觉得人们过度看重第一种力量，而不够重视第二个因素。

至于部分国家不计成本和效率，基于政治目的脫(tuo)鉤(gou)，那要另说。但我觉得歸(gui)根到底还是要看基本面，也就是人口。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或者挖(wa)掘(jue)人口潜力，如何发挥上面说的规模优势是之后要解決(jue)的问题之一。这种优势不会一直存在。如果现在不促进生育率回升的话， 15 年、20 年以后规模效应的降低可能就比较明显。

《晚点》：之前经济学家辜(gu)朝(chao)明也和我们提过类似说法，建议中国利用好这段窗口期。

彭文生：中国应该抓住时间窗口，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提升供给、提高产出，做大国民经济蛋糕，更好分配蛋糕的增量，鼓励生育、促进生育率回升。如果没有提高效率这一前提，简单增加生育会加剧社会抚养压力。

《晚点》：相比同行，你觉得自己(ji)对人口问题是乐观、中性还是悲观？

彭文生：我无法简单归类。对于人口结构或者老龄化问题比较悲观，最差情况还没有到来。对于人口的规模效应，我相对乐观些，至少在接下去 15 年到 20 年，是中国人口总量相对较高的时期，有规模经济效应。关键还是如何利用好这个窗口期，促进生育率回升，把总和生育率提升到 2 多一点的替代水平，避免(mian)年轻人口不断下降的问题。

《晚点》：刚刚你提到了日本，他们更早经历老龄化、少子化，两国之间有更多可比性吗？

彭文生：相似性之一是外来移民较少。至于区别，我说一个好的，两个不好的。好的地方，或者说我们的相对优势之一，就是刚介(jie)紹(shao)的人口规模效应。如果说中国过去的人口优势体现在劳动力成本较低，未来的人口优势更多体现在规模经济上，尤其是规模效应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

我们不足的地方除了贫富差距更大，海外投资也不及它们。日本当初在储蓄率比较高的时候，从个人到政府(fu)进行了不少海外投资，实际上享受了人口红利国家的年轻劳动力，实现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反映(ying)海外投资收益，过去这些年日本的国民收入（GNI）的增速保持得不錯(cuo)，高于 GDP 增速。

中国高储蓄率阶段累积的外匯(hui)资产的大部分是外汇储备的形式。央行收購(gou)私(si)人和企业部门外汇，換(huan)出人民币。汇集在央行的外汇当然也产生收入，但既然是储备资产，天然重安全和流动性、回报率较低。此外，对国内的金融环境来讲，它也与日本企业或者个人直接对外投资存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含义。

如果是类似日本的情况，央行就不需要发行人民币收购外汇，国内也就少了相应的流动性。有一段时间大量出口创汇再换回人民币使得外汇占款成为推动中国货币增长的重要因素，对房地产与信用扩张充当了加速器(qi)的作用，这种房地产和信用扩张是有基本面支撐(cheng)的，也就是出口带来的凈(jing)资产增加。

《晚点》：被创造出来的钱进一步加速了地产泡沫的形成？

彭文生：其实泡沫是否存在，难以事先达成共识，原因很简单，如果大多数人相信有泡沫，反而没有泡沫或者泡沫不会被吹大，因为人们会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

就中国地产而言，一开始有基本面支持，而且在中国资本賬(zhang)户管制的大背景下，地产满足了人们投资和自住需求，它是投资品也是消费品。对銀(yin)行来说，它也是最好的抵押品，解决银行放贷所面临的信息(xi)不对稱(cheng)的问题。

《晚点》：人多或者人少，会影响地产风险释放的时间点或者程度吗？

彭文生：地产风险实际上一定程度已经暴露(lu)了，人口确实是一个重要变量，人口老龄化加剧了过去累积债务的不可持续性。

《晚点》：这几年好多地方 “搶(qiang)人”，吸(xi)引人才落户。这会不会加剧所谓的超级都市集中度？从而进一步虹(hong)吸周边地区？

彭文生：户籍(ji)制度和城鄉(xiang)公共服务差異(yi)，使人们意识到落户大城市能得到相对更好的保障，包括医疗、教育和个人发展。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北京、上海发展？

我觉得不是这样，如果離(li)开北上有更好发展机会，我相信人会做出理性选择。同样的，如果大城市生活成本增加的同时收益更高， 比如工作机会更多、未来挣钱的能力更强，有些人就愿意在城市打(da)拼(pin)一段时间。

无论是地方 “抢人” 还是人才自主流动，我更愿意视其为人口结构调整的一部分。这些调整最终反映到劳动力回报上，包括显性的工资和隱(yin)性的社会保障。背后的关键还是平衡区域(yu)之间的发展、平衡公共投入，说到底就是落实所谓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晚点》：我记得《渐行渐远的红利》有个章节谈城镇化，说它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迁居到城市后没有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

彭文生：因为户籍制度，城镇化在中国有特殊的经济含义。简单来讲，国际通行标准是看常住人口比例，照这个口徑(jing)，农村劳动力生活在城市以后已经在供给側(ce)做貢(gong)献了，提供服务、劳动和其他工作，为地方社会提供产出，但是他的部分消费需求，如教育、医疗和其他一些社会保障，较当地户籍人口是受抑(yi)制的。

中国常住人口认定标准是居住在一个地方超过 6 个月，但这些常住人群因为没有户籍，享受不到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就导致他们重心可能还在农村，到一定时间就返(fan)乡。

过去常说的中国供给过剩、收入分配差距大，和这也有一定关系。因为我们公共服务不是均等化。但均等化的关键是满足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

这背后也有其宏观经济含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增加政府的相关支出，一个直接的影响是财稅(shui)制度的安排尤其政府支出方面，意味着需要减少传统投资、增加公共服务类支出，使更多资源向民生領(ling)域和农村转移。农民工对经济的供给端(duan)的贡献已经发生，现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意味需求增加，由此我们将看到通胀上升，利率上升，最后传导到一些风险资产价格的下跌(die)。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大方向肯(ken)定是对的，社会发展必須(xu)要这样。但是因为过去的路(lu)径依(yi)賴(lai)，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容易，涉及当前利益的调整。

《晚点》：是否意味着得稀释部分人的利益？

彭文生：是的。尤其当你考虑到，农民工为社会的贡献已经产生，但是没有平等得到属于他们的公共服务。

《晚点》：我记得有檔(dang)日本节目采访几位住养老院的人，个个都很有钱，但他们也只是普通工薪(xin)阶层，可能正好在地产高点賺(zhuan)到了。

彭文生：这就是之前讲的，一代人如果过于容易积累资产，那么下一代人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只不过，它造成的压力会比政府通过对年轻人多收税来保障养老更隐蔽(bi)，造成的社会分化和矛盾可能要小些。

问题是人口红利消退后，下一代可以用来购买老一代资产的储蓄相对较小，老一代变卖资产的价格就要下降。不过，老一代人积累资产也不是完全不好，关键看资产回报率如何，问题是有一代人突然加快积累资产，资产回报率下降恐(kong)怕(pa)难以避免。

《晚点》：靠投资或者储蓄养老是否不可持续？

彭文生：在国民经济蛋糕不能持续做大的情况下，这种养老安排的结果是存疑(yi)的。很多人推崇(chong)美国退休(xiu)金制度 401K，我对此有不同看法。美国的 401K 之所以能维持，除了投资本身的效率，还靠持续不断的新移民，他们支撑起美国较好的人口结构，支撑了美国的资本回报率。其他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外来移民对经济的贡献来讲，美国最好，欧洲次之，我们东亚地区移民较少。

我前面说老年人参与分配蛋糕、年轻人相对利益受损，也是有时间和其他条件约束(shu)的。因为最终还是年轻人说了算。其中的经济含义是老年人有很高的养老消费需求，但因为年轻劳动力稀缺，人工成本上升，通胀和利率因此提高，这意味未来新增资产的潜在回报率上升，老一代人过去累积的资产的价格面临下行压力。

《晚点》：那再年轻一代的养老保障怎么办？

彭文生：最根本的养老保障其实还是靠提升生育率，促进经济增长，做大国民经济蛋糕。它需要时间。期间社会抚养负担一定会增加。这就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有一代人老了以后可能过得不会太好。

过去积累的资产或者社保也会缩水，因为经济蛋糕就这么大，不可能全部倾向老年人。届时市场经济环境自然能重新分配，体现在年轻人工资上升，部分资产价格下跌。再輔(fu)以政府的激励措(cuo)施，生育意愿可能回升。

《晚点》：一个普通人在当下能做的更好选择是什么？

彭文生：最好的投资就是养育下一代。现在的育儿成本确实比较高，但到了一定阶段，社会因素会调整，体现为年轻人劳动回报上升，老一代的资产回报下降，此消彼(bi)长，年轻人有更多意愿抚育下一代。这又回到人口变动是慢变量的问题，你不能等到劳动回报大幅上升、资产回报下降的那一天才多生小孩，培(pei)养一个小孩成人需要 15 年-20 年的时间，要有前瞻(zhan)的眼光。

《晚点》：如果有修改 10 年前的那本书的机会，你可能会做哪些调整？

彭文生：即便知道过去这 10 年发生的事情，我可能还是不会动书的大框架。但在促进生育率回升这件事上，应该更激进一些。我记得在书里建议放开二孩，其实应该更激进一点，应该放开对生育的所有限制。总有一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多生，只愿意生一个甚至丁(ding)克(ke)，如果限制每对夫妇最多生两个小孩，结果是总和生育率低于替代所需要的 2.1 的水平。现在形势已经变了，不少地方开始鼓励生育，希望有系统性的政策扶(fu)持，比如生育和育儿补貼(tie)，加上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比如坚持房住不炒(chao)，希望中国人口问题的拐点早日到来。

·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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