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餐饮店广告词

gequleibiefengfuduocai，liuxingjietoudecaogenyinlehongbiandajiangnanbeidejingejinquyingyoujinyou。suishikaishiyigexindefuwuwulunnishizhuanyeyinlejiahaishiyinlexiaobai，nidoukeyiqingsongyanzouzhelibaohandepinyinhehanzidesuoyouxuexineirongdouchaojifengfu，feichangshihelingjichudehaizizaixianxuexi。zaizhelizhengfubutongdeguanka，zaizhelichufagengcijidejianglimoshi，chengweizuihaodeziji。這(zhe)些(xie)社(she)科(ke)院(yuan)“大(da)儒(ru)”身(shen)上(shang)，有(you)學(xue)者(zhe)最(zui)稀(xi)缺(que)的(de)本(ben)分(fen)

这些社科院“大儒”身上，有学者最稀缺的本分

高(gao)恒(heng)先(xian)生(sheng)駕(jia)鶴(he)西(xi)歸(gui)已(yi)近(jin)三(san)年(nian)了(le)。作(zuo)為(wei)與(yu)高先生相(xiang)識(shi)長(chang)達(da)33年之(zhi)久(jiu)、在(zai)同(tong)壹(yi)研(yan)究(jiu)室(shi)工(gong)作也(ye)有十(shi)五(wu)六(liu)年時(shi)光(guang)的晚(wan)輩(bei)後(hou)学，照(zhao)理(li)早(zao)該(gai)撰(zhuan)文(wen)表(biao)达追(zhui)思(si)之情(qing)，但(dan)是(shi)實(shi)話(hua)实說(shuo)，我(wo)与高先生的交(jiao)往(wang)並(bing)不(bu)密(mi)切(qie)，對(dui)他(ta)的了解(jie)更(geng)算(suan)不上深(shen)刻(ke)，用(yong)“淡(dan)如(ru)水(shui)”三字(zi)來(lai)形(xing)容(rong)我們(men)之間(jian)的關(guan)系(xi)應(ying)该是最为貼(tie)切的。因(yin)此(ci)，每(mei)當(dang)想(xiang)寫(xie)篇(pian)吊(diao)祭(ji)文字的时候(hou)，總(zong)感(gan)覺(jiao)無(wu)從(cong)下(xia)筆(bi)，尤(you)其(qi)是不知(zhi)从何(he)说起(qi)。然(ran)而(er)，令(ling)我感到(dao)奇(qi)異(yi)又(you)困(kun)惑(huo)的是，每当我想放(fang)棄(qi)的时候，高先生的身影(ying)卻(que)又頓(dun)时清(qing)晰(xi)起来，簡(jian)直(zhi)是揮(hui)之不去(qu)。这又是什(shen)麽(me)緣(yuan)故(gu)呢(ne)？思来想去，終(zhong)於(yu)明(ming)白(bai)了其中(zhong)的道(dao)理。

看(kan)来，这篇文字不能(neng)不写，而且(qie)還(hai)必(bi)須(xu)从頭(tou)说起。

高恒。攝(she)影/丁(ding)科

初(chu)识

第(di)一次(ci)見(jian)到高恒先生是在1985年冬(dong)季(ji)，正(zheng)值(zhi)我在北(bei)大法(fa)律(lv)系讀(du)研二(er)，導(dao)師(shi)蒲(pu)堅(jian)先生陸(lu)續(xu)邀(yao)請(qing)了好(hao)幾(ji)位(wei)校(xiao)內(nei)外(wai)知名(ming)学者前(qian)来作專(zhuan)題(ti)講(jiang)座(zuo)。最先请来的是中國(guo)社科院法学所(suo)的劉(liu)海(hai)年先生，讲先秦(qin)和(he)秦，前后兩(liang)次，都(dou)是星(xing)期(qi)二上午(wu)。接(jie)下来的漢(han)代(dai)请的就(jiu)是高恒先生，也是两次。其他各(ge)大斷(duan)代也请了几位老(lao)师：魏(wei)晉(jin)南(nan)北朝(chao)请的是本校歷(li)史(shi)系的祝(zhu)总斌(bin)先生，两宋(song)是我们几個(ge)学生跟(gen)著(zhu)(zhe)蒲先生去朗(lang)潤(run)園(yuan)鄧(deng)廣(guang)銘(ming)先生家(jia)裏(li)拜(bai)會(hui)座談(tan)，明代请的是当时还在中央(yang)政(zheng)策(ce)研究室工作的楊(yang)一凡(fan)先生，清代请的是时任(ren)中国政法大学副(fu)校长張(zhang)晋藩(fan)先生，民(min)主(zhu)政權(quan)部(bu)分请的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韓(han)延(yan)龍(long)先生。

校内的两位先生不用派(pai)車(che)接，校外的张晋藩先生有专车接送(song)，杨一凡先生时年四(si)十出(chu)头不用接，只(zhi)有社科院法学所的三位先生是由(you)学校派车，并由我跟车前往迎(ying)接的。不過(guo)刘海年先生我只接了一次他便(bian)執(zhi)意(yi)不讓(rang)再(zai)接了，坚持(chi)自(zi)己(ji)騎(qi)自行(xing)车过来。那(na)年他49歲(sui)，家住(zhu)崇(chong)文門(men)，骑车到中关村(cun)路(lu)途(tu)并不算近。但他在交代了不让再接以(yi)后却又特(te)別(bie)叮(ding)囑(zhu)说，下次高恒先生来讲时可(ke)一定(ding)要(yao)有车去接。这正是海年先生的風(feng)格(ge)。1994年他擔(dan)任了法学所所长，正廳(ting)級(ji)幹(gan)部，此前几任所长都是所里派车接送，只有他坚持自己骑车上下班(ban)。

高恒先生的第一次讲座是在12月(yue)3日(ri)上午。这天(tian)早上六點(dian)我就起床(chuang)了，先到南校门外東(dong)邊(bian)的北大车隊(dui)叫(jiao)上系里事(shi)先訂(ding)好的一輛(liang)日本進(jin)口(kou)的皇(huang)冠(guan)轎(jiao)车，頂(ding)着早高峰(feng)车流(liu)进城(cheng)。

1980年代的北京(jing)老城區(qu)中心(xin)地(di)帶(dai)，蛛(zhu)網(wang)蠶(can)絲(si)般(ban)密布(bu)着无數(shu)拐(guai)彎(wan)抹(mo)角(jiao)的小(xiao)胡(hu)同。高恒先生所住的康(kang)健(jian)胡同5號(hao)位于燈(deng)市(shi)口西街(jie)北側(ce)，屬(shu)于中国社科院眾(zhong)多(duo)家属院之一，就坐(zuo)落(luo)在这茫(mang)茫小胡同海洋(yang)的深處(chu)，可謂(wei)鬧(nao)市边缘的陋(lou)巷(xiang)。本来在我的想象(xiang)中，作为知名学者的高恒先生住得(de)应该不会太(tai)差(cha)。沒(mei)承(cheng)想进来一看，与北京胡同里的普(pu)通(tong)大雜(za)院没什么两樣(yang)，靠(kao)着院门、緊(jin)贴着院子(zi)南墻(qiang)的是两间北向(xiang)倒(dao)廈(sha)子平(ping)房(fang)，与正房相比(bi)明顯(xian)低(di)矮(ai)了許(xu)多。这时候倒厦子的门開(kai)了，走(zou)出来一位男(nan)子，看上去有五六十岁的年紀(ji)，略(lve)显蒼(cang)老。我走上前一問(wen)，果(guo)然是高恒先生。

一路上我与高先生没说上几句(ju)话，感觉他为人(ren)好像(xiang)有点冷(leng)漠(mo)，或(huo)许是不茍(gou)言(yan)笑(xiao)吧(ba)，总之与两周(zhou)前接海年先生时的一路谈笑风生大不相同。高先生的課(ke)讲得也有点兒(er)沈(shen)(chen)悶(men)，不像海年先生那样聲(sheng)音(yin)洪(hong)亮(liang)，也不及(ji)韩延龙先生那样條(tiao)理清晰。当然啦(la)，也许是因为起了个大早的缘故吧，开讲未(wei)久我就昏(hun)昏欲(yu)睡(shui)了，到底(di)他讲了些什么我几乎(hu)没留(liu)下太多印(yin)象，深深刻在我腦(nao)海里的印記(ji)倒是高恒先生的居(ju)住環(huan)境(jing)。

早在親(qin)面(mian)高恒先生两年之前，我就已經(jing)聞(wen)知他的大名了。那是在1983年春(chun)季学期，我決(jue)意報(bao)考(kao)法制(zhi)史专業(ye)的研究生，并开始(shi)準(zhun)備(bei)起来。除(chu)去購(gou)買(mai)了几本中国法制史教(jiao)材(cai)外，我还从自己就读的河(he)北师範(fan)学院圖(tu)書(shu)館(guan)借(jie)来了一本《法律史論(lun)叢(cong)》，其中就有高恒先生的文章(zhang)《汉律篇名新(xin)箋(jian)》。

当年读高先生的这篇文章，说实话，并未真(zhen)懂(dong)，只是模(mo)模糊(hu)糊感觉这篇文章与当时读到的大多数法史文章不太一样。至(zhi)于究竟(jing)哪(na)些地方(fang)不一样，当时捋(lv)不太清。后来读书多了一点，加(jia)上祝总斌先生的指(zhi)点，终于明白了“不一样”的所在：大多数法史文章基(ji)本上都属于介(jie)紹(shao)或敘(xu)述(shu)，提(ti)不出自己的新觀(guan)点，亦(yi)即(ji)超(chao)不出前人既(ji)有的研究成(cheng)果，从某(mou)種(zhong)意義(yi)上说是人雲(yun)亦云。高先生的文章則(ze)不然，大都有辨(bian)析(xi)，有批(pi)駁(bo)，有考證(zheng)，有论说，不再是简單(dan)的綜(zong)述或者變(bian)着法儿地轉(zhuan)述前人的成果，而是努(nu)力(li)闡(chan)發(fa)自己獨(du)到的研究心得，提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穎(ying)见解。按(an)照祝先生的说法，这样的文章才(cai)能稱(cheng)得上是“研究”。用这个標(biao)准来衡(heng)量(liang)一下当今(jin)法史学界(jie)那些浩(hao)如煙(yan)海的“研究”成果，达标合(he)格的能有几何呢？

“具(ju)有劃(hua)时代意义的论文”

1987年8月研究生畢(bi)业后，我分配(pei)到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工作。当时的法学所就坐落在沙(sha)灘(tan)北街15号現(xian)址(zhi)，总計(ji)有6个研究室，即法理、法制史、憲(xian)法、刑(xing)法、民法和国際(ji)法。我是8月3日那天一早冒(mao)雨(yu)骑车报到的，我所在的法制史研究室共(gong)有两间辦(ban)公(gong)室，室主任韩延龙先生让我在南樓(lou)二層(ceng)的办公室办公，并將(jiang)一张靠南面窗(chuang)的办公桌(zhuo)指定給(gei)我，还有半(ban)个书架(jia)也归我使(shi)用。我的后面就是高恒先生的办公桌。

我剛(gang)到法学所时，室里年齡(ling)在50岁以上的老先生共有6位，论年齒(chi)依(yi)次是吳(wu)建(jian)璠(fan)先生、高恒先生、韩延龙先生、俞(yu)鹿(lu)年先生、常(chang)兆(zhao)儒先生和刘海年先生。吴建璠先生年龄最长，学问基礎(chu)最深厚(hou)，社会地位也最高，常有各种公務(wu)和应酬(chou)，法史研究只是副业，偶(ou)爾(er)为之。韩先生一度(du)身體(ti)不好，后来担任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全(quan)身心致(zhi)力于学術(shu)組(zu)織(zhi)工作。常先生查(zha)出肺(fei)癌(ai)后，做(zuo)了手(shou)术，未久便去世(shi)了。海年先生在我到所后第二年就担任了副所长，后来又出任所长，忙(mang)于所务，不常来研究室。始终坚持学术研究的只有高先生和俞先生两位。

俞先生常说自己大学学的是中文，不懂法制史，只能做做職(zhi)官(guan)制度研究、編(bian)编詞(ci)典(dian)而已。其实他的文史功(gong)底很(hen)深厚，做研究一丝不苟。他编撰的《中国官制大辭(ci)典》内容詳(xiang)盡(jin)，質(zhi)量很高。可能是立(li)誌(zhi)坚守(shou)孔(kong)夫(fu)子“不知为不知”的古(gu)訓(xun)吧，俞先生的研究很少(shao)直接涉(she)足(zu)法制史領(ling)域(yu)，读他的论著確(que)实感觉像是在查閱(yue)辞典中的词条，与高先生的法史色(se)彩(cai)鮮(xian)明、富(fu)于开拓(tuo)探(tan)索(suo)的文章风格截(jie)然不同。

高先生留下的著述应该说不算多。據(ju)我所知，他一生只写论文，没有出版(ban)过专著。我在法学所工作时，他曾(zeng)贈(zeng)与我两部他的文章結(jie)集(ji)，一本是1994年版的《秦汉法制论考》，一本是2008年版的《秦汉简牘(du)中法制文书輯(ji)考》。我離(li)开法学所后他还出过一本《中国古代法制论考》。扣(kou)除三部文集中重(zhong)復(fu)的部分，总计共有34篇文章。

单从量化(hua)的角度看，这区区不足40篇之数的文章对于高先生这样享(xiang)年90岁的高壽(shou)学者来说显得太少了点儿，但是写文章不是賣(mai)蘿(luo)蔔(bu)买白菜(cai)，不能论斤(jin)称按顆(ke)数，考量研究水平只能论质，无法计量。但凡能夠(gou)垂(chui)范后学、开拓新知的文章，即便一生只写出来一篇，也不妨(fang)礙(ai)其名留青(qing)史，为后学之师。反(fan)过来说，憑(ping)借权勢(shi)、地位、头銜(xian)，再藉(ji)着众多槍(qiang)手捉(zhuo)刀(dao)助(zhu)力，生前即被(bei)冠以“泰(tai)鬥(dou)”“大师”等(deng)華(hua)貴(gui)名头，縱(zong)使一生出版过成千(qian)部著作，发表过上萬(wan)篇文章，也不过貽(yi)笑后世罷(ba)了，何益(yi)之有呢？高恒先生留下的著述雖(sui)然不可谓多，也不敢(gan)保(bao)证篇篇都有創(chuang)新，但可以确信(xin)，每一篇都是他嘔(ou)心瀝(li)血(xue)的產(chan)物(wu)，且都可以当之无愧(kui)地称其为“研究”成果。

《秦律中“隸(li)臣(chen)妾(qie)”问题的探討(tao)》这篇曾被日本学者滋(zi)賀(he)秀(xiu)三先生贊(zan)譽(yu)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就不必说了，在中国法律史学界久已被傳(chuan)为佳(jia)话，我估(gu)计高先生后来能獲(huo)得中国社科院榮(rong)誉学部委(wei)員(yuan)的头衔，很可能还是借了这句“洋評(ping)”的光。高先生自己津(jin)津樂(le)道、不少回(hui)憶(yi)文章也一再提起的《论中国古代法学与名学的关系》等篇，这里也不多说了。单就前面提到过的《汉律篇名新笺》来说，在当时就很有新意。

在该文中，高先生首(shou)先承認(ren)，清代以来，如沈家本、程(cheng)樹(shu)德(de)等学者依据舊(jiu)史籍(ji)考釋(shi)、编纂(zuan)汉律令的工作取(qu)得了一定的成就，“使得一代律令，粗(cu)略可观”，但他又转而指出：“以往整(zheng)理汉律令的工作中，存(cun)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整理时，对律令篇名未作认真研究，不少篇名不能详其性(xing)质。”这充(chong)分体现了高先生治(zhi)学的一貫(guan)风格，他的研究总是能够站(zhan)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繼(ji)续开拓，不断前行。按照清人趙(zhao)翼(yi)的说法：“无所因而特创者難(nan)为功，有所本而求(qiu)精(jing)者易(yi)为力。”按照王(wang)国維(wei)的说法，这就是“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须经历的三种境界中的“第一境界”——“昨(zuo)夜(ye)西风雕(diao)碧(bi)树，独上高楼，望(wang)尽天涯(ya)路”。按照馮(feng)友(you)蘭(lan)的说法，这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

接下来想专门谈谈高先生的《〈汉书·刑法志〉的法律思想——兼(jian)论它(ta)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zhan)》一文。这篇文章是1991年暑(shu)期高先生提交给华东政法学院在无錫(xi)舉(ju)办的第一屆(jie)“儒学与法律文化”研讨会的论文。我也与高先生一起參(can)加了那次会議(yi)，当时也曾过该文几眼(yan)。从标题看，感觉就是篇泛(fan)泛而论的介绍性文章，故未多加留意。31年后再来細(xi)读此文，方才能体认到其中的功力和價(jia)值。

高先生认为，《汉书·刑法志》是现存最早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的专著，同时也是一篇以儒家学说为基本理论依据的重要法学著作，对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響(xiang)。这个说法，估计很多人会不以为然。区区一篇史志，不过一位史家的一己之言而已，既非(fei)出自国家的律令政典，又非源(yuan)于聖(sheng)君(jun)賢(xian)臣抑(yi)或某位思想家的著作語(yu)錄(lu)，怎(zen)么可能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呢？但依笔者现今的看法，高先生的这个立论不僅(jin)站得住腳(jiao)，而且毫(hao)无疑(yi)义。

高先生在此文中重点讨论了儒家的“德主刑輔(fu)”思想。他首先认为，“德主刑辅”思想不是班固(gu)的发明首创，而是“濫(lan)觴(shang)于西周，倡(chang)导于孔子，至西汉由董(dong)仲(zhong)舒(shu)形成一个完(wan)整的理论体系”。一方面，班固承认并重視(shi)“法对治国安(an)邦(bang)的作用”，这是儒家思想不同于道家而与法家思想相近的地方；另(ling)一方面，班固又认为法律并不是最主要的工具，它不能用来治本，这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根(gen)本差别所在。所以班固一再说明，法的作用仅在于辅助德政。这就是“德主刑辅”说的要旨(zhi)，并不复杂。

接下来，高先生又提出了一个大膽(dan)且重要的论点：不仅《刑法志》，就是整部《汉书》都贯徹(che)了“德主刑辅”理论。

这里我觉得可能有必要補(bu)充说明的一点是，在中西文化传統(tong)中，史学和史书的作用可能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人以及深受(shou)西方学术影响的当今中国人看来，历史学可能只不过是众多学科分工中的一个小小门類(lei)，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则不然。在中国历史上，任何学问都可归入(ru)历史学，处理任何现实问题都应从历史经驗(yan)出发。史学就是中国学术的源头，甚(shen)至可以代表中国学术的整体，而历代史书就是其主要的載(zai)体。明人王世貞(zhen)嘗(chang)言：“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高先生敢于做如下断言的底氣(qi)所在：在《汉书·刑法志》中，班固从西汉一代有关法制的活(huo)動(dong)中总结出的立法、司(si)法原(yuan)则，尤其是其中所阐述的儒家法律观点，对于汉以后历代王朝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法律儒家化，都有重要影响。笔者以为，高先生的这一见解称得上是高屋(wu)建瓴(ling)。

从遊(you)

那些年，法学所的返(fan)所日是每周二、四下午。迨(dai)1995年底我从美(mei)国訪(fang)学回来后，改(gai)成了每周二的一个整天。所谓“返所日”，是中国社科院专门針(zhen)对研究人员設(she)定的制度。研究人员平时一般都是在家里办公做研究，但每周有两个半天或一个整天要到各自所属的研究所集中上班，待(dai)室主任宣(xuan)布相关事項(xiang)后，一般就可以自便了。有的研究人员是象征(zheng)性地来研究室点个卯(mao)后就离所，有的会去图书馆或出外办事，也有些人可能在家憋(bie)久了，会聊(liao)到很晚才离所。高先生通常都是按时到所，来了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安靜(jing)地看看书报，偶尔也与我们聊上几句，话不会太多，五点前后便离所回家了，既不早退(tui)，也从不与人长聊晚走，很有規(gui)律。

高先生不善(shan)言谈也不好交际，但为人很謙(qian)遜(xun)，待人很客(ke)气。记得我刚到所的那年冬天，高先生正犯(fan)五十肩(jian)，右(you)臂(bi)上擡(tai)很吃(chi)力，离所时穿(chuan)大衣(yi)有点儿困难，偶尔会让我幫(bang)下忙，总是一再表示(shi)感謝(xie)。那时在二层办公室办公的除了徐(xu)先生一人外，高先生、韩先生、常先生再加上我这个新来的都是烟民。那年年底韩先生和常先生体檢(jian)查出肺部有腫(zhong)瘤(liu)，都住进了通縣(xian)结核(he)病(bing)研究所。一个周二下午我隨(sui)刘先生、高先生还有所里其他许多人去醫(yi)院探视，一下车，高先生就掏(tao)出来一支(zhi)香(xiang)烟遞(di)给我说：“兄(xiong)弟(di)，抽(chou)一支吧！”那时我才刚滿(man)25周岁，最初聽(ting)了很是惶(huang)恐(kong)，后来听多了也就習(xi)慣(guan)了。虽然早就听说旧时代的读书人在称谓上一向很自谦，但像高先生这样恭(gong)謹(jin)自律的人此时毕竟已極(ji)少见了。在法制史研究室，抑或整个法学所的老一辈学者中，好像我也只见到高先生一人保持着这种老派的风格。

1988年4月的某个返所日，办公室里只有我和高先生两人。高先生忽(hu)然对我说：“小蘇(su)，妳(ni)有没有註(zhu)意到我最近的变化？”我说“没有啊(a)”。他说今年的4月7日是首个“世界无烟日”，他那天正好读报看到了，就决定試(shi)一试自己的定力，如今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一直没再抽烟，也没觉得怎样。他说：“有些人发誓(shi)要戒(jie)烟，就把(ba)烟扔(reng)掉(diao)或燒(shao)掉，没多久又去买烟抽。我戒烟时就把烟放在眼前，既不扔也不烧，就看看自己能不能顶住它的誘(you)惑。”我知道高先生的意思是暗(an)勸(quan)我也试着戒烟，但他不明说，这是他的风格，从不強(qiang)加于人。后来我自己确实试着戒烟，从1993年的初次，其后又有三四次，直到2012年才终于成功。这次戒烟成功让我体会到了高先生当年说那番(fan)话的深意：人类最强大的动力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在的自我克(ke)制。

不了解高先生的人，可能以为他是位僵(jiang)硬(ying)刻板(ban)的书呆(dai)子、老夫子，室里的年輕(qing)人确实也暗中称他作“高老夫子”。但其实他是一位很有情感，也很有童(tong)心的学者。工作之余(yu)，他还很喜(xi)歡(huan)旅(lv)游。在同室諸(zhu)位老先生中，与我同游次数最多、也游興(xing)最高的就得数他了，尤其1990年春的张家界之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一年的3月18日一早，我们研究室一行6人前往长沙参加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換(huan)届大会。那些年人们收(shou)入很低，純(chun)自費(fei)旅游是个消(xiao)费不起的奢(she)侈(chi)品(pin)，只能利(li)用开会出差的機(ji)会順(shun)道为之。会议结束(shu)后，海年先生和韩先生都返京了，只有高先生和我们3个年轻人連(lian)同其他单位的9位同行一道自费前往张家界。

我们一行13人先是乘(cheng)了七(qi)八(ba)个小时的大巴(ba)车到了慈(ci)利，再从慈利换乘火(huo)车到大庸(yong)，27日一早乘中巴车来到张家界。由于不再原路返回，大家都一路背(bei)着自己的全部行李(li)登(deng)山(shan)，高先生虽已届花(hua)甲(jia)之年，也是自己背着自己的行李。下午下起了毛(mao)毛细雨，山顶上仅有的几家小旅馆已经没有床位了，我们只能分住在土(tu)家族(zu)老鄉(xiang)家中，洗(xi)漱(shu)也只有涼(liang)水。第二天我们顺着一条山溪(xi)沖(chong)出来的小徑(jing)，连滾(gun)带爬(pa)地下山，一个个全滚得像个泥(ni)猴(hou)儿一般。到了水繞(rao)四门，山洪下来了，到处是水，只能雇(gu)苗(miao)族老乡的馬(ma)骑行十余里地，然后再下马爬山。当晚我们住在一家廉(lian)价民宿(xiu)中，想起这一路上的艱(jian)难驚(jing)險(xian)，大家都叫苦(ku)不叠(die)，但沿(yan)途我从未听见高先生有过一句抱(bao)怨(yuan)的话，也从未让我或别的年轻人帮他拿(na)过行李。

像高先生这样从不强加于人的前辈学者并不多见，他属于那种既能恪(ke)尽自己作为尊(zun)长的倫(lun)理責(ze)任，又不妄(wang)将晚辈对师长的敬(jing)重之情想象成法定权利的学者。反观当今中国学界，利用领导或长辈的身份(fen)，巧(qiao)取豪(hao)奪(duo)下级晚辈的事儿早已司空(kong)见惯且无奇不有了，在他们心底，中国传统的尊卑(bei)长幼(you)伦理不是自律而是律人的。一念(nian)之殊(shu)，行止(zhi)迥(jiong)异。

如果允(yun)许我对高先生的品行加以概(gai)括(kuo)的话，我觉得用“厚道、认真、本分”6个字可以尽之。说起高先生的厚道，我刚到所不久，师兄李建华先生就跟我说过：“你们室的高老师可是位忠(zhong)厚长者。”以后十多年的相处，无不印证了他的这一说法。高先生曾担任法理、法史两室聯(lian)合黨(dang)支部书记，总是有形无形地保護(hu)着我们这些莽(mang)撞(zhuang)的年轻人，但事后却从未再听他提起过一个字儿。

说起他的认真，有时会让人感到尷(gan)尬(ga)。1991年暑期的无锡会议上，有位上海学者当着我的面向高先生謬(miu)獎(jiang)我的一篇文章，高先生却未置(zhi)可否(fou)，让我有点儿不自在，心想这老夫子也太过較(jiao)真了，哪怕(pa)是虛(xu)应一下呢，也算是给我个臺(tai)階(jie)下呀(ya)！好在我深知高先生的为人，他肯(ken)定是事先没读过我的文章，凡是他不了解或拿不准的事情，是絕(jue)不会轻易表態(tai)的。

说起高先生的本分，那可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为稀缺的品格了。每个人立身社会，都有他的本分，旁(pang)的不说了，就说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研究人员的本分吧，应该是什么呢？当然是做好本职学术研究呀！高先生80年代发表的文章有13篇，他1990年初退休(xiu)了，在返聘(pin)的10年间仍(reng)发表论文12篇，进入21世纪后，他不再返聘了，猶(you)居家研究不輟(chuo)，撰写论文8篇。他这一生，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

我在法学所工作了23年出头，深知这是一个十分清閑(xian)但也很有点儿清貧(pin)的单位。对法制史研究室的学者来说，可能又加了个“更”字。实话实说，清贫易忍(ren)，寂(ji)寥(liao)难耐(nai)。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日漸(jian)富庶(shu)开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在的诱惑更无时不在。当年与我同时分配到法学所工作的年轻研究人员有十多位，但坚持下来一直从事学术研究的却所剩(sheng)无几。是什么让我坚守住了自己的专业，没有入仕(shi)，没有下海，也没有出国不归呢？一直没想太清楚(chu)。除了个人性格上的遲(chi)鈍(dun)和懶(lan)惰(duo)外，可能就是法制史研究室那濃(nong)郁(yu)的学术氛(fen)圍(wei)，特别是室内老先生们的身教楷(kai)模效(xiao)应吧。而无形中潛(qian)移(yi)默(mo)化对我影响最大的则非高恒先生莫(mo)属。

荀(xun)子说，只有“心平愉(yu)”的人，才能“无万物之美而可以養(yang)乐，无埶(埶)列(lie)之位而可以养名”（不靠外在的物质之美而能保持快(kuai)乐，不靠外在的官爵(jue)地位而能保持良(liang)好声誉），这就是“重己役(yi)物”，反过来则是“以己为物役”。问学40年来，我亲眼见过的学界名流不少，大多难逃(tao)“以己为物役”，像高先生这样“重己役物”的淳(chun)儒，能有几人呢？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shou)）

发于2023.6.26总第1097期《中国新闻周刊(kan)》杂志

杂志标题：我所认识的“高老夫子”

作者：苏亦工返回搜(sou)狐(hu)，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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