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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托(tuo)卡(ka)馬(ma)克(ke)之(zhi)冠(guan)：印(yin)度(du)設(she)國(guo)家(jia)級(ji)“殺(sha)豬(zhu)盤(pan)”，中(zhong)企(qi)為(wei)何(he)仍(reng)前(qian)赴(fu)後(hou)繼(ji)？

【文(wen)/觀(guan)察(cha)者(zhe)網(wang)專(zhuan)欄(lan)作(zuo)者 托卡马克之冠】

近(jin)日(ri)，小(xiao)米(mi)在(zai)印度再(zai)遇(yu)黑(hei)暗(an)時(shi)刻(ke)。

據(ju)印度《經(jing)濟(ji)时報(bao)》报道(dao)，印度政(zheng)府(fu)要(yao)求(qiu)中国的(de)幾(ji)家在印度有(you)廣(guang)泛(fan)業(ye)務(wu)的知(zhi)名(ming)企业，如(ru)小米、OPPO、真(zhen)我(wo)（Realme）和(he)vivo等(deng)手(shou)機(ji)制(zhi)造(zao)商(shang)，必(bi)須(xu)任(ren)命(ming)印度籍(ji)人(ren)士(shi)擔(dan)任首(shou)席(xi)執(zhi)行(xing)官(guan)、首席運(yun)營(ying)官、首席財(cai)务官和首席技(ji)術(shu)官等職(zhi)位(wei)。

印度政府還(hai)指(zhi)示(shi)它(ta)們(men)必须將(jiang)合(he)同(tong)制造工(gong)作委(wei)派(pai)給(gei)印度公(gong)司(si)，要求它们成(cheng)立(li)合資(zi)企业，将印度當(dang)地(di)承(cheng)包(bao)商的制造业务提(ti)高(gao)至(zhi)“零(ling)部(bu)件(jian)”水(shui)平(ping)。

除(chu)此(ci)之外(wai)，印度执法(fa)局(ju)近日發(fa)布(bu)文件稱(cheng)，已(yi)正(zheng)式(shi)向(xiang)小米印度公司和該(gai)公司相(xiang)關(guan)高管(guan)以(yi)及(ji)三(san)家銀(yin)行等发出(chu)通(tong)知，陳(chen)述(shu)其(qi)“非(fei)法”匯(hui)款(kuan)555.1億(yi)盧(lu)比(bi)资金(jin)（約(yue)合人民(min)幣(bi)48亿元(yuan)）的行为。

印度方(fang)面(mian)指控(kong)小米及其印度子(zi)公司以“特(te)許(xu)權(quan)使(shi)用(yong)費(fei)”的名義(yi)，向国外實(shi)體(ti)“非法”汇款。印度方面認(ren)为，小米印度只(zhi)是(shi)印度手机的貿(mao)易(yi)商和分(fen)銷(xiao)商，這(zhe)些(xie)印度生(sheng)產(chan)的手机並(bing)未(wei)從(cong)国外獲(huo)得(de)实質(zhi)性(xing)的服(fu)务。

因(yin)此，小米高達(da)555.1亿卢比的资金，被(bei)印度凍(dong)結(jie)了(le)。

小米對(dui)於(yu)这些指控也(ye)進(jin)行了反(fan)駁(bo)。例(li)如小米方面聲(sheng)称，在印度执法局执行的扣(kou)押(ya)數(shu)目(mu)中84%的金額(e)，都(dou)是小米支(zhi)付(fu)给高通公司的特许专利(li)费。

小米印度回(hui)應(ying)“遭(zao)印度扣押资产”（圖(tu)/小米官网）

对于此次(ci)印度方面以近乎(hu)于組(zu)合拳(quan)的方式对小米和多(duo)家中国企业的聯(lian)合施(shi)壓(ya)，綜(zong)合各(ge)方面消(xiao)息(xi)來(lai)看(kan)，不(bu)出意(yi)外的話(hua)，中国企业应该是遭遇了印度对待(dai)外资企业时慣(guan)常(chang)的印度式“杀猪盘”。

先(xian)說(shuo)筆(bi)者的结論(lun)：印度不是壹(yi)個(ge)对外来投(tou)资经营友(you)善(shan)的国家，更(geng)不是一个营商環(huan)境(jing)良(liang)好(hao)的国家；这个国家龐(pang)大(da)的人口(kou)常常會(hui)讓(rang)跨(kua)国企业产生该国市(shi)場(chang)潛(qian)力(li)巨(ju)大、預(yu)期(qi)利潤(run)豐(feng)厚(hou)、商业前途(tu)可(ke)期的嚴(yan)重(zhong)錯(cuo)覺(jiao)。

·“量(liang)身(shen)设限(xian)”

印度是一个神(shen)奇(qi)的地方，这个地方創(chuang)造正價(jia)值(zhi)的能(neng)力是可疑(yi)的，但(dan)是创造負(fu)价值的能力冠絕(jue)天(tian)下(xia)。

印度庞大的人口，不僅(jin)沒(mei)有给其帶(dai)来與(yu)其人口規(gui)模(mo)相匹(pi)配(pei)的市场能力，反而(er)因內(nei)部族(zu)群(qun)、文化(hua)、宗(zong)教(jiao)和社(she)会结構(gou)的極(ji)端(duan)多元化，让整(zheng)个国家陷(xian)入(ru)营商环境极端惡(e)劣(lie)的泥(ni)潭(tan)之中。看重印度的人口规模而冒(mao)然(ran)进入其中的跨国企业，少(shao)有不雞(ji)飛(fei)蛋(dan)打(da)的。

印度的营商环境有多恶劣呢(ne)？隨(sui)便(bian)舉(ju)几个例子。

以外资準(zhun)入制度为例。

印度对于外资的管理(li)并没有一部統(tong)一的法律(lv)，其对外资管理的陈述分散(san)在包括(kuo)《1999年(nian)外汇管理法》、《1991年工业政策(ce)陈述》、《工业政策決(jue)議(yi)》等一系(xi)列(lie)法律法规中。

而且(qie)印度方面还经常以政策或(huo)行政指令(ling)的方式对外资准入进行修(xiu)改(gai)，其中部分指令常出現(xian)互(hu)相打架(jia)、自(zi)相矛(mao)盾(dun)的情(qing)況(kuang)，令外资企业無(wu)所(suo)適(shi)从。

例如印度高等法院(yuan)把(ba)投资仲(zhong)裁(cai)明(ming)確(que)规定(ding)为“非商业性质”的糾(jiu)紛(fen)，从而繞(rao)開(kai)《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有关规定，避(bi)免(mian)外国投资者就(jiu)投资問(wen)題(ti)进行仲裁，卻(que)又(you)在2017年修訂(ding)通過(guo)的《敵(di)产法》中明确把外国投资定性为商业行为。于是，外国在印度投资就處(chu)于一種(zhong)既(ji)是商业又不是商业的疊(die)加(jia)態(tai)中——笔者称之为薛(xue)定諤(e)的商业。

再比如，印度2000年的《外汇管理规則(ze)》规定，没有得到(dao)印度儲(chu)備(bei)银行的许可，印度鄰(lin)国的公民不得在印度设立分支机构和辦(ban)事(shi)处，且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立商业机构。但包括孟(meng)買(mai)等地的地方政府为了吸(xi)引(yin)外来投资，则在地方法规中明确规定外资企业只需(xu)要向当地政府部門(men)报备即(ji)可设立商业机构。这是地方法规和中央(yang)法规掐(qia)架。

另(ling)外，印度对外资的審(shen)批(pi)程(cheng)序(xu)非常特殊(shu)，分为“自動(dong)路(lu)徑(jing)”和“政府路径”。在很(hen)多項(xiang)目的准入审批上(shang)，外国投资只能通过“政府路径”进入；而要通过“政府路径”，除必须获得直(zhi)接(jie)主(zhu)管部门的批准外，还必须通过印度内政部的安(an)全(quan)审查(zha)并取(qu)得许可。

然而，相关审批程序缺(que)乏(fa)具(ju)体规则，过程不公开不透(tou)明。这導(dao)致(zhi)印度政府的有关部门对于外资的进入有相当大的自由(you)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绕过了法定程序，完(wan)全处于一种黑箱(xiang)、不透明的狀(zhuang)态。

且就算(suan)拿(na)到了印度内政部的安全审查许可也并不保(bao)險(xian)，因为印度政府保留(liu)了审查任何他(ta)们认为可能对印度的国家安全造成影(ying)響(xiang)的投资的权力，并常常以此为由阻(zu)斷(duan)已经发起(qi)的外资投资行为并没收(shou)其财产。

例如2005年，当时華(hua)为計(ji)劃(hua)在印度投资6000萬(wan)美(mei)元，于班(ban)加羅(luo)爾(er)建(jian)立生产中心(xin)和研(yan)发中心，同时向已经建立的印度研发中心增(zeng)资4000万美元。但当时掌(zhang)握(wo)相关业务审批权限的印度外资促(cu)进委員(yuan)会和電(dian)信(xin)部都声称，华为与中国情报部门、軍(jun)事机构存(cun)在联系，因此可能会威(wei)脅(xie)印度的国家安全，并以此为由予(yu)以否(fou)决。

印度对于外资准入，实行的是名义上的黑名單(dan)制度，但事实上施行的是白(bai)名单制度。因为印度方面制定的黑名单包罗万象(xiang)，列出了眾(zhong)多禁(jin)止(zhi)外资进入的行业，又用法律形(xing)式规定大量行业为印度国企獨(du)占(zhan)或者小规模企业独占，导致黑名单比黑名单之外的範(fan)圍(wei)更大，反而形成了事实上的白名单制度。

2020年4月(yue)，由新(xin)冠疫(yi)情引发的经济蕭(xiao)條(tiao)导致资产价格(ge)大幅(fu)下跌(die)，印度政府开始(shi)以立法和行政指令的方式，阻撓(nao)外国资本(ben)对印度企业进行趁(chen)机收購(gou)，尤(you)其是对来自中国的企业和资本进行了歧(qi)視(shi)性的針(zhen)对。

印度商工部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司发布的2020年3號(hao)文件明确规定，对“与印度接壤(rang)国家或屬(shu)于该類(lei)国家公民”的投资，必须一律通过“政府路径”进行审批。受(shou)该法案(an)影响的国家原(yuan)本只有巴(ba)基(ji)斯(si)坦(tan)和孟加拉(la)国，但这兩(liang)国对印度的投资本就微(wei)乎其微，该法案明顯(xian)是针对中国量身订制的。

除此之外，印度通过限制邻国投资者和承包商的方式来保障(zhang)国家和国防(fang)安全的行为也非常极端。

例如，印度2000年发布的《外汇管理规则》明确规定，中国公民不得在印度购买和轉(zhuan)让不动产，只能租(zu)用不动产且不超(chao)过5年。这一规定明确違(wei)反世(shi)贸组織(zhi)有关于最(zui)惠(hui)国待遇的有关规定。再例如，印度在2020年7月23日对《2017年财政通则》进行修订，基本上把中国企业排(pai)除在了印度的政府采(cai)购项目中。

·“小鬼(gui)難(nan)纏(chan)”

印度国内错综復(fu)雜(za)的文化、宗教、法律、族群等问题也是外资进入印度的重大阻礙(ai)，而印度政府也非常樂(le)于利用其国内这种错综复杂的特殊社会环境设置(zhi)“杀猪盘”，对外资进行关门打狗(gou)式的掠(lve)奪(duo)。

換(huan)言(yan)之，外资在通过印度政府审批进入印度之后，一切(qie)并没有就此结束(shu)，而是剛(gang)刚开始。外资在与印度政府这尊(zun)閻(yan)王(wang)掰(bai)扯(che)清(qing)楚(chu)后，还必须与业务开展(zhan)地區(qu)的地方政府及当地的各路地頭(tou)蛇(she)这些小鬼打交(jiao)道。

比如土(tu)地使用、环境保護(hu)、电力使用、勞(lao)工雇(gu)傭(yong)等问题，这些事无巨細(xi)的问题都需要和印度到处都是的地头蛇们打交道，只有把这些复杂的问题挨(ai)个鏟(chan)平，投资经营活(huo)动才(cai)能正式开展。

即使不討(tao)论那(na)些遊(you)走(zou)在灰(hui)色(se)地带的印度社会力量，只和印度地方政府明面上的规定打交道，也是一件令人痛(tong)苦(ku)的工作。如有調(tiao)查显示，在印度投资建设一个典(dian)型(xing)的电力项目，需要43个印度联邦(bang)政府部门和57个印度地方政府部门的审批手續(xu)。

这还是一切順(shun)利的前提下，有许多外商投资在搞(gao)定了印度联邦政府后，死(si)活拿不下印度地方政府，或者把印度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擺(bai)平之后，就是搞不定当地的地头蛇，结果(guo)项目无法推(tui)进，资金无法回籠(long)，只好半(ban)途而廢(fei)，随后大量前期投资项目成为沈(chen)没成本，被当地人和政府瓜(gua)分殆(dai)盡(jin)。

例如，万达集(ji)團(tuan)在2016年计划豪(hao)擲(zhi)百(bai)亿美元，在印度哈(ha)裏(li)亞(ya)納(na)邦投资建设一座(zuo)占地面積(ji)达7000-9000英(ying)畝(mu)（约28-36平方千(qian)米）的产业新城(cheng)。万达集团的经营人员费尽九(jiu)牛(niu)二(er)虎(hu)之力終(zhong)于闖(chuang)过印度政府设立的重重阻碍，拿到了一切法律和政策许可，却因无法解(jie)决当地土地所有者的权益(yi)声索(suo)问题而最终导致项目擱(ge)淺(qian)，前期投资和到位款项也尽数打了水漂(piao)。

当时万达方面求助(zhu)于哈里亚纳邦官员，当地官员打著(zhu)(zhe)官腔(qiang)，一方面表(biao)示熱(re)烈(lie)歡(huan)迎(ying)外资到本地投资经营，宣(xuan)称将全力提供(gong)一切支持(chi)和便利，另一方面却对万达方面提出的協(xie)助要求两手一攤(tan)表示愛(ai)莫(mo)能助。至于这些地方官僚(liao)和当地地头蛇之間(jian)那千絲(si)万縷(lv)的关系，就不足(zu)为外人道了。

另外，印度劳工法律制度繁(fan)杂严苛(ke)，实際(ji)有效(xiao)且能夠(gou)发揮(hui)作用的相关法律多达上百部。比如，仅涉(she)及工资发放(fang)的全国性法律就有五(wu)部，包括《1948年工业雇佣法》《1936年工资支付法》《1976年同工同酬(chou)法》《1965年獎(jiang)金支付法》《1972年报酬法》。这些还只是全国法规，地方法规更是复杂如迷(mi)宮(gong)。

近几年，印度开始对涉及劳动的法律进行整合，2019年批准了《工资法》，2020年通过了三部劳动法，《社会保障法》《职业 安全、健(jian)康(kang)和工作条件法》《劳资关系法》。

此外，由于特殊的歷(li)史(shi)沿(yan)革(ge)，印度的工会极其強(qiang)大，而此类工会又往(wang)往与印度地方的宗教、族群、社团、家族等勢(shi)力关联密(mi)切，人事變(bian)动要经历冗(rong)長(chang)的官僚审批程序。这导致雇主几乎无法解雇劳工，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印度企业由于懼(ju)怕(pa)觸(chu)犯(fan)法律和惹(re)怒(nu)工会而寧(ning)願(yuan)以較(jiao)小规模維(wei)持经营，尽可能地不增加雇佣。

根(gen)据美国咨(zi)詢(xun)机构麥(mai)肯(ken)錫(xi)的调查显示，在2009年时，印度84%的企业雇佣人数少于50人。经过印度總(zong)理莫迪(di)多年的努(nu)力，这一数据有所下降(jiang)，但并没有根本起色。世界(jie)银行《2013年营商环境报告(gao)》更是直接指出，印度旨(zhi)在保护劳工权益的极端做(zuo)法反而导致资本畏(wei)惧对印度进行投资，导致印度損(sun)失(shi)了大量潜在的工作崗(gang)位，反而损害(hai)了劳工階(jie)層(ceng)的利益。

·“磨(mo)刀(dao)霍(huo)霍”

小米进入印度市场的时间是在2014年7月，当年就被爱立信以专利侵(qin)权为由起訴(su)，一度面臨(lin)手机销售(shou)禁令，最后是依(yi)靠(kao)和高通合作，通过高通的反向授(shou)权才得以解除禁令继续出售手机。

2015年，小米与富(fu)士康合作在印度投资建廠(chang)生产手机，响应了印度总理莫迪的“印度制造”的号召(zhao)，并拉来了印度产业巨头塔(ta)塔集团的投资。当时小米大幅增强了自己(ji)的本地化进程，除了拉来塔塔集团的投资外，还在投资建厂时整合了印度当地繁榮(rong)興(xing)旺(wang)的山(shan)寨(zhai)机产业业务渠(qu)道、客(ke)戶(hu)资源(yuan)及供应鏈(lian)，把外资投资印度时常見(jian)的超级阻碍因素(su)之一——小商販(fan)群体纳入了体系之内，由此迅(xun)速(su)获得印度市场认可，迎来飞速发展，甚(shen)至在2017年就实现了印度市场智(zhi)能手机出貨(huo)量排名第(di)一，从商品(pin)成交额来看是当年印度第三大零售直销平臺(tai)的成就。

资料(liao)图来源：Facebook

公允(yun)地说，从商业决策的角(jiao)度来考(kao)慮(lv)，小米在印度的营销策略(lve)几乎每(mei)一步(bu)都走对了。不论是通过与印度本土产业巨头塔塔的合资经营以绕过印度当地错综复杂的法律障碍，还是将小商贩和山寨机群体纳入自己的业务体系中，小米没有犯下任何决策错誤(wu)。特別(bie)是后者，这一手堪(kan)称“神来之笔”。

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和法律环境，小商贩群体在印度的政治(zhi)版(ban)图中有着与自身经济体量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力，是印度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和黨(dang)派势力都不敢(gan)輕(qing)易得罪(zui)的群体。许多跨国商业巨头进入印度市场折(zhe)戟(ji)沉沙(sha)，都与小商贩群体的刻意阻挠有密切关系。

这与印度的历史有关。

印度历史上被殖(zhi)民始于对外开放，英国人是通过印度土邦王公允许英国人在当地经商贸易而获得了立足點(dian)，随后以商业擴(kuo)張(zhang)为导向开啟(qi)了对印度的殖民进程。因为这个原因，印度社会对于对外开放有极其强烈的恐(kong)惧心态——这和中国不一樣(yang)，中国认为近代(dai)以来的落(luo)后来自于閉(bi)关鎖(suo)国，缺乏交流(liu)，然后落后挨打，全面发展则始于改革开放；印度刚好反过来，他们认为是开放导致了亡(wang)国，闭关锁国在他们看来属于先进经驗(yan)。

而当年英国式大资本的进入迅速摧(cui)毀(hui)了印度的小農(nong)经济，农村(cun)手工业经济和市鎮(zhen)小商贩经济的历史又历历在目，这导致印度获得独立后痛定思(si)痛，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对小商贩群体的保护近乎于走火(huo)入魔(mo)。当年甘(gan)地带領(ling)印度人鬧(nao)独立时，一个重要举措(cuo)就是号召印度民众从小商贩处消费土布和土鹽(yan)，抵(di)制英国的工业品。

小米为了扩大业务，選(xuan)擇(ze)了招(zhao)安和团结小商贩群体，不仅避开了这一群体巨大的政治能量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阻碍，还整合并充(chong)分利用了这一群体四(si)通八(ba)达、无孔(kong)不入的业务渠道，扩大了品牌(pai)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极大地降低(di)了企业运行成本。

可见小米在印度的经营人员对印度当地特殊的市场环境是有着极为深(shen)刻的理解的，在对印度社会进行的调研工作中是下了一番(fan)功(gong)夫(fu)的。

将山寨机业务无縫(feng)銜(xian)接到小米的产品体系之内，这种润物(wu)细无声的方式也一度消化掉(diao)了印度市场对跨国巨头的条件反射(she)式畏惧，甚至让印度社会一度产生了小米是一家印度企业的错觉，这是非常难得的。

须知印度企业对跨国巨头的这种畏惧，曾(zeng)经导致了印度政府与多家跨国巨头的商业纠纷，并引发了2011年至2015年跨国巨头对印度政府提出的国际投资仲裁浪(lang)潮(chao)。

当时包括沃(wo)达丰、德(de)国电信、日产等知名企业在内的跨国产业巨头，接連(lian)就稅(shui)收索賠(pei)和违约纠纷等问题对印度提起国际仲裁，最终导致印度政府接连敗(bai)诉并支付了巨额赔償(chang)。此后驚(jing)恐的印度政府发布了《2016年印度雙(shuang)邊(bian)投资协定示范文本》，大幅降低了印度对外开放的力度，大规模废止了其他国家与印度簽(qian)订的双边投资协定。

小米几乎避开了每一个坑(keng)，跨越(yue)了每一道门檻(kan)，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最大限度地安撫(fu)了印度的社会情緒(xu)，对印度的营商环境进行了保姆(mu)式的照(zhao)顧(gu)，甚至关註(zhu)到了许多经常被忽(hu)略但至关重要的细節(jie)，没有犯下许多历史悠(you)久(jiu)的老(lao)牌跨国巨头都犯下过的错误。可以说，小米的经营策略没有太(tai)多可指責(ze)的地方。

但就算如此，小米还是被打入当下这种没收财产、巨额罰(fa)款、变相收购的困(kun)境，几乎是被逼(bi)迫(po)着事实上退(tui)出印度市场。

在一场双方合作的关系中，当其中一方没有任何过错时，唯(wei)一可信的结论就是另一方有意为之。笔者认为，在小米于印度的业务已经日趨(qu)成熟(shu)、营收非常穩(wen)定的当下，印度这种突(tu)如其来的组合拳式的刁(diao)难，应是印度的相关部门和利益集团眼(yan)看桃(tao)子熟了，出来收割(ge)了；再加上由于边境沖(chong)突等问题，中印关系遇冷(leng)，印度方面顺手牽(qian)羊(yang)，进行一次在印度并不少见的政治劫(jie)掠而已。

欲(yu)加之罪，何患(huan)无辭(ci)。

面对这种有意刁难，坦率(lv)地说，笔者认为小米在这场爭(zheng)端中恐怕是没有太多机会的，因为妳(ni)不可能在对方制定的规则中打败对方，这不是增加合规性投资或者高度关注法律風(feng)险所能解决的问题。说白点，就算小米“把肚(du)子剖(pou)开”，鐵(tie)了心要开这个“杀猪盘”的印度方面依然可以声称小米“吃(chi)了两碗(wan)粉(fen)”。

·敲(qiao)响警(jing)鐘(zhong)

笔者认为，小米此次面临的事件，给所有有誌(zhi)于走出去(qu)、在海(hai)外扩大投资和经营范疇(chou)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中国企业除了要关注业务和利润等商业问题外，还应该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历史进程的演(yan)进有充分的研究(jiu)，提早(zao)做好风险预案，规避不必要的损失。

另外，中国企业对于自身的定位和身份(fen)，心里要有数，不要想(xiang)当然。

比如华为，当年华为在国际上一直堅(jian)持以国际化企业面目示人，最后结果如何？美国人因为华为以国际企业的面目示人就放过它了嗎(ma)？并没有。

小米同理，小米在印度几乎做到了让印度人以为小米是印度企业的地步，小米总裁雷(lei)军还曾经穿(chuan)着印度民族服飾(shi)出席印度的商业活动，那句(ju)著名的“India’s mi fans，are you ok？”（“印度的小米粉丝们，你们好吗？”）的招呼(hu)声更是在国内成为知名互联网梗(geng)，然而结果如何？印度人因此放过小米了吗？

中国企业除了必要的规避风险、照顾当地市场情绪外，还需要克服那种通过自詡(xu)“国际化”来一味(wei)讨好海外营商环境的傾(qing)向，因为这麽(me)做其实毫(hao)无意义，人家搞不搞你和你做什(shen)么姿(zi)态没有关系。就像(xiang)那句著名台詞(ci)说的，“糊(hu)塗(tu)，杀了你，金子也是我的。”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如何在一个全球(qiu)化的时代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也是一项需要尽快(kuai)纳入议事日程的必要工作。自古(gu)以来商业就不单純(chun)是一个低买高賣(mai)、保本求利的賬(zhang)本问题，经商从来就和防务工作密不可分。大航(hang)海时代，海盜(dao)、漁(yu)民、商人、海军不过是同一群人在不同环境下使用的不同身份而已，商船(chuan)不裝(zhuang)炮(pao)等于白给海盗，是那个时代最基本的商业常識(shi)。

我们不能一边呼籲(xu)中国企业走出去，一边却不为其提供足够的支撐(cheng)和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在海外缺乏母(mu)国的庇(bi)护和支持，处于孤(gu)军奮(fen)戰(zhan)的窘(jiong)境中，也恰(qia)恰是国内许多企业只能通过自诩“国际企业”、通过讨好当地社会以求自保的重要原因。

要增强中国企业的向心力，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是企业和政府双向奔(ben)赴、协同合作的一个关鍵(jian)課(ke)题。

不要问自由贸易能为你做什么，而应该问问你能为自由贸易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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