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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李(li)公(gong)明(ming)｜壹(yi)周(zhou)書(shu)記(ji)：在(zai)觀(guan)念(nian)史(shi)中(zhong)被(bei)遮(zhe)蔽(bi)的(de)观念與(yu)……時(shi)代(dai)病(bing)癥(zheng)

《时代的活(huo)體(ti)解(jie)剖(pou)：20世(shi)紀(ji)观念史肖(xiao)像(xiang)》，[德(de)] 阿(e)克(ke)塞(sai)爾(er)·霍(huo)耐(nai)特(te)著(zhu)，梁(liang)樂(le)睿(rui)譯(yi)，上(shang)海(hai)人(ren)民(min)出(chu)版(ban)社(she)2023年(nian)4月(yue)出版，268頁(ye)，72.00元(yuan)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是(shi)著名(ming)德國(guo)社會(hui)哲(zhe)學(xue)家(jia)，被譽(yu)為(wei)法(fa)蘭(lan)克福(fu)学派(pai)“第(di)三(san)代”最(zui)重(zhong)要(yao)的理(li)論(lun)家，他(ta)的著作(zuo)對(dui)中国讀(du)者(zhe)來(lai)說(shuo)也(ye)並(bing)不(bu)陌(mo)生(sheng)。多(duo)年前(qian)读過(guo)他的《为承(cheng)認(ren)而(er)鬥(dou)爭(zheng)》 （Kampf um Anerkennung，1985；胡(hu)繼(ji)華(hua)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當(dang)时想(xiang)到(dao)的是在我(wo)們(men)的思(si)想啟(qi)蒙(meng)歷(li)程(cheng)中，对於(yu)在個(ge)体經(jing)驗(yan)中人的自(zi)信(xin)、道(dao)德尊(zun)嚴(yan)和(he)自我實(shi)現(xian)的希(xi)望(wang)究(jiu)竟(jing)是如(ru)何(he)被摧(cui)毀(hui)、被蔑(mie)視(shi)的。這(zhe)个重要問(wen)題(ti)仍(reng)然(ran)沒(mei)有(you)在社会理论研(yan)究中受(shou)到應(ying)有的重视，因(yin)此(ci)在读到霍耐特從(cong)青(qing)年黑(hei)格(ge)尔的承认理论發(fa)展(zhan)出他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时候(hou)確(que)有一種(zhong)震(zhen)撼(han)之(zhi)感(gan)。但(dan)是对于霍耐特从規(gui)範(fan)性(xing)范疇(chou)出发建(jian)構(gou)愛(ai)、法律(lv)和共(gong)同(tong)体意(yi)識(shi)等(deng)三种承认模(mo)式(shi)，并且(qie)深(shen)信建立(li)在道德基(ji)礎(chu)上的承认模式与共同体的團(tuan)結(jie)具(ju)有现实可(ke)能(neng)性，我的疑(yi)慮(lv)則(ze)从未(wei)消(xiao)失(shi)。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观念史的从“认同”到“承认”的发展问题，而首(shou)先(xian)是“承认”作为一种在现实经验中如何能夠(gou)被承认的问题；關(guan)于“承认”的观念性闡(chan)釋(shi)的可能性与誘(you)惑(huo)反(fan)而更(geng)凸(tu)顯(xian)了(le)在现实語(yu)境(jing)中的困(kun)惑性。但是無(wu)论如何，对于霍耐特在观念史与社会理论建构方(fang)面(mian)的穿(chuan)透(tou)性阐释的能力(li)是留(liu)下(xia)了深刻(ke)印(yin)象(xiang)。

近(jin)日(ri)读阿克塞尔·霍耐特的 《时代的活体解剖：20世纪观念史肖像》（原(yuan)书名Vivisektionen eines Zeitalters:Portr?tes zur Ideenheschichte des 20Jahrhunderts，2014），有一种在观念史与个体经验及(ji)时代现实感之間(jian)緊(jin)密(mi)聯(lian)系(xi)的感受，由(you)此想到的是霍耐特的这个研究视角(jiao)及其(qi)在论述(shu)中呈(cheng)现的思想观念沖(chong)突(tu)对我们而言(yan)可能具有某(mou)种特殊(shu)的启发性和现实意義(yi)。霍耐特在該(gai)书中所(suo)選(xuan)取(qu)的十(shi)一位(wei)理论家的共同點(dian)是“从20世纪的历史经验空(kong)间中獲(huo)得(de)理论創(chuang)作的靈(ling)感，即(ji)便(bian)是在这种完(wan)全(quan)外(wai)在的意义上，他们就(jiu)已(yi)殊途(tu)同歸(gui)” （前言）。更重要的是“他们窮(qiong)其一生，都(dou)不願(yuan)超(chao)然于政(zheng)治(zhi)-历史的事(shi)件(jian)之外来理解自己(ji)的工(gong)作。即使(shi)如羅(luo)賓(bin)·科(ke)林(lin)伍(wu)德这般(ban)看(kan)似(si)遁(dun)世而懷(huai)舊(jiu)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理论或(huo)許(xu)能为时代的挑(tiao)戰(zhan)提(ti)供(gong)解答(da)。然而，这裏(li)所談(tan)论的大(da)多數(shu)作者都并非(fei)出于自愿才(cai)成(cheng)为知(zhi)识分(fen)子(zi)，而是迫(po)于流(liu)亡(wang)与政治上的无所归依(yi)，才不得不在自己的理论工作中紧跟(gen)历史的时代步(bu)伐(fa)，唯(wei)其如此，他们方能幸(xing)免(mian)于難(nan)” （同上，ii）。正(zheng)是因为流亡或者在政治上的“无所归依”，使他们从个人切(qie)身(shen)经验中思考(kao)痛(tong)苦(ku)、災(zai)难和抵(di)抗(kang)的可能，“不愿超然于政治-历史的事件之外来理解自己的工作”。因此，他们的理论工作就是剖析(xi)社会肌(ji)体的解剖刀(dao)，是揭(jie)示(shi)社会深層(ceng)结构与內(nei)在生命(ming)的利(li)器(qi)。如果(guo)说霍耐特所描(miao)繪(hui)的这幅(fu)“20世纪观念史肖像”有什(shen)麽(me)是最令(ling)人矚(zhu)目(mu)之處(chu)，这些(xie)理论家的政治认同意识和自覺(jiao)的现实批(pi)判(pan)意识无疑是最为突出的。盡(jin)管(guan)霍耐特对他们的研究也揭示了他们的观念在观念史上被遮蔽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时代病症的深刻揭示和所給(gei)予(yu)的政治批判无疑是閱(yue)读该书最有意义的收(shou)获。

霍耐特使用(yong)的“活体解剖”这个概(gai)念来自齊(qi)格弗(fu)里德·克拉(la)考尔的论文(wen)，用于该书是因为“一方面，这些论文所论及的是这樣(yang)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試(shi)圖(tu)对社会運(yun)作方式進(jin)行(xing)分析，借(jie)此对社会活体进行解剖，从而推(tui)導(dao)出关于历史、社会或者政治的合(he)適(shi)概念；而另(ling)一方面，这些论文又(you)一同构成了对整(zheng)个时代的‘活体解剖’，因为它(ta)们会在所选取的20世纪理论中清(qing)晰(xi)说明，这些理论在其创作过程中那(na)些关于痛苦、灾难以(yi)及驅(qu)逐(zhu)的深层经验究竟是什么” （前言，ii）。这可以看作是对“从20世纪的历史经验空间中获得理论创作的灵感”和“不愿超然于政治-历史的事件之外来理解自己的工作”的具体解释。因此，霍耐特把(ba)自己的工作描述为一种嘗(chang)试：“把该时代的思想史视作一个过程——一个从历尽艱(jian)辛(xin)的領(ling)悟(wu)中，萃(cui)取出充(chong)滿(man)意义的洞(dong)見(jian)与无法替(ti)代的教(jiao)誨(hui)之过程。” （同上）在霍耐特的研究视野(ye)中，无论是弗朗(lang)茨(ci)·罗森(sen)茨威(wei)格、齐格弗里德·克拉科夫(fu)、奧(ao)雷(lei)尔·科尔奈(nai)、罗宾·科林伍德、朱(zhu)迪(di)絲(si)·施(shi)克萊(lai)還(hai)是昆(kun)廷(ting)·斯(si)金(jin)納(na)，都是力图把理论研究与从个体经验、历史政治事件以及时代所面臨(lin)的难题紧密结合起(qi)来，揭示在被遮蔽的深层经验中的可能阐发出来的批判性理论詮(quan)释。

该书前面有一篇(pian)“總(zong)序(xu)：从直(zhi)觉到理论——我走(zou)向(xiang)承认学说之路(lu)”，是霍耐特在2021年7月为中文版“霍耐特选集(ji)”而撰(zhuan)寫(xie)的。这套(tao)选集之前已经翻(fan)译出版的还有一本(ben)《理性的病理学：批判理论的历史与当前》 （謝(xie)永(yong)康(kang)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这篇“总序”除(chu)了可以幫(bang)助(zhu)读者认识他的学術(shu)思想发展之外，对于我们来说则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自我反思意义。霍耐特在“总序”中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自己的理论信念的这种自傳(chuan)式起源(yuan)进行说明，是自身启蒙的永恒(heng)且絕(jue)无休(xiu)止(zhi)的任(ren)務(wu)的組(zu)成部(bu)分：关于我们如何成長(chang)为今(jin)天(tian)的自己，我们越(yue)是捉(zhuo)摸(mo)不透，就越不能放(fang)棄(qi)至(zhi)少(shao)弄(nong)清楚(chu)这个混(hun)亂(luan)发展过程中那些碎(sui)片(pian)的努(nu)力。”对此我感到不应輕(qing)视这个问题。如果这个“我们”是被研究的对象，那么这是研究者要力图进入(ru)的对象的成长历史语境；而在这里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的自我反思，则是屬(shu)于研究者力图从成长记憶(yi)中梳(shu)理个体经验与思想成长的关系。这种不放弃弄清思想发展中的碎片的努力当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不应中止的自我启蒙工作的一部分。说不应轻视这个问题，想到的是这在当下思想界(jie)、学术界中似乎(hu)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有些学者表(biao)现出的令人驚(jing)訝(ya)的观点變(bian)化(hua)固(gu)然或许有很(hen)多原因，但是放弃了自我反思和自我启蒙的工作肯(ken)定(ding)是一个原因。对他们而言，如何轉(zhuan)变为“今天”的自己可能是一个很严酷(ku)的问题，这样的追(zhui)问难以被他们“承认”，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霍耐特说，“我想向自己澄(cheng)清，我是如何从一些最初(chu)的、还是完全散(san)乱的经验，走到了我的承认理论今天这种形(xing)式的。” （总序，ii）令我感受很深的是，霍耐特记忆中的重要转折(zhe)是发生在1965年的德国教育(yu)改(gai)革(ge)，它使更多平(ping)民子弟(di)进入原来属于上层社会子弟的学校(xiao)，家庭(ting)條(tiao)件較(jiao)好(hao)的霍耐特因此而感受到“羞(xiu)愧(kui)、不安(an)和同情(qing)的一种难以分清的混合情緒(xu)”，因此而不会再(zai)去(qu)同学家里探(tan)訪(fang)，“以不費(fei)言辭(ci)地(di)避(bi)開(kai)各(ge)自階(jie)級(ji)地位帶(dai)来的羞愧的壓(ya)力。……对这些社会的情感波(bo)動(dong)的觉察(cha)，仿(fang)佛(fo)已结成了一条細(xi)線(xian)，將(jiang)我引(yin)向日後(hou)的理论好奇(qi)心(xin)的中心点（Fluchtpunkt），我此时开始(shi)对地位差(cha)別(bie)和社会不平等处境的情绪后果这个主(zhu)题进行更为廣(guang)泛(fan)的探究” （iii）。“我现在阅读和研究的是在最寬(kuan)泛意义上与这个问题——人们的自身理解和认同是如何被社会地位所影(ying)響(xiang)的——相(xiang)关联的所有東(dong)西(xi)。” （v）在这篇“总序”最后他说：“我以某种方式返(fan)回(hui)到了我智(zhi)识发展的最初开端(duan)；因为我想主题化的，恰(qia)恰是勞(lao)动群(qun)眾(zhong)受到的社会歧(qi)视，早(zao)在我的学生时代，这些歧视就已经讓(rang)我註(zhu)意到社会承认的價(jia)值(zhi)了。” （xxxvii）

这种对地位差别和身份(fen)认同的敏(min)感在霍耐特的自我启蒙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他一生的思想与学术研究的基本底(di)色(se)。他所謂(wei)的“社会的情感波动”其实就是一种在倫(lun)理情感方面的个人心理经验与社会意识的变化，对成长中的青少年或会有重要影响。在很多人的成长记忆中，類(lei)似的个体心理意识经验肯定会有不少，但日后能否(fou)转化为影响其理论研究的持(chi)續(xu)性因素(su)则很难说。霍耐特的个体经验及其思想影响显然使他对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cun)意识和策(ce)略(lve)有较深的认识。他在七(qi)十年代开始从阿多諾(nuo)和霍克海默(mo)的理论中发现一个核(he)心缺(que)陷(xian)，就是过于強(qiang)烈(lie)地认为所有主体无论其群体归属如何，都毫(hao)无反抗地被編(bian)入資(zi)本主义的社会体系之中。而对于他来说则是努力去理解社会諸(zhu)群体的反抗追求(qiu)，他运用社会学框(kuang)架(jia)中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力图阐明“社会底层支(zhi)配(pei)著(zhe)其本身的解释策略，以此来应对其受到的社会蔑视和承认缺乏(fa)” （vi）。在这过程中充分显示出霍耐特在吸(xi)收和改变前人观点或论證(zheng)方法方面具有敏銳(rui)的问题意识和阐释能力。他指(zhi)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早期(qi)批判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冲突的持续存在，福柯(ke)雖(sui)然重视这样的冲突，但是未能真(zhen)正地提出规范性的动力源，而哈(ha)貝(bei)馬(ma)斯尽管正确地分析了所有社会整合的规范性約(yue)束(shu)，但是卻(que)忽(hu)视了这个领域(yu)中相应规范的持续不斷(duan)的争議(yi)性，在这里，霍耐特已经表明了社会冲突总是展现为一种为了社会承认而斗争的思想观念萌(meng)芽(ya)。他的教師(shi)资格论文致(zhi)力于表明“正是自卑(bei)的貶(bian)低(di)和順(shun)从的经验，时常(chang)推动着个人和群体去反抗占(zhan)統(tong)治地位的社会关系” （x）。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把社会冲突与反抗的原因追溯(su)到个体心理与生存经验的真实语境中，而且他进一步发现，要捍(han)衛(wei)这个强有力的论题还需(xu)要一种现实化的“翻新(xin)”和源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作为補(bu)充，才能弄清楚被压迫群体总是一再地与统治性社会秩(zhi)序发生冲突的动機(ji)和根(gen)據(ju)是什么。他的研究结论就是“只(zhi)要这样一种社会秩序还在按(an)照(zhao)不平等的尺(chi)度(du)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yi)和身份，只要这个不平等的尺度还反映(ying)在負(fu)擔(dan)和特權(quan)的制(zhi)度化分配之中，那么弱(ruo)勢(shi)群体遲(chi)早会努力反抗这一统治性的承认秩序，以使他们被压制的利益获得其应得的承认” （xii-xiii）。話(hua)说得很明确，实質(zhi)上这是政治社会学中关于不平等与反抗问题的最通(tong)俗(su)的表述。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问题更有现实意义的是，霍耐特敏锐地指出和批判了学术界在七十年代和八(ba)十年代冲突理论的趨(qu)势：“那是一种将任何社会冲突都回溯到純(chun)粹(cui)工具性興(xing)趣(qu)（无论是经濟(ji)上的收益还是政治上的权力）的强烈偏(pian)好，进而就遺(yi)忘(wang)了反抗的真正的道德驱动力。” （xiii）他提醒(xing)我们必(bi)須(xu)警(jing)惕(ti)这样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学术现象：即便在当代史研究视角中觸(chu)及不平等、冲突、反抗等无法回避的具体议题，但却通过自觉地把问题局(ju)限(xian)在纯文本范圍(wei)里进行解读、以流行学术话语的堆(dui)砌(qi)显示其学术主流的身份和对利益、权力等核心概念的工具性兴趣，遮蔽和顛(dian)覆(fu)了历史中的“反抗的真正的道德驱动力”，恰好与在另一种类型(xing)的时代历史敘(xu)事中无处不在的“道德驱动力”相反。在这里不可忽视的是霍耐特的社会主义观念，他认为很重要的是要突出社会主义传统，它在道德上不是簡(jian)單(dan)地要求论证社会平等，而是首先要求论证社会自由；为此需要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重新定向，最終(zhong)还需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观进行重新定向（Umorientierung）：不能认为人们对于如何构造(zao)“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系统已经擁(yong)有了足(zu)够的知识，我们今天可能还遠(yuan)远不能肯定哪(na)种经济形式最能够满足社会自由的擴(kuo)展和实现这个目標(biao)。因此，必须通过社会实验才能探索(suo)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适合的道路。 （xxxii）

关于二(er)十世纪纳粹黨(dang)人及第三帝(di)国的意识形態(tai)观念的来源研究是霍耐特的观念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认识和準(zhun)确評(ping)估(gu)康德与黑格尔思想遗產(chan)的真实影响是一个重大难题。在《狂(kuang)熱(re)的邏(luo)輯(ji)——约翰(han)·杜(du)威关于德国人精(jing)神(shen)氣(qi)质的考古(gu)学》一文中，霍耐特描述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如何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关于美(mei)国“一战”政策的激(ji)烈争论中怀着極(ji)度紧張(zhang)的心情关注德国纳粹统治体系的产生，对纳粹的世界观譜(pu)系进行了观念史梳理，堅(jian)決(jue)反对把可追溯至尼(ni)采(cai)的非理性主义视为德国人战争狂热的主要思想根源的膚(fu)淺(qian)解释。霍耐特指出，“杜威分析的獨(du)特之处和真正挑釁(xin)性在于，他试图将德国人的好战气质追溯到康德，追溯到其兩(liang)个世界学说为德国哲学所开辟(pi)的道路上来。” （31页）杜威这种分析的独特性与挑战性都非常突出，经过霍耐特的深入分析，我认为有幾(ji)个问题很值得关注：一是“崇(chong)高(gao)的理想主义与‘对机械(xie)性、组織(zhi)性的服(fu)从’和諧(xie)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一种精神理想至上的信念，后者则是实现无条件服从的技(ji)术可行性。二是所谓“道德义务”的内容(rong)在各种情況(kuang)下都可以由“社会权威”所确定，由此康德式的义务伦理被转化为履(lv)行国家所规定的义务就是道德的最高原则的信念；三是希特勒(le)想通过激发国民“理想”来洗(xi)刷(shua)一战后的集体恥(chi)辱(ru)，他极力鼓(gu)吹(chui)只有德意誌(zhi)民族(zu)才拥有普(pu)遍(bian)合理的理想，并且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德意志民族在紧要关頭(tou)必须訴(su)诸暴(bao)力手(shou)段(duan)并不惜(xi)与全世界为敵(di)。可以说霍耐特对杜威的观念史研究的分析至今没有过时，因为在今天更为復(fu)雜(za)的国際(ji)政治局势中，把历史倒(dao)退(tui)和武(wu)力威脅(xie)归咎(jiu)于某个人的非理性意识和狂热性格仍然时有所聞(wen)，而以理性、理想、义务伦理的名义导致民族意识全面服从权力意志的危(wei)險(xian)却容易(yi)被遮蔽和忽视。

与康德相比(bi)，黑格尔思想遗产与纳粹党国的关系相对容易引起关注。霍耐特在《黑格尔矛(mao)盾(dun)的遗产——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在世纪之初》中指出，虽然弗雷德里希·梅(mei)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中已经力图把黑格尔描绘为德意志权力国家思潮(chao)的开创者，然而在弗朗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看来，他的研究方法不足为据 （12-13页）。但是由于罗森茨威格总是被看作是宗(zong)教哲学家，他对黑格尔的研究总是被忽视。霍耐特强調(tiao)了罗森茨威格从整体性把握(wo)黑格尔思想的重要性：“人们时而强调黑格尔政治理解中倒退的，甚(shen)至是极权主义的一面，时而强调其进步的——自由主义的一面，这取决于人们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他的哲学。由此可见，罗森茨威格论证的特别之处在于，试图在总体上从这种对立中提取出黑格尔的国家概念。” （19页）罗森茨威格认为黑格尔对国家的成熟(shu)理解首先表现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那句(ju)名言：“合乎理性的东西”是“现实的”，“现实的东西”是“合乎理性的”。他着眼(yan)于前半(ban)句，认为它在实质上是“呼(hu)籲(xu)人类在国家秩序中实现伦理上的理性；为了在现实中‘主观地’貫(guan)徹(che)客(ke)观上已经存在的合理性，一切在现有条件下看起来与基督(du)教信仰(yang)的平等主义原则不相符(fu)的事物(wu)都必须在实踐(jian)中加(jia)以克服” （21页）。由此来看，在纳粹德国覆滅(mie)之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激起了一場(chang)关于极权主义思想根源的討(tao)论并且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这不是偶(ou)然发生的。回想起在七十年代末(mo)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康德哲学与青年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曾(zeng)经也产生过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但是在观念的整体性影响及其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方面仍然有不少遗留下来的问题。后来在读到卡(ka)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把黑格尔斥(chi)之为“开放社会”的敌人的时候，才开始反思在我们的青年黑格尔形象中的肤浅性，虽然霍耐特在文中提到波普尔对黑格尔的批判只是为了说明罗森茨威格的黑格尔研究成果是如何不受重视。

霍耐特在《惡(e)的现象学——奥雷尔·科尔奈被遗忘的著作》一文中根据奥雷尔·科尔奈（Aurel Kolnai）的《反西方之战》，对其清算(suan)纳粹思想危害(hai)性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在科尔奈眼中，纳粹运动的思想实质就是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反抗。从观念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霍耐特说“这部著作是一項(xiang)极佳(jia)的观念史研究，它不考察纳粹独裁(cai)的政治经济结构，而是关注其在某些价值观和社会烏(wu)托(tuo)邦(bang)中的合法性。……从‘民族共同体’这一民族主义概念开始，到关于英(ying)雄(xiong)事跡(ji)和新異(yi)教的反智主义教条，再到种族纯潔(jie)性的想象——所有这些为纳粹极权统治提供意识形态辯(bian)護(hu)的思想结构，科尔奈均(jun)无遗漏(lou)。或许，该研究不僅(jin)是对纳粹观念最早的描述，而且是迄(qi)今为止最全面和最完整的描述” （75页）。但是他最后非常遗憾(han)地说，科尔奈的著作在德国这里是几乎完全被遗忘了。

阿尔伯(bo)特·O.赫(he)希曼(man)（Albert O.Hirschman）的经济发展思想虽然未被遗忘，但是在当代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复杂局势中仍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费希曼在二战快(kuai)结束时出版的《世界貿(mao)易的重建：国际经济关系调查(zha)》中认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构成与各个主权国家的政治秩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hu)关系，因为强大的、不受控(kong)制的国家权力一直傾(qing)向于迫使较弱的国家達(da)成单方面有利的贸易条件，然后将所得利潤(run)用于国内目的。在赫希曼看来，只有通过国际法限制个别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其喪(sang)失对全球(qiu)贸易经济关系进行剝(bo)削(xue)的能力，才能在未来杜绝这种帝国主义的‘诱惑’——正如他典(dian)型的心理学术语所言。虽然用今天的眼光(guang)看，这种支持限制国家主权的论断似乎极有远见，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却让人大惑不解。” （143页）现在看起来，赫希曼的国际贸易研究中的现实政治感之敏锐实在令人印象深刻，霍耐特认为他的这项研究极为不尋(xun)常。可惜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争论正日益朝(chao)着各主权国家间法律監(jian)管的可能性方向发展，因此，削減(jian)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权以促(cu)进更公平的世界贸易的主张只会被视作空想 （同上）。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赫希曼所憂(you)虑的那种不受控制的国家权力不仅是一种诱惑，而且更是越来越明显的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霍耐特的观念史研究工作就是不断提醒我们关注那些在观念史上被遮蔽的观念，同时提醒我们不应忘记观念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就是勇(yong)敢(gan)地面对和揭露(lu)时代的病症。返回搜(sou)狐(hu)，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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