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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ben)流(liu)不(bu)息(xi)的(de)中国歷(li)史(shi)是(shi)一部(bu)交(jiao)融(rong)匯(hui)聚(ju)成多(duo)元(yuan)一體(ti)的中华民(min)族(zu)历史，是一部各(ge)民族共(gong)同締(di)造(zao)、發(fa)展(zhan)、鞏(gong)固(gu)統(tong)一的偉(wei)大(da)祖(zu)国的历史。突出的统一性，在中华文明的傳(chuan)承(cheng)中生(sheng)成、牢(lao)固、凝(ning)聚，從(cong)根(gen)本(ben)上(shang)決(jue)定(ding)了(le)国土(tu)不可(ke)分(fen)、国家(jia)不可亂(luan)、民族不可散(san)、文明不可斷(duan)的共同信(xin)念(nian)，决定了一個(ge)堅(jian)強(qiang)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ren)民的命(ming)運(yun)所(suo)系(xi)。

這(zhe)種(zhong)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園(yuan)不断巩固、中国人民共同生活(huo)的疆(jiang)域(yu)和(he)空(kong)間(jian)不断廣(guang)大的统一性——

在中国历史发展進(jin)程(cheng)中，政(zheng)權(quan)割(ge)據(ju)的時(shi)代(dai)有(you)之，戰(zhan)乱流離(li)的时代有之，但(dan)追(zhui)尋(xun)和建(jian)設(she)统一穩(wen)定的国家始(shi)終(zhong)是历史主(zhu)流。这种历史主流的形(xing)成與(yu)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巩固史、共同生活的疆域和空间的拓(tuo)展史緊(jin)密(mi)聯(lian)系在一起(qi)。

公(gong)元前(qian)221年(nian)，秦(qin)统一六(liu)国，結(jie)束(shu)了兵(bing)禍(huo)連(lian)连、民受(shou)其(qi)害(hai)的战国时代。这一事(shi)件(jian)標(biao)誌(zhi)著(zhe)以(yi)黃(huang)河(he)中下(xia)遊(you)和长江(jiang)中下游為(wei)區(qu)域範(fan)圍(wei)的中华核(he)心(xin)文明区初(chu)步(bu)统一。

此(ci)後(hou)，秦收(shou)復(fu)河套(tao)、南(nan)征(zheng)百(bai)越(yue)，形成了“地(di)東(dong)至(zhi)海(hai)暨(ji)朝(chao)鮮(xian)，西(xi)至臨(lin)洮(tao)、羌(qiang)中，南至北(bei)向(xiang)戶(hu)，北据河为塞(sai)，並(bing)陰(yin)山(shan)至遼(liao)东”的广闊(kuo)疆域。

隋(sui)唐(tang)时期，“中国一统”重(zhong)新(xin)光(guang)大。这一时期，朝廷(ting)創(chuang)设并嚴(yan)密科(ke)舉(ju)制(zhi)，開(kai)鑿(zao)大运河貫(guan)通(tong)南北，设置(zhi)安(an)西四(si)鎮(zhen)和塞外(wai)800多个羈(ji)縻(mi)州(zhou)府(fu)。因(yin)各民族交流頻(pin)繁(fan)，造就了漸(jian)趨(qu)一体的盛(sheng)唐气象(xiang)。

到(dao)了元朝，農(nong)耕(geng)民族和游牧(mu)民族进一步交融汇聚，中华文明区更(geng)加(jia)擴(kuo)大。元朝雖(sui)然(ran)是由(you)蒙(meng)古(gu)族建立(li)的王(wang)朝，但是它(ta)在外交上都(dou)自(zi)稱(cheng)为“中国”。元朝宗(zong)廟(miao)祭(ji)祀(si)所奏(zou)的《威(wei)成之曲(qu)》中，就明確(que)有“惠(hui)孚(fu)中国，威靖邊(bian)庭(ting)”等(deng)內(nei)容(rong)。

清(qing)朝和元朝相(xiang)似(si)，虽然前者(zhe)由滿(man)族人建立，但也(ye)同樣(yang)自称“中国”，且(qie)其统治(zhi)者對(dui)中国一统的信念更为强烈(lie)。在对琉(liu)球(qiu)的国書(shu)中，清廷文书寫(xie)道(dao)：“朕(zhen)撫(fu)定中原(yuan)，视天(tian)下为一家。”康(kang)熙(xi)年间，在簽(qian)訂(ding)《尼(ni)布(bu)楚(chu)條(tiao)約(yue)》时，清廷明确用(yong)“中国”一詞(ci)与俄(e)国交涉(she)。雍(yong)正(zheng)时期更明确强調(tiao)，所謂(wei)“中国之疆土开拓广遠(yuan)，乃(nai)中国臣(chen)民之大幸(xing)，何(he)得(de)尚(shang)有华夷(yi)中外之分論(lun)哉(zai)” 。

正是在这样强大的中国認(ren)同与中国一统信念的支(zhi)撐(cheng)下，中国的疆域在有清一代最(zui)盛时扩展至1300多萬(wan)平(ping)方(fang)公裏(li)。1912年，清帝(di)《退(tui)位(wei)詔(zhao)书》上写道：“合(he)满、漢(han)、蒙、回(hui)、藏(zang)五(wu)族完(wan)全(quan)領(ling)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中国统一的历史延(yan)續(xu)性正在於(yu)此。

这种统一性，是国家制度(du)建设、国家治理(li)推(tui)进的统一性——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huang)创立帝制加强中央(yang)集(ji)权，以郡(jun)縣(xian)官(guan)僚(liao)制編(bian)户齊(qi)民，實(shi)現(xian)“車(che)共軌(gui)，书同文，行(xing)同倫(lun)”。国家的一统，每(mei)一步都紧密结合制度建设与治理推进。

自秦至清，正是因为有这种立足(zu)于统一的国家制度建设持(chi)续演(yan)进、国家治理推进步步完善(shan)，所以全国相互依(yi)存(cun)的政治網(wang)絡(luo)、經(jing)濟(ji)网络、文化(hua)网络得到了持续发展。即(ji)便(bian)在分裂(lie)时期，这些(xie)网络也得以保(bao)留(liu)并積(ji)蓄(xu)力(li)量(liang)，等待(dai)再(zai)一次(ci)煥(huan)发生機(ji)与活力。

这样的“统一基(ji)因”，到了清代有了令(ling)人矚(zhu)目(mu)的延伸(shen)与发展。清廷因需(xu)要(yao)统治多民族的广大疆域，專(zhuan)門(men)设立理藩(fan)院(yuan)管(guan)理非(fei)汉族事務(wu)，并对蒙、回、藏等因其风俗(su)而(er)施(shi)政。

1636年，漠(mo)南蒙古歸(gui)附(fu)，清朝统治者与蒙古族貴(gui)族结为政治联盟(meng)。对較(jiao)早(zao)归附的蒙古族上層(ceng)贵族，清廷特別(bie)封(feng)賜(ci)爵(jue)位，且允(yun)許(xu)世(shi)襲(xi)。对蒙古族各部落(luo)的管理則(ze)创建盟旗(qi)制，旨(zhi)在防(fang)止(zhi)新部族聚合及(ji)舊(jiu)部族分裂。

同时，满族贵族和蒙古族王公之间长期通婚(hun)，總(zong)計(ji)達(da)500多次。其中，满族公主、格(ge)格出嫁(jia)者400余(yu)名(ming)，清廷皇帝宗親(qin)娶(qu)蒙古族王公之女(nv)150余次。

清廷還(hai)允许蒙古族王公赴(fu)木(mu)蘭(lan)围場(chang)，跟(gen)隨(sui)皇帝狩(shou)獵(lie)。其用意(yi)如(ru)乾(qian)隆(long)所言(yan)：“伊(yi)等目睹(du)内地幅(fu)員(yuan)之广阔，人民之富(fu)裕(yu)，回归上境(jing)，自必(bi)轉(zhuan)相告(gao)語(yu)，同心向化。”

由此，朝廷得到蒙古族各部强有力的支持，也有力促(cu)进与維(wei)系了北部边疆的统一和稳定。

在西藏，清廷根据西藏政教(jiao)合一的体制，设置駐(zhu)藏大臣。噶(ga)廈(sha)四长官以下的僧(seng)俗官员，由驻藏大臣、达賴(lai)喇(la)嘛(ma)共同揀(jian)選(xuan)。西藏地区的財(cai)政事务、对外交涉，也由驻藏大臣負(fu)責(ze)。达赖、班(ban)禪(chan)的转世掣(che)签、坐(zuo)床(chuang)等，由驻藏大臣主持監(jian)督(du)。

在对蒙、藏等族因俗施政的同时，清廷对汉族士(shi)大夫(fu)推行籠(long)络政策(ce)，通過(guo)“更名田(tian)”“特科”“恩(en)科”、满汉同榜(bang)一体科考(kao)等进行拉(la)攏(long)。

借(jie)由一系列(lie)制度、政策的推行，有清一代形成了由皇帝联合满、蒙、汉贵族官僚的统治结構(gou)。这从《清实錄(lu)》用满、蒙、汉三(san)种文字(zi)写成，就可見(jian)一斑(ban)。

以上說(shuo)的是精(jing)英(ying)层面(mian)，在一般(ban)社(she)會(hui)层面，各民族的交融同样得到快(kuai)速(su)提(ti)升(sheng)与发展。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满族与汉族的互动交融，并在文化心理等层面渐渐融为一体。

清廷入(ru)主中原，帶(dai)來(lai)不少(shao)满族人士的举族内遷(qian)。这直(zhi)接(jie)促进了满汉之间自然渐进的交融。康熙中期以后，“旗民地土”相鄰(lin)，旗人与民人錯(cuo)處(chu)，“無(wu)界(jie)址(zhi)之分”。

同时，满汉互为婚娶、抱(bao)養(yang)子(zi)嗣(si)，使(shi)得混(hun)血(xue)情(qing)況(kuang)逐(zhu)渐增(zeng)多，还有越来越多的满族人使用汉语。到光緒(xu)中葉(ye)，连黑(hei)龍(long)江呼(hu)兰旗營(ying)一带，语言文字俱(ju)从汉俗，“能(neng)操(cao)清语者则千(qian)人中一二(er)人而已(yi)”。有人概(gai)括(kuo)：“满人悉(xi)归化于汉俗，數(shu)百万之眾(zhong)，僉(qian)为變(bian)相之汉人。”

与之相伴(ban)，汉族风俗也受到了满族风俗影(ying)響(xiang)，满汉之间经济、语言、文化的一致(zhi)性愈(yu)来愈多，逐渐汇合为“新的文化”。

有清一代，经由国家制度建设、国家治理推进，中国的多民族格局(ju)呈(cheng)现大的更新。各民族的同一部分和共有部分明顯(xian)增多，可谓“妳(ni)中有我(wo)、水(shui)乳(ru)交融”。

这种统一性，是中华主体文化长期认同形成和各民族文化在共存之中融汇的统一性——

儒(ru)家思想、道家思想、法(fa)家思想和其他(ta)諸(zhu)子思想產(chan)生于先(xian)秦，是百家爭(zheng)鳴(ming)的文化结晶(jing)，是“軸(zhou)心时代”中华文明率(lv)先突破(po)的典(dian)型(xing)表(biao)现。外来的釋(shi)家思想，从东汉起传入中国并不断本土化，最终产生了植(zhi)根于中国本土的禅宗。

一方面，我們(men)不断融合在中国产生的多样文化；另(ling)一方面，那(na)些外来传入的文化不断本土化、中国化，进而以“家国天下”为基本架(jia)构形成与豐(feng)富了中华文明。

这样的文化一统之所以能夠(gou)獲(huo)得长久(jiu)的生命力、影响力，很(hen)重要的因素(su)是因为它在长期的互动中成就了“靖一国之思想，同一国之风气”的氛(fen)围与传统。

基于长期、广泛(fan)的传播(bo)，它还对中国周(zhou)边的朝鲜、越南、日(ri)本等地的思想文化環(huan)境产生了深(shen)远影响，形成了统一的“中国思想文化市(shi)场”和较为统一的“东亞(ya)思想文化市场”。

进一步来看(kan)，中华各民族文化因为中国的超(chao)大規(gui)模(mo)而具(ju)有共存的基礎(chu)和条件。同时，历代王朝都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作(zuo)出过努(nu)力，推进了融汇的趋勢(shi)，发展出融汇的结果(guo)。

还是以有清一代为例(li)，清前期诸皇帝都重视儒學(xue)，希(xi)望(wang)通过对儒学的扶(fu)持强化“满汉一体”。他们还以儒学道统的繼(ji)承者自命，以期融入中华主体文化。

比(bi)如，康熙就很认同臣下奏疏(shu)所言的“證(zheng)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fu)政出治之本”，积極(ji)推行“经筵(yan)日講(jiang)”，选取(qu)儒学典籍(ji)及《通鑒(jian)》等有關(guan)治乱興(xing)衰(shuai)之史书而“讲贯繹(yi)”。在他主政期间，“经筵日讲”持续15年，共讲授(shou)800余次。

康熙还拜(bai)謁(ye)孔(kong)庙，亲书匾(bian)額(e)“万世師(shi)表”，并恢(hui)复孔、顏(yan)、曾(zeng)、子、孟(meng)后裔(yi)之俊(jun)秀(xiu)者选送(song)国子监讀(du)书的制度，即所谓“聖(sheng)裔监生例”；诏举“博(bo)学鴻(hong)儒”，各地薦(jian)举近(jin)200人，中試(shi)者50人，俱授为翰(han)林(lin)，入史館(guan)修(xiu)史。

雍正进一步强调儒、释、道“三教之用虽殊(shu)，而其体则一”；乾隆则尊(zun)崇(chong)程朱(zhu)，屢(lv)次下诏褒(bao)獎(jiang)符(fu)合儒学意識(shi)形態(tai)的所谓“忠(zhong)貞(zhen)節(jie)烈”。

清廷为適(shi)應(ying)蒙藏地区民众的信仰(yang)而尊奉(feng)藏传佛(fo)教，先后冊(ce)封五世达赖为“达赖喇嘛”、五世班禅为“班禅额爾(er)德(de)尼”，敕(chi)封哲(zhe)布尊丹(dan)巴(ba)呼圖(tu)克(ke)图、章(zhang)嘉(jia)呼图克图等。由此，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变得清晰(xi)。

綜(zong)合史料(liao)来看，清前期诸皇帝对儒、释、道等有较深理解(jie)，又(you)对满族文化有扶植与坚持，对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作出了自己(ji)的貢(gong)獻(xian)。

总之，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兼(jian)容并蓄、綿(mian)延不断”的总体特征。从历史到现在，各民族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交融汇聚的燦(can)爛(lan)沃(wo)土中，深深得益(yi)于中华文明在统一发展中所形成的深厚(hou)底(di)蘊(yun)。

中华民族的伟大来自统一，中华文明的不朽(xiu)依托(tuo)于统一。我们要倍(bei)加珍(zhen)惜(xi)中华民族共有的统一家园，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不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shen)相依，將(jiang)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堡(bao)壘(lei)构築(zhu)得更为坚固、强大。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思勉(mian)人文高(gao)等研(yan)究(jiu)院 于明靜(jing)，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瞿(qu)駿(jun)）返(fan)回搜(sou)狐(hu)，查(zha)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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