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夫妻有哪些

<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為(wei)什(shen)麽(me)文(wen)科(ke)人(ren)總(zong)是(shi)“喋(die)喋不(bu)休(xiu)”？

人文學(xue)科，常(chang)被(bei)嘲(chao)笑(xiao)为“無(wu)用(yong)之(zhi)学”。为了(le)反(fan)駁(bo)這(zhe)壹(yi)說(shuo)法(fa)，辯(bian)護(hu)者(zhe)不得(de)不拿(na)出(chu)長(chang)篇(pian)大(da)論(lun)來(lai)證(zheng)明(ming)人文学科的(de)價(jia)值(zhi)和(he)意(yi)義(yi)，相(xiang)比(bi)之下(xia)，若(ruo)是某(mou)門(men)自(zi)然(ran)科学遭(zao)受(shou)諷(feng)刺(ci)，他(ta)們(men)只(zhi)需(xu)將(jiang)新(xin)發(fa)明的材(cai)料(liao)擺(bai)上(shang)臺(tai)面(mian)，讽刺者立(li)馬(ma)就(jiu)“啞(ya)口(kou)无言(yan)”，再(zai)也(ye)不说什么了。即(ji)便(bian)这新材料为人類(lei)社(she)會(hui)帶(dai)来災(zai)難(nan)，他们也能(neng)輕(qing)松(song)地(di)以(yi)科学與(yu)倫(lun)理(li)、发明者与使(shi)用者之間(jian)的不同(tong)加(jia)以说明。

如(ru)果(guo)我(wo)们往(wang)前(qian)追(zhui)溯(su)，或(huo)許(xu)会发現(xian)，在(zai)近(jin)代(dai)科学和技(ji)術(shu)的崛(jue)起(qi)過(guo)程(cheng)中(zhong)就已(yi)經(jing)孕(yun)育(yu)著(zhu)(zhe)人文学科将必(bi)然衰(shuai)落(luo)的知(zhi)識(shi)結(jie)構(gou)。而(er)在过去(qu)十(shi)幾(ji)年(nian)，人文学科也逐(zhu)步(bu)遭遇(yu)了全(quan)球(qiu)性(xing)危(wei)機(ji)。

電(dian)視(shi)劇(ju)《圍(wei)城(cheng)》（1990）剧照(zhao)。

確(que)實(shi)，科学和技术創(chuang)造(zao)了看(kan)得見(jian)的器(qi)物(wu)奇(qi)跡(ji)，呈(cheng)现的是有(you)用的价值，而文化(hua)、語(yu)言、哲(zhe)学、社会和歷(li)史(shi)等(deng)学科則(ze)被認(ren)为只会在口頭(tou)上说，在紙(zhi)張(zhang)上寫(xie)，似(si)乎(hu)並(bing)沒(mei)有什么硬(ying)性知识门檻(kan)，也并无多(duo)少(shao)实際(ji)生(sheng)產(chan)意义。在荒(huang)誕(dan)的激(ji)進(jin)科学主(zhu)义看来，文科甚(shen)至(zhi)是一種(zhong)麻(ma)煩(fan)，譬(pi)如對(dui)生命(ming)、隱(yin)私(si)、尊(zun)嚴(yan)和意义的強(qiang)調(tiao)会阻(zu)礙(ai)他们创新。

如果进入(ru)到(dao)人文学科內(nei)部(bu)，人们還(hai)会发现，这些(xie)研(yan)究(jiu)者年復(fu)一年说着同樣(yang)的話(hua)題(ti)，持(chi)不同觀(guan)念(nian)、不同方(fang)法的人还为此(ci)爭(zheng)吵(chao)不休，上百(bai)年了，連(lian)一些最(zui)根(gen)本(ben)的問(wen)题都(dou)没有達(da)成(cheng)一致(zhi)看法。同時(shi)，也有一些基(ji)礎(chu)議(yi)题，如“二(er)戰(zhan)”为何(he)发生、隐私为何重(zhong)要(yao)，其(qi)结论是顯(xian)而易(yi)见的，不必多说的，卻(que)有研究者持續(xu)不斷(duan)地湧(yong)入。这兩(liang)种景(jing)象(xiang)，都是人文学科批(pi)評(ping)者和讽刺者不能理解(jie)的，他们反而认为这种知识狀(zhuang)態(tai)是人文学科无用的表(biao)现。的确，人文学科围繞(rao)同一個(ge)老(lao)问题，为了彰(zhang)显某种新意，可(ke)能会庸(yong)俗(su)地创造新概(gai)念、新术语，有的甚至變(bian)为所(suo)謂(wei)学科“黑(hei)话”，借(jie)助(zhu)了華(hua)麗(li)的詞(ci)藻(zao)。

英(ying)國(guo)思(si)想(xiang)史学者斯(si)蒂(di)芬(fen)·科利(li)尼(ni)（Stefan Collini）也加入了辩护陣(zhen)營(ying)。同其他辩护者不同，他的论证關(guan)鍵(jian)是进入人文学科内部，为它(ta)的“重复”“争吵”“感(gan)性”尋(xun)找(zhao)意义，唯(wei)有接(jie)受了这几种特(te)征(zheng)，才(cai)算(suan)得上接納(na)了人文学科。

以下内容(rong)经出版(ban)方授(shou)權(quan)節(jie)選(xuan)自《大学，有什么用？》一書(shu)，摘(zhai)編(bian)有刪(shan)減(jian)，順(shun)序(xu)有调整(zheng)。標(biao)题为摘编者所起。註(zhu)釋(shi)见原(yuan)书。

《大学，有什么用？》， [英] 斯蒂芬·科利尼 著，张德(de)旭(xu) 譯(yi)，南(nan)京(jing)大学出版社·守(shou)望(wang)者，2023年6月(yue)。

重新定(ding)义“人文学科”

根據(ju)最新版的《牛(niu)津(jin)英语词典(dian)》，“人文学科”有如下定义：“与人类文化有关的学科门类，包(bao)含(han)历史学、文学、古(gu)代语言和现代语言、法律(lv)、哲学、藝(yi)术和音(yin)樂(le)等学术科目(mu)。”如此定义，恰(qia)如其分(fen)地凸(tu)显了这一术语的学术地位(wei)，它所列(lie)舉(ju)的学科也不会引(yin)起太(tai)多質(zhi)疑(yi)，不过可能需要说明的是，艺术和音乐通(tong)常只有被當(dang)作(zuo)学术研究对象（例(li)如，艺术史或音乐学）而不是创意实踐(jian)时，才屬(shu)於(yu)人文学科。

在词典编纂(zuan)学的角(jiao)度(du)之外(wai)，“人文学科”这个标簽(qian)现在也囊(nang)括(kuo)一系(xi)列其他学科，这些学科試(shi)圖(tu)跨(kua)越(yue)时间和文化的障(zhang)碍，理解作为意义承(cheng)載(zai)者的人类之行(xing)動(dong)和创造，重點(dian)关注的是与个人或文化獨(du)特性有关的问题，而不太关注那(na)些易受統(tong)計(ji)学或生物学所影(ying)響(xiang)的问题。

相比人文（研究人类世(shi)界(jie)）与科学（研究物理世界）之间的迂(yu)腐(fu)區(qu)分，一种更(geng)好(hao)的表述(shu)方式(shi)或许是：人口统计学或神(shen)经心(xin)理学这样的学科雖(sui)然是研究人类的，但(dan)只是偶(ou)然地把(ba)个人或群(qun)體(ti)当作意义的承载者，所以我们通常不会把它们歸(gui)入人文学科。

《大学》（College，1927）剧照。

这样的定性方式，不允(yun)许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做(zuo)出硬性的区分：通常被归入後(hou)者的一些学科，不僅(jin)表现出鮮(xian)明的理论特征或量(liang)化特征，还显露(lu)出人文学科所特有的闡(chan)释維(wei)度或文化面向(xiang)——政(zheng)治(zhi)学、人类学、考(kao)古学都属于此类社科学科，盡(jin)管(guan)它们有着各(ge)不相同的人文属性。有时，同一主题可能同时属于（被假(jia)想的界限(xian)劃(hua)分出来的）两个相鄰(lin)学科：譬如，政治思想不仅由(you)政治学家(jia)来研究，也由思想史学家来研究；过去的社会行为不仅对社会历史学家有用，对社会学家也同样有用。对于思维縝(zhen)密(mi)的分类者来说，语言学是一个特殊(shu)学科，它既(ji)与语言史家乃(nai)至文学评论家的研究興(xing)趣(qu)有一些共(gong)通之處(chu)，也与实驗(yan)心理学和聲(sheng)学在方法论上存(cun)在共同点。

面对“人文学科”邊(bian)界的多孔(kong)性和不穩(wen)定性，有人設(she)法将这个词限制(zhi)在某种不容置(zhi)疑的中心地带，将这个标签局(ju)限于对西(xi)方思想精(jing)华和文学经典的研究。这种反應(ying)在美(mei)国近来針(zhen)对人文学科所扮(ban)演(yan)的角色(se)的討(tao)论中，尤(you)为清(qing)晰(xi)可见。在美国，人文学科的焦(jiao)点一直(zhi)是教(jiao)育教学法，傾(qing)向于为研讀(du)文史哲经典文本的“偉(wei)大之书”課(ke)程（“great books”courses）辩护。

但是，以这种方式限制“人文学科”的意涵(han)，不仅完(wan)全違(wei)背(bei)了業(ye)已确立的慣(guan)用法，而且(qie)一些现实理由也導(dao)致这种做法不可取(qu)。这个标签須(xu)涵蓋(gai)完整的古今(jin)学问和学术積(ji)澱(dian)，比如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研究，以及(ji)历史、艺术、音乐、宗(zong)教和文化等領(ling)域(yu)的包羅(luo)萬(wan)象的研究，而絕(jue)不仅限于研究伟大作家和哲学家的作品(pin)。

人文学科是“自我重复”嗎(ma)？

这看似只是一个分类学的问题——对于那些因(yin)從(cong)属于某一範(fan)疇(chou)（而非(fei)另(ling)一范畴）会带来利害(hai)得失(shi)的人而言，分类问题很(hen)重要，但从大处着眼(yan)，这样的分类问题难免(mian)显得枯(ku)燥(zao)无味(wei)、毫(hao)无生氣(qi)。尽管如此，最好在一開(kai)始(shi)就提(ti)醒(xing)读者，统攝(she)在“人文学科”这一标签下的作品类型(xing)是豐(feng)富(fu)多样的。

《安(an)妮(ni)·霍(huo)爾(er)》（Annie Hall，1977）剧照。

人们就此范畴而做的一般(ban)性陳(chen)述，往往产生扁(bian)平(ping)化的效(xiao)果，将人文学科的知识探(tan)索(suo)描(miao)繪(hui)为整齊(qi)划一的活(huo)动，而实际情(qing)況(kuang)并非如此。

我们只需去藏(zang)书丰富的学术图书館(guan)逛(guang)一圈(quan)。速(su)覽(lan)图书馆的人文学科书庫(ku)，我们会发现，这些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如此千(qian)差(cha)万別(bie)，光(guang)看书的外观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哲学期(qi)刊(kan)上的短(duan)论文，有數(shu)字(zi)编號(hao)的命题或布(bu)滿(man)符(fu)号的句(ju)子(zi)；一部500頁(ye)的历史著作中，对经验证据所做的密密匝(za)匝的翔(xiang)实腳(jiao)注隨(sui)处可见；文学评论集(ji)收(shou)錄(lu)了風(feng)格(ge)独特的各式文章(zhang)。总而言之，人文学科的作品，种类繁(fan)多，形(xing)式多样，几乎与其题材一样，随着文化的变遷(qian)和时间的流(liu)逝(shi)而呈现出不同样貌(mao)。

面对一书架(jia)又(you)一书架的书籍(ji)和文章，外行读者很容易嘀(di)咕(gu)，这些书和文章的内容都是对有限话题的不断重复，好像(xiang)再没有什么新東(dong)西可说。当然，到目前为止(zhi)，学者们对莎(sha)士(shi)比亞(ya)、法国大革(ge)命的起因、支(zhi)持自由意誌(zhi)的论据都已了然于心，应知尽知。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真(zhen)正(zheng)的新证据可能会被发现，比如一位幸(xing)運(yun)的学者偶然发现一件(jian)因为被錯(cuo)誤(wu)分类而迄(qi)今无人知曉(xiao)的作品，或者在某位名(ming)人后代的满是灰(hui)塵(chen)的閣(ge)樓(lou)裏(li)找到了一只手(shou)提箱(xiang)，里面裝(zhuang)着揭(jie)示(shi)真相的信(xin)件。但大多数情况下，外行读者若有所思地说，当代的人文学者似乎与他们一代又一代同行前輩(bei)多年来所做的是一样的事(shi)情，书写同样的文本，使用同样的材料，处理同样的问题。那么，他们到底(di)在做什么呢(ne)?

对智(zhi)识的永(yong)不满足(zu)

他们——我们——大部分时间所做的是憂(you)心忡(chong)忡。

《维特根斯坦(tan)》（Wittgenstein，1993）剧照。

人文学者的常态是对智识的永不满足。无论发现了多么令(ling)人振(zhen)奮(fen)的新证据，或做出了多么富于啟(qi)迪(di)的恰当描述，人文学者永遠(yuan)不能（也许也不应該(gai)）完全消(xiao)除(chu)这样一种感覺(jiao)：他目前所做出的成果只能算一份(fen)臨(lin)时報(bao)告(gao)，总是容易遭受挑(tiao)战、被人糾(jiu)正，乃至无人问津。他会在腦(nao)海(hai)里寻找一种模(mo)式，寻求(qiu)一种秩(zhi)序，但这是一个躁(zao)动不安、永无休止的过程。

对于人文学科而言，最可能产生影响力(li)的作品通常是书籍，因为它相当于一塊(kuai)尺(chi)寸(cun)極(ji)为寬(kuan)廣(guang)的畫(hua)布，可以通过令人信服(fu)的細(xi)节，来充(chong)分展(zhan)示其所绘制的图案(an)。要想使一本人文学科的著作产生影响力，作者必须提出典范性的模式，使之成为该领域諸(zhu)多后续研究的框(kuang)架。

就此而言，在剛(gang)过去的一代或更久(jiu)以前出版的书籍中，能夠(gou)塑(su)造整个子领域的范例包括：E. P.湯(tang)普(pu)森(sen)的《英国工(gong)人階(jie)級(ji)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或弗(fu)蘭(lan)克(ke)·克莫(mo)德的《结尾(wei)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1967），或約(yue)翰(han)·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在某些方面，这些作品从未(wei)失去切(qie)合(he)现实的相关性。不过，它们几乎一直受到批评和修(xiu)正（有时系作者本人所为）。而且，人们感觉，这些著作所归属的学术共同体仍(reng)在向前推(tui)进——或轉(zhuan)移(yi)到其他话题，或采(cai)用不同的方法，或提出新的问题。

学术共同体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完全是发现新的经验证据的緣(yuan)故(gu)，也不完全是学术风尚(shang)的运作，亦(yi)非来自外部世界不断变化的壓(ya)力使然，尽管这些因素(su)都可能起到一定作用。更根本的原因是，任(ren)何知识的起点都需要被重新思考，任何假设（关于社会如何变化、人们如何行动、意义如何表达）都需要被质疑，任何词匯(hui)都不具(ju)有排(pai)他性的壟(long)断地位。这里，学者对知识不满的生存状态，演变为一种方法上的準(zhun)则。在实践中，它需要经验丰富的判(pan)断，以決(jue)定何时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能有效推动知识的进步，何时只会起到无关緊(jin)要乃至阻碍性的作用。

但原则上，任何问题都不能被事先(xian)否(fou)决。别人总是可以重新出发，另起爐(lu)竈(zao)，找到新的切入角度，从他处入手——那么我们也可以。学者所做的工作永远是暫(zan)时性的、过渡(du)性的。

“知识”，不等同于理解

此处，厘(li)清知识（knowledge）与理解（understanding）之间的分野(ye)变得至关重要。

我们对某一特定话题的理解，除了其他因素，还取决于我们对其他话题已有的理解。这个观点类似于很久以前在所谓的“早(zao)期音乐”运动中出现的一个关于寻找本真性的观点：我们尽可以用那个时代的乐器演奏(zou)作品，但我们不能用那个时代的耳(er)朵(duo)聆(ling)聽(ting)演奏。同样，我们如今无法按(an)照A. C.布拉(la)德利在其经典著作《莎士比亚悲(bei)剧》中提出的理解方式去理解莎士比亚，不仅是因为我们对那位作家的理解水(shui)平已经有所提高(gao)，还因为我们对其他很多东西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的确，我们现在比一百年前的人知道(dao)得更多，譬如我们熟(shu)稔(ren)莎士比亚文本的傳(chuan)播(bo)或伊(yi)丽莎白(bai)时代舞(wu)台艺术的状况。但更为根本的是，我们已经对各式各样的问题形成了千差万别的观念，譬如族(zu)裔(yi)刻(ke)板(ban)印(yin)象的运作，或婦(fu)女(nv)的社会从属地位，以及对戲(xi)剧人物的解读，乃至写作和意义之间的关系。

《六(liu)場(chang)危事》（Crisis in Six Scenes，2016）剧照。

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力图接近作品被书写的那个年代的鑒(jian)賞(shang)力，尽可能熟悉(xi)那个年代的语言和种种假设。但是，畢(bi)竟(jing)是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在进行理解活动，然后试图用当代的表述风格把这种理解传达給(gei)当代读者。我们不能單(dan)純(chun)地重复人们在一百多年前形成的理解和判断，即使我们想这么做，也終(zhong)究力所不逮(dai)。

从别的视角入手，可以带来丰富的新见解和新阐释。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证是性别（gender）和性欲(yu)（sexuality）视角。过去的三(san)十年间，学界对性别和性欲问题的关注，已对眾(zhong)多学术领域产生了天(tian)翻(fan)地覆(fu)的影响。一个极为显著的影响是，这一视角使一大批之前備(bei)受忽(hu)视或不为人知的資(zi)料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例如，现如今，每(mei)位文学研究者对过去几个世紀(ji)里女性作家书写的重要作品的了解和认知程度，是前几代学人所无法想象的；同样，几百年前，有一半(ban)的人口在公(gong)共記(ji)录上几乎没留(liu)下任何痕(hen)迹，针对这些人口在公共记录之外的活动证据，历史学家开始了系统性的探究和质詢(xun)，于是才出现了完整的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而在这之前，这些领域几乎是不存在的。

与此同时，这种视角的转变也可能以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式，激发人们从事新的工作、书写新的作品。例如，有些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开始向自己(ji)发问：评价主体性的时候(hou)，评价者所采取的立场隐含了怎(zen)样的男(nan)性特征？或者衡(heng)量幸福(fu)感的某些标准，具有怎样的性别属性？誠(cheng)然，这一连串(chuan)质问所激发的新主张和新阐释，未必都能经受随后的檢(jian)验，但不可否认，整个人文学科的学术格局已然发生了无可争议的改(gai)观，这些变化在未来也不大可能消失。

永无止境(jing)的“分歧(qi)”

不过，即使这些变化得到认可，即使所有新话题和新视角都被认为是学术范围和阐释能力的合理延(yan)伸(shen)，外界的观察(cha)者仍然倾向于认为，人文学者似乎并未把大量精力用于新材料的发现上，而是用于对其他学者的反驳上；这不仅仅是在纠正某些事实错误或阐释謬(miu)误，而是否定了其他学者的整个思路(lu)。

观察者问道，人文学科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何还没能解决思路和方法这些最基本的学科问题？实际上，针对这一曠(kuang)日(ri)持久的争论，这个观察结论言过其实。就连同一学科内的敵(di)对“学派(pai)”成員(yuan)之间，他们在合法程序和既定真理方面也有着极为广泛(fan)的共识，这种共识通常并未言明，但远比他们之间因为分歧而引发的吸(xi)人眼球的对峙(zhi)多得多。

《新生》（The Freshman，1925）剧照。

话虽如此，人文学科内部确实存在诸多根本性的争议（不是说理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内部就不存在这样的根本性争议）。面对这一事实，正确的回(hui)应也许不是将人文学科视为失敗(bai)的学科，而是要认识到，该领域的工作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况是何等息(xi)息相关。毫不驚(jing)訝(ya)，没有人能就“何为生活”问题达成一致，甚至连如何表述这个问题，使之成为学术探究的课题，也无法达成一致。因此，不足为奇，所有试图理解古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努(nu)力，无论其在概念分析(xi)和证据处理方面如何訓(xun)練(lian)有素，都会复现这种根本性的分歧。

这就自然引出了“理论”问题。

在文学和历史学科，“理论”是当共同的讨论起点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所出现的东西。这种说法有助于我们理解“理论”所起的作用。20世纪五(wu)六十年代，英语世界的文学评论家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譬如某些雅(ya)各賓(bin)派戏剧的作者身(shen)份问题，或者濟(ji)慈(ci)对丁(ding)尼生的影响，或者D. H. 勞(lao)伦斯到底是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评估(gu)文学价值的合法性乃至可能性，或者对“文学”这一范畴是否存在等问题并无分歧。然而，当所有这些基本概念和评估程序被陌(mo)生化，故而彰显出其文化偶然性而非邏(luo)輯(ji)必然性的时候，讨论的起点就会发生变化，于是讨论就必须转向更为理论化、更为抽(chou)象化的層(ceng)面。

纪录片(pian)《揭秘(mi)莎士比亚》（Shakespeare Uncovered，2012）第(di)一季(ji)画面。

再强调一次(ci)，这种理论化或抽象化不是一种病(bing)态，也不是由于学科中人对公认的经典名著无话可说，更不是由于文学学者对文学失去兴趣（尽管有些人可能确实如此）。确切地说，它可能是一个健(jian)康(kang)指(zhi)标，最起碼(ma)是一个迹象或征兆(zhao)，表明学者们不能也不应该免疫(yi)于知识更叠(die)。在一个极为多元(yuan)化的社会，知识更迭和思想变迁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某些传统精英们所共享(xiang)的那套(tao)假设和舊(jiu)观念已经无法獲(huo)得普遍(bian)认同。

“科学”抵(di)达不了的地方

目前，人文学科也常被稱(cheng)作“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ences），它的自我描述是：该学科内部的各个科目所共享的独特活动是“批判”。这个备受青(qing)睞(lai)的自我描述，反映(ying)了人文学科的一貫(guan)主张。批判总是旨(zhi)在挑战任何起点、假设或參(can)考范围的被给予(yu)性。通过挑战这样的起点，它通常揭示潛(qian)在的險(xian)惡(e)利害关系。不消说，就实现某些意图而言，批判可以是一种完全有效且确实必要的战略(lve)追求。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出色的科研工作，类似于酣(han)暢(chang)的交(jiao)談(tan)或任何有价值的人际关系，取决于构想一个更为开闊(kuo)的共同世界的能力。

这样的世界未必是邪(xie)恶的或排外的，也未必可以与某一社会群体或利益(yi)相提并论。从诸多異(yi)己的背景出发，人们可以了解形形色色的新世界。由此一来，个体之间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共同点，这远非固(gu)守先前的“方法论立场”或“社会身份”所能比。

《英文系主任》（The Chair，2021）剧照。

在此基础上，个体之间就一本书或一件事展开的思想交流，会更富有成效。批判模式堅(jian)信，任何论点都具有社会的在地性（locatedness），并力图解构之，从而打(da)造自己的叛(pan)逆(ni)形象。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不断地将讨论转移到一个先验的立场上，从这个立场出发，找到任何特定交流中都存在的限度。这在哲学探究中自有其意义，但过于迅(xun)速地转向元理论的立场，往往会阻碍或挫(cuo)败我们对具体文本的探讨，使我们无法领略文本独具的神韻(yun)，因此批判模式不能成为人文学科所有工作的统一处方。

这种情形可以用一个比喻(yu)来解释。这就好比一群操(cao)着不同“语言”的个体，理想情况当然是讓(rang)他们能就某一问题进行最丰富、最细膩(ni)的交流，这要求他们必须去学语言、做翻译，而不是为了迎(ying)合大众而刻意簡(jian)化，将之化约为相当于世界语的通用知识。

此外，只要“批判”涉(she)及具体实例，它所具有的“懷(huai)疑阐释学”倾向，既可能产生賦(fu)能作用，也可能产生限制作用。以批判为原始动力的学术作品，存在一种奇怪(guai)的不对称性：它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有着极为苛(ke)刻的设想，对研究者本人的預(yu)设立场反而放(fang)松警(jing)惕(ti)。我的方法恰恰相反：对于我们所研究的人类行动主体，要尽量保(bao)持一种想象的同情；与此同时，对于我们自己的阐释机制，要尽量持有一种怀疑的批判。深(shen)度理解的达成，不仅仅需要我们敏(min)于解构，更需要我们心怀慈悲，尽可能给予熱(re)情而充分的回应。

认同、同情、想象等过程可能暗(an)示一种散(san)漫(man)无序的主观主义，因此近几十年来，人文学科一直试图用更为严謹(jin)的时髦(mao)方法论取締(di)它们。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学术工作中，还是人类经验的其他方面，它们对人类实现全面透(tou)徹(che)的理解都是必不可少的。

原文作者/[英] 斯蒂芬·科利尼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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