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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随心_句子c>他(ta)主(zhu)導(dao)推(tui)出(chu)中(zhong)國(guo)福(fu)利(li)彩(cai)票(piao)，主政(zheng)民(min)政部(bu)最(zui)久(jiu)的(de)老(lao)部長(chang)走(zou)了(le)

民政是(shi)做(zuo)什(shen)麽(me)的？這(zhe)是崔(cui)乃(nai)夫(fu)到(dao)民政部工(gong)作(zuo)之(zhi)初(chu)，到處(chu)去(qu)問(wen)別(bie)人(ren)的壹(yi)個(ge)问題(ti)。但(dan)當(dang)時(shi)沒(mei)有(you)人說(shuo)得(de)清(qing)，只(zhi)能(neng)對(dui)他歷(li)數(shu)民政部的20多(duo)項(xiang)具(ju)體(ti)工作。後(hou)來(lai)，崔乃夫自(zi)己(ji)總(zong)結(jie)出，民政工作就(jiu)是“三(san)个一部分(fen)”。

崔乃夫1982年(nian)擔(dan)任(ren)民政部部长，1993年卸(xie)任，是新(xin)中国任期(qi)最长的民政部領(ling)导人，也(ye)是新时期民政事(shi)業(ye)的開(kai)拓(tuo)者(zhe)。

2023年4月(yue)4日(ri)，95歲(sui)的崔乃夫去世(shi)。

在(zai)許(xu)多老民政人眼(yan)裏(li)，崔乃夫是一位(wei)低(di)調(tiao)謹(jin)慎(shen)的學(xue)者型(xing)领导，作風(feng)幹(gan)練(lian)，滿(man)腹(fu)經(jing)綸(lun)，善(shan)謀(mou)善斷(duan)。他主政的11年，被(bei)公(gong)認(ren)為(wei)中国当代(dai)民政事业發(fa)展(zhan)的黃(huang)金(jin)时期之一。

原(yuan)民政部社(she)會(hui)事務(wu)司(si)司长張(zhang)明(ming)亮(liang)曾(zeng)担任崔乃夫的秘(mi)書(shu)，他告(gao)訴(su)《中国新聞(wen)周(zhou)刊(kan)》，崔乃夫对他说過(guo)一句(ju)話(hua)：“经濟(ji)部門(men)等(deng)重(zhong)要(yao)部门处在聚(ju)光(guang)燈(deng)下(xia)，耀(yao)眼醒(xing)目(mu)，而(er)民政部是在灯火(huo)闌(lan)珊(shan)处，但照(zhao)樣(yang)可(ke)以(yi)綻(zhan)放(fang)光芒(mang)。”

1986年，张明亮陪(pei)同(tong)崔乃夫（左(zuo)）在湖(hu)北(bei)神(shen)農(nong)架(jia)调研(yan)。圖(tu)/受(shou)訪(fang)者提(ti)供(gong)

“三个一部分”

1978年3月5日，全(quan)国人大(da)五(wu)屆(jie)一次(ci)会議(yi)決(jue)定(ding)，国务院(yuan)設(she)置(zhi)民政部，任命(ming)73岁的程(cheng)子(zi)華(hua)为民政部部长。民政部的前(qian)身(shen)为內(nei)务部，此(ci)时已(yi)撤(che)銷(xiao)達(da)10年之久。

这一年，程子华的老部下、50岁的崔乃夫進(jin)入(ru)民政部，担任政治(zhi)部負(fu)責(ze)人。

1982年，民政部換(huan)届。在第(di)一方(fang)案(an)中，排(pai)名(ming)在前的部领导基(ji)本(ben)都(dou)是老革(ge)命，年齡(ling)最小(xiao)的崔乃夫在副(fu)部长中排名末(mo)端(duan)。但改(gai)革开放初期国家(jia)推行(xing)干部隊(dui)伍(wu)“四(si)化(hua)”，经程子华舉(ju)薦(jian)，崔乃夫就任民政部部长。

甫(fu)一上(shang)任，崔乃夫就开始(shi)考(kao)慮(lv)民政部的定位，这是他思(si)索(suo)已久的问题。他分析(xi)了民政部的20多项业务后，发現(xian)“社会保(bao)障(zhang)、行政管(guan)理(li)、政權(quan)建(jian)设”可以涵(han)蓋(gai)民政工作，但民政工作又(you)只占(zhan)这三方面(mian)的一部分，據(ju)此提出了民政工作是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这“三个一部分”的概(gai)念(nian)。

张明亮回(hui)憶(yi)，崔乃夫在民政系(xi)統(tong)很(hen)有威(wei)望(wang)，他性(xing)格(ge)内斂(lian)，不(bu)茍(gou)言(yan)笑(xiao)，不怒(nu)自威。工作間(jian)隙(xi)，他大多在看(kan)书，或(huo)者思考问题。出差(cha)途(tu)中，他对很多历史(shi)典(dian)故(gu)都能脫(tuo)口(kou)而出，其(qi)寬(kuan)廣(guang)的知(zhi)識(shi)面讓(rang)张明亮印(yin)象(xiang)深(shen)刻(ke)。

张明亮说，崔乃夫用(yong)人不拘(ju)一格，任人唯(wei)賢(xian)。而且(qie)80年代中央(yang)要求(qiu)大膽(dan)使(shi)用年輕(qing)干部，因(yin)此民政部越(yue)級(ji)提拔(ba)时有发生(sheng)，有些(xie)年富(fu)力(li)強(qiang)的副处级干部被提拔为副司长，年龄多在40岁左右(you)。

崔乃夫提出，副部长中要配(pei)備(bei)三種(zhong)人：第一种是地(di)市(shi)委(wei)书記(ji)，有主持(chi)地方工作的经驗(yan)；第二(er)种是地方民政廳(ting)局(ju)长，对地方干部发展有標(biao)桿(gan)意(yi)義(yi)；第三种是民政部的司局长，熟(shu)悉(xi)本部业务。这样組(zu)成(cheng)的班(ban)子各(ge)有长处，也有凝(ning)聚力。在这样的思路(lu)下，吉(ji)林(lin)省(sheng)延(yan)邊(bian)州(zhou)州委副书记张德(de)江(jiang)和(he)天(tian)津(jin)市民政局局长範(fan)寶(bao)俊(jun)先(xian)后调任民政部副部长。

每(mei)天早(zao)8點(dian)，崔乃夫準(zhun)时走进二樓(lou)最西(xi)側(ce)的辦(ban)公室(shi)，常(chang)常一口氣(qi)工作到下午(wu)三点多，再(zai)稍(shao)事休(xiu)息(xi)。张明亮当秘书时，办公室位於(yu)崔乃夫和张德江的办公室中间，兩(liang)位领导休息时習(xi)慣(guan)都到张明亮的办公室来聊(liao)聊天，交(jiao)流(liu)业务工作上的问题。

在张明亮印象中，崔乃夫和张德江风格迥(jiong)異(yi)，但配合(he)默(mo)契(qi)。崔乃夫沈(chen)靜(jing)穩(wen)重，抓(zhua)大放小，重在出思想(xiang)、出思路、用干部，具体业务都交由(you)副部长负责。张德江則(ze)性格活(huo)躍(yue)，充(chong)满激(ji)情(qing)，雷(lei)厲(li)风行。

除(chu)重大会议外(wai)，崔乃夫講(jiang)话基本不念稿(gao)，只帶(dai)一张自己在紙(zhi)條(tiao)上寫(xie)的提綱(gang)。他讲话聲(sheng)音(yin)不大，会場(chang)总是鴉(ya)雀(que)無(wu)声，否(fou)则聽(ting)不見(jian)。他惜(xi)字(zi)如(ru)金，总是在听眾(zhong)意猶(you)未(wei)盡(jin)时戛(jia)然(ran)而止(zhi)，认为点到为止是最高(gao)境(jing)界(jie)，这样会引(yin)发大家思考，讲透(tou)就不会有这样的效(xiao)果(guo)。

崔乃夫认为，政府(fu)各部门職(zhi)能不同，就像(xiang)打(da)籃(lan)球(qiu)有前鋒(feng)、中锋和后衛(wei)，民政部门的任务更(geng)多是打后卫，发揮(hui)社会稳定機(ji)制(zhi)的作用。他说，新中国成立(li)初期民政部门曾有效解(jie)决了禁(jin)毒(du)禁賭(du)、妓(ji)女(nv)改造(zao)、災(zai)區(qu)生產(chan)自救(jiu)等问题，改革开放后民政工作的对象主要是“最困(kun)難(nan)的人”和“最可愛(ai)的人”（軍(jun)烈(lie)屬(shu)、老紅(hong)军、革命殘(can)廢(fei)军人等），新形(xing)勢(shi)下一些老办法(fa)已经不行了。

他主张农村(cun)養(yang)老不能僅(jin)靠(kao)“养兒(er)防(fang)老”，也不能全靠国家補(bu)貼(tie)，還(hai)是要以家庭(ting)为主，要引导农民自己投(tou)保，在有勞(lao)動(dong)能力时積(ji)蓄(xu)养老金，进入良(liang)性循(xun)環(huan)。政府包(bao)攬(lan)过多社会养老，不仅会让政府壓(ya)力过大，对个人养老意识的培(pei)养也不利。救灾也是一样，中国是灾害(hai)頻(pin)发国家，发生了灾害一要靠国家，二要靠保險(xian)，他说，当年曾提出搞(gao)农村灾害保险，但有人感(gan)到风险太(tai)大，怕(pa)賠(pei)付(fu)不起(qi)，所(suo)以不贊(zan)成搞，“殊(shu)为可惜”。

80年代初期，中国残疾(ji)人工作很薄(bo)弱(ruo)。为了让残疾人群(qun)体也能自力更生，崔乃夫在80年代抓住(zhu)鄉(xiang)鎮(zhen)企(qi)业和街(jie)道(dao)企业大发展的时机，提出小型、分散(san)、集(ji)体为主的福利企业发展方針(zhen)，並(bing)與(yu)財(cai)政部溝(gou)通(tong)，爭(zheng)取(qu)到減(jian)免(mian)稅(shui)收(shou)的政策(ce)支(zhi)持。很快(kuai)，全国福利企业員(yuan)工达200萬(wan)，产值(zhi)达到2000多億(yi)元(yuan)。

鄧(deng)樸(pu)方回国后，想在中国成立一个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建立類(lei)似(si)美(mei)国、加(jia)拿(na)大的康(kang)復(fu)中心(xin)。崔乃夫和卫生部部长崔月犁(li)商(shang)议后，一致(zhi)决定支持邓朴方。

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掛(gua)靠在民政部下，崔乃夫在邓朴方母(mu)親(qin)卓(zhuo)琳(lin)要求下出任理事长，李(li)正(zheng)、邓朴方等为副理事长。基金会剛(gang)走上正軌(gui)，崔乃夫就辭(ci)去了理事长职务，由邓朴方接(jie)任。

隨(sui)著(zhe)家庭聯(lian)产承(cheng)包责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制度(du)走到了尽頭(tou)。而具体怎(zen)么改，中央把(ba)基層(ceng)政权建设的任务交給(gei)了民政部门。

從(cong)1982年初到1983年10月，崔乃夫带领民政部做了大量(liang)调研，代中央起草(cao)政策性文(wen)件(jian)。文稿修(xiu)改了20多次，摞(luo)起来有一尺(chi)多厚(hou)。其中，最關(guan)鍵(jian)的是確(que)定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设在哪(na)里。

当时有人主张建大乡，也有人主张建小乡，有人主张在自然村建立村委会，在村委会之上建立村公所。崔乃夫组織(zhi)力量调研后，力主在人民公社基礎(chu)上建立乡镇政府，在生产大队基础上建立村民委员会。他认为这样折(zhe)騰(teng)少(shao)，有利于集体資(zi)产傳(chuan)承，也有利于形成地域(yu)认同感和发展群众自治。

最終(zhong)，中央采(cai)納(na)了这一方案。1983年10月12日，中共(gong)中央、国务院正式(shi)发出《关于實(shi)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后来民政部牽(qian)头出臺(tai)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試(shi)行）》，被彭(peng)真(zhen)稱(cheng)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得以搭(da)建起来。

试水(shui)福利彩票

崔乃夫就任民政部部长伊(yi)始就在为财政缺(que)口憂(you)心。全国有数以亿計(ji)的優(you)撫(fu)、救济、受灾和残疾人口，但国家财政撥(bo)款(kuan)很有限(xian)，民政系统没錢(qian)，要填(tian)补资金缺口，必(bi)須(xu)找(zhao)到一条切(qie)实可行的路子。

1984年，崔乃夫与一位海(hai)外华人会談(tan)时受到啟(qi)发，想到了发行彩票这条路。他组织了一系列(lie)调研，发现大多数国家不論(lun)意识形態(tai)如何(he)，经济发展水平(ping)如何，都不同程度地以发行彩票的方式籌(chou)集资金，彌(mi)补国家财政对福利事业拨款的不足(zu)。

1986年春(chun)天，崔乃夫与国务院主要领导一起出差，晚(wan)上住在湖北神农架。晚飯(fan)后，张明亮陪崔乃夫散步(bu)时，迎(ying)面与这位领导相(xiang)遇(yu)。他问崔乃夫民政工作好(hao)不好干，崔乃夫说最难的是资金匱(kui)乏(fa)，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很难发展，希(xi)望国务院能多拨些经費(fei)。对方问需(xu)要增(zeng)加多少钱，崔乃夫说每年大約(yue)20亿。对方说国家没钱，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崔乃夫说，可以依(yi)靠群众有獎(jiang)募(mu)捐(juan)打通社会筹资通道，还介(jie)紹(shao)了民国时期发行“黄河(he)水灾救济奖券(quan)”、淞(song)滬(hu)抗(kang)戰(zhan)后发行“航(hang)空(kong)彩票”的情況(kuang)，对方求学时曾耳(er)闻目睹(du)过“航空彩票”熱(re)，认为这个办法具有可行性，要他进一步研究(jiu)，回去写个報(bao)告。

在宜(yi)昌(chang)开往(wang)武(wu)漢(han)的船(chuan)上，国务院领导召(zhao)开了一场小型会议，崔乃夫介绍了发行彩票的设想。但一些人担心遭(zao)到老同誌(zhi)的反(fan)对，引起姓(xing)“社”姓“资”的争论。

崔乃夫回京(jing)后，立即(ji)派(pai)考察(cha)團(tuan)去蘇(su)联和東(dong)歐(ou)国家考察，并買(mai)回了彩票样本。经过反复论證(zheng)，民政部当年8月18日向(xiang)国务院报送(song)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請(qing)示(shi)》，建议每年发行10亿元的有奖募捐券，考虑到个人承受能力，面額(e)不宜过大，以1元为好，经初算(suan)每年可筹集资金5亿元。报告还建议，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作为发行有奖募捐券的法人。

1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同意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并提出意见：除民政部门外，其他單(dan)位和个人一律(lv)不准搞类似彩票活动；應(ying)把精(jing)神病(bing)人包括(kuo)进幫(bang)助(zhu)对象里；由民政部组织“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可请一些知名人士(shi)參(can)加；要从嚴(yan)控(kong)制，只限社会福利。

由于事关重大，崔乃夫又受命代擬(ni)了给黨(dang)中央的报告。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討(tao)论通过了报告，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獲(huo)原则通过，只在返(fan)奖奖金数额上小有争议。

按(an)中央指(zhi)示，中央统战部召开了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崔乃夫作了專(zhuan)题报告，与会者一致赞成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最后决定，不以民政部名义，而以群众组织名义发行彩票。

1987年6月3日，民政部成立了“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聘(pin)请趙(zhao)朴初、程子华等为名譽(yu)主任，榮(rong)高棠(tang)、钱偉(wei)长、冰(bing)心等22人担任名誉委员。崔乃夫担任“中募委”主任，民政部副部长章(zhang)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邓朴方为副主任，国务院44个有关部委负责人担任委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彩票经營(ying)、管理机構(gou)。

中募委成立之初身无分文，经崔乃夫協(xie)调，财政部借(jie)款550万元做开办费，要求三年内还清。

为了不引起社会反感，当时彩票定名为“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返奖率(lv)暫(zan)定为销售(shou)额的35％，15％作为发行成本，剩(sheng)下的作为社会福利资金。彩票印制成本从預(yu)计的3分5降(jiang)至(zhi)2分左右。

1987年7月19日，中募委召开最后一次试点工作匯(hui)报会。此时距(ju)发行日期不到10天了，但没一个省市表(biao)示做好了准备。崔乃夫说：“我(wo)們(men)发行彩票的事早已通过中国新闻社在国外造了輿(yu)论。香(xiang)港(gang)的报纸也说大陸(lu)7月份(fen)要发行彩票，现在一张发不出去，这怎么讲？”

最终，河北决定率先试水。7月27日，有奖募捐券首(shou)发式在石(shi)家莊(zhuang)举行，副市长孫(sun)永(yong)生带头买下第一张彩票。一个月后进行了第一次彩票搖(yao)奖，一等奖为2000元。

当时有两家媒(mei)体对有奖募捐提出了質(zhi)疑(yi)，认为这是不合理的集资手(shou)段(duan)。经交涉(she)，两家媒体都做了澄(cheng)清。

到1990年，中国彩票销售额已达6.47亿元，550万借款也如期还清。

自1987年創(chuang)立至2022年底(di)，中国福彩累(lei)计销售26458.37亿元，筹集公益(yi)金近(jin)8000亿元。中国福彩发行管理中心副主任陳(chen)魯(lu)南(nan)在2022年曾撰(zhuan)文表示：福彩雖(sui)然由民政部门负责发行销售，但筹集的彩票公益金科(ke)教(jiao)文卫体各部门都在使用。除支持民政系统的养老机构、救助站(zhan)、儿童(tong)福利院、精神卫生福利院等机构建设外，还向中央财政上繳(jiao)了大量资金。中央财政通过福彩和体彩上缴的公益金，向社保基金註(zhu)资近3000亿元，并用于支持各项公益活动的发展。

处理勘(kan)界紛(fen)争

勘界是民政部八(ba)九(jiu)十(shi)年代面臨(lin)的一项十分棘(ji)手的工作。在张明亮看来，崔乃夫对勘界问题的处理，很能体现他的为政智(zhi)慧(hui)。

改革开放后，因争奪(duo)资源(yuan)权属，省際(ji)边界糾(jiu)纷逐(zhu)漸(jian)增多。其中，山(shan)东和江苏在微(wei)山湖地区的边界纠纷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复雜(za)案例(li)。两省1953年的协议規(gui)定“以湖田(tian)为界”，但湖田会随着水位漲(zhang)落(luo)變(bian)动，协议也未定义什么是湖田，因此纠纷频出。两省都尋(xun)求重新劃(hua)界，江苏希望恢(hui)复传统的分治格局，山东则希望維(wei)持统管。

1980年秋(qiu)，两省基层社队有4名社员因械(xie)鬥(dou)致死(si)。国务院派出民政部和水利部组成的工作组赴(fu)湖区调研，两省汇报了5个划界方案，都意在突(tu)破(po)1953年协议。工作组提出“以湖中心線(xian)为界”方案，两省对此分歧(qi)很大，方案无果而终。

1983年9月，又有4名社员在械斗中死亡(wang)。10月23日，国务院再次派出工作组趕(gan)赴湖区，由崔乃夫带队。

崔乃夫初次会见两省官(guan)员就开宗(zong)明义地说：“时间我不想拖(tuo)，这儿谈不成，请两省同志到北京，由国务院、中央书记处去解决。每年都这样，打死人，我们不好向群众交代。”

江苏和山东拿出的五个方案基本没有实质性变化，工作组提出一个“小解决方案”，即：1953年经政务院批(pi)准的行政区划不变，湖田、湖产和水面的管理不变，南四湖地区的水利由淮(huai)委统管不变，对湖中发生争议的湖田、湖产按照雙(shuang)方群众实际使用情况和经济情况予(yu)以划分。

崔乃夫说，划界不能只考虑之前的协议，还要维持双方基层群众的利益均(jun)衡(heng)，如果划界后一边群众天天吃(chi)肉(rou)，一边群众天天喝(he)湯(tang)，那(na)这个界是不容(rong)易(yi)划的。因此要做的就是在有争议的地方划一条线，“使群众能活下去”。

該(gai)方案也未能达成协议。崔乃夫承諾(nuo)，將(jiang)不同意见都带回北京去，让中央领导同志兼(jian)听则明。

1984年1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听取崔乃夫汇报时说：“国务院要作明确决定。现在看从各方面权衡利弊(bi)，还是把双方打架鬧(nao)事多的村庄划歸(gui)山东省统一管理比(bi)較(jiao)好。”万里指示工作组，由民政部研究提出具体方案，代国务院起草通知，如两省没意见，就按通知執(zhi)行；如有意见，国务院开常务会议，请两省领导参加，会上做出决定后两省必须执行。

2月上旬(xun)，工作组拟出新方案：凡(fan)近三年来没有发生争议，由江苏省沛(pei)縣(xian)群众收获的地段应允(yun)许其繼(ji)續(xu)收获，但在行政区划上仍(reng)属山东省微山县管轄(xia)；凡近三年来发生争议和械斗的地段，以自然村为单位，連(lian)同以湖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群众和土(tu)地一并划归微山县。

两省依舊(jiu)无法达成一致。4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紀(ji)雲(yun)主持微山湖工作会议。他说，国务院多次研究、权衡利弊，认为工作组的方案比较切实可行，并裁(cai)决：行政区划基本不变，水利统一管理不变，群众对湖田湖产现有经营权基本不变，对湖产和湖田争议最尖(jian)銳(rui)的地方，在行政区划上作些小的调整(zheng)。对此江苏还想表态，田纪云说：“民主的階(jie)段已经过去，现在是集中。”

但大问题解决了，还有“中问题、小问题”。

1984年5月，鲁苏两省在徐(xu)州举行会议，研究落实中央指示。两省在划村庄的数目上又有分歧，从5月的徐州会议一直(zhi)研究到7月的济南会议。山东方退(tui)让到“划28留(liu)10”（28个村庄划归微山县，10个村庄放棄(qi)湖产），江苏方退让至“划7留5”。另(ling)一个争议是，在没有村庄的地方应该划在何处才(cai)能既(ji)让微山县统管湖面，又能尊(zun)重沛县沿(yan)湖群众入湖生产的习惯。

在协商期间，崔乃夫要求部里和省里的人超(chao)脱一些，“悠(you)哉(zai)悠哉”，让基层去“叮(ding)当叮当”。见遲(chi)迟没有进展，他勸(quan)告微山、沛县两县不要“以身试法”，否则限期一到，两县主要领导对调；如仍然无法达成协议，则就地撤职。

最终，国务院发布(bu)109號(hao)文件裁决：14个村庄划归微山县，6个村庄仍留在沛县，但这些村庄的群众不再进入湖区经营湖产。湖西大堤(di)以西有微山县管辖的村庄和湖田的，应以村庄和湖田为界；没有的地段，则以湖西大堤东堤腳(jiao)起向东延伸(shen)60米(mi)处为界。

张明亮记得，苏鲁两省簽(qian)字时，时任江苏省省长顧(gu)秀(xiu)蓮(lian)说：“崔部长，我签字，江苏人民要罵(ma)我。”崔乃夫说：“妳(ni)是为江苏人民和子孙后代做了件大好事，让他们可以安(an)定生活了。”

两省还在如何确定“东堤脚”上产生分歧。1984年11月底，崔乃夫劝前来北京汇报的沛县县长：“为什么赔了夫人又折兵(bing)呢(ne)？为什么敬(jing)酒(jiu)不吃吃罰(fa)酒呢？”1985年3月，他对两省代表团说：“不要把事情擴(kuo)大，等中央出面采取强硬(ying)措(cuo)施(shi)。现在的中央不是軟(ruan)弱无力的中央，还是通过协商解决好。”

直到1986年，江苏省民政厅还准备趁(chen)崔乃夫在江苏視(shi)察时向他汇报微山湖问题，崔乃夫说：“我处理微山湖的问题有三个不满意：江苏不满意、山东不满意、我也不满意。我不能再解决了，再解决去找总理。”

至80年代末，国内省际边界纠纷共发生了800多起。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调研后认为，其根(gen)本原因是行政区域界线不清，多是由习惯线、争议线组成，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仅占5％。为了根本解决问题，崔乃夫向国务院建议，全面勘定行政区域界线。

1989年，国务院批准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寧(ning)夏(xia)、陜(shan)西等6条省级界线上开始试点。1995年起，勘界工作全面展开，国务院成立全国勘界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委员担任，办公室设在民政部。七(qi)年后，行政区域界线全部划定。

人生之“道”

崔乃夫曾说，他一生受两个人的影(ying)響(xiang)最大。

第一个是程子华。崔乃夫1950年调到山西，担任山西省委书记程子华的秘书。同年10月，程子华调任全国供销合作社主任，第二年崔乃夫也调进京，在程子华手下担任科长。他将程子华视为入门导師(shi)。

第二个是原蘭(lan)州大学校(xiao)长江隆(long)基。江隆基曾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在50年代实际主政北大，反右后被调往兰州大学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崔乃夫很崇(chong)敬江隆基的人品(pin)，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认为自己在为人处事和做管理上深受江隆基影响。

崔乃夫从1958年起在兰大工作了20年，先后担任党委宣(xuan)传部部长、教务长等职务，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政治運(yun)动的沖(chong)擊(ji)之下，只有1961年至1963年间能用心做事，在教务处配合江隆基整頓(dun)教学。那时，他头腦(nao)中有一本“字典”，学校讲师以上的教师情况他都了如指掌(zhang)，教师开課(ke)也都由他批。但就在学校工作稍有起色(se)之际，更大的政治运动接踵(zhong)而至，因为派性太严重，工作难以进行。崔乃夫决定找一塊(kuai)凈(jing)土，于1978年離(li)开了兰大。

崔乃夫曾说，兰大是他深入了解社会的一个窗(chuang)口。他在兰大期间，头脑中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单位的构造和内部矛(mao)盾(dun)等都形成了自己的认知模(mo)型。他担任民政部部长后，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会拿兰大的人和事作为样本来剖(pou)析。

1993年，63岁的崔乃夫主动请辞，并推荐民政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多吉才让为继任部长。他退休后经常从媒体上关注民政工作的动向，但具体事情从不过问，也不参与。

他曾说，担任民政部长11年，最大的遺(yi)憾(han)就是在法治化、专业化等方面做得不足，在立法工作方面还比较薄弱。

他认为，民政工作在整个社会中所起的最主要作用是照顾弱势群体，是社会安全網(wang)的最后一道防线。民政干部必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这方面，像毛(mao)澤(ze)东所说，要学会彈(dan)鋼(gang)琴(qin)，需要的地方全点到，但是要注意哪些音重哪些音轻。

1993年底，时任民政部副部长閻(yan)明复找到崔乃夫，提出成立一个“中国福利慈(ci)善协会”。崔乃夫思考和调研了数月后，认为此事可行，但建议把“中国”改为“中华”，这样有利于更好地团结海外华人，更好地与中国香港、澳(ao)门、台灣(wan)地区的慈善组织交流合作；把“福利”两字去掉(diao)，因为福利是政府的事，慈善是民间的事，而中华慈善总会的定位应该是公益社会团体。他提出，应办一个有别于政府、立足于民间的獨(du)立慈善机构，不向国家要編(bian)制、人员和经费。1994年4月，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崔乃夫出任首任会长，阎明复等出任副会长。

退休后，崔乃夫少与人往来，而是拜(bai)书法家欧陽(yang)中石为师，悉心研习书法。崔乃夫位于中华慈善总会的办公室临近华国锋住所，因此他偶(ou)爾(er)会去同样喜(xi)歡(huan)书法的华国锋家聊聊天，交流书法。

收藏(zang)奇(qi)石也是崔乃夫为数不多的爱好。他无论走到哪都会下意识地关注各种石头，也常去逛(guang)石头市场，对石种的特(te)点和产地都如数家珍(zhen)。

他最享(xiang)受品石时的悠然和愜(qie)意。他说，每个人都是这世间的匆(cong)匆过客(ke)，一切繁(fan)蕪(wu)都是羈(ji)絆(ban)，生存(cun)的最高境界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諧(xie)，而石头恰(qia)恰体现了人与天地万物(wu)之间的亲和关系，从賞(shang)石中可以体味(wei)人生之“道”。

（本文参考了吳(wu)貴(gui)民、盧(lu)芳(fang)的《1982-1993民政记事》、田雷的《继往以为序(xu)章》）

发于2023.6.19总第109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民政部长崔乃夫：灯火阑珊处的光芒

记者：宋(song)春丹(dan)返回搜(sou)狐(hu)，查(zha)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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