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找准“话语接口”，学者热议“全球文明倡议”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找准“话语接口”，学者热议“全球文明倡议”
（观察者网讯）
7月6日，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创新论坛（2023）在上海成功举办。近200位中外嘉宾及国际青年代表参会，围绕“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主题深入交流研讨。
当天下午，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承办、“中国共产党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话语表达”的平行分论坛在上海衡山北郊宾馆扬子厅举行。15位国内知名学者、外籍青年代表参会，围绕文明与文明型国家的定义、全球文明倡议的底层逻辑与现实导向、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等话题，开展了热烈深入的讨论。
分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永鹏主持，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承办方致辞中介绍，他自2010年提出“文明型国家”的命题，即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因古老文明的传统而与众不同，这与西方长期使用的“文明国家”概念是不一样的，白鲁恂的“文明国家”强调中国是一个传统文明，难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国际层面，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话语、意识形态围剿，有三个经常提到的概念，恐伊斯兰症、恐俄罗斯症与恐中国症。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最终要回溯到文明层面。如今俄罗斯、印度、伊朗和土耳其等都在说自己是文明型国家，虽然对定义存在一定分歧，但他们都拒绝西方强加的普世价值和对内政的干涉，这就使全球文明对话、特别在整个非西方世界，变得很有意义。西方世界也有不少人愿意参加文明对话。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代表了他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考。
分论坛现场嘉宾参与讨论 供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下同
找到中华现代文明对接国际议题的“话语接口”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主任王学斌在演讲中分析了“文明”、“发展”与“安全”三个倡议概念的关系。他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动力，文明是发展与安全的土壤，同时发展与安全又是文明演进与前进的途径。今天的中国，是5000年未断裂的文明实体，通过秦汉、隋唐与宋明三个时期的历史复兴，整合与重构核心时代思想，使得中国拥有文明对话的基因。
王学斌：中国共产党将来的对外形象应该是一个文明型政党
王学斌认为，“文明”的定义应该基于三点：首先是在一个拥有深厚文明延续的国家里的执政团队，其次是所有执政理念基于文明的判断，最后是拥有特别强的实力，能够带领人民继续向前走，为全世界做出贡献。中国共产党将来的对外形象应该是一个文明型政党，用比较柔性的方式讲出成功经验与智慧、方案。没人会排斥讲文明的故事，但是要讲好也是一种挑战。
《解放日报》原党委副书记、高级记者周智强做了“以中华现代文明形态对接国际议题”的发言。他提出，在当前全球意识形态严峻对立的态势下，需要通过转换话语表达，找到中华现代文明形态对接国际议题，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话语接口”，消除误解误判，达成共识共鸣。
周智强：构建与中国发展和崛起相匹配的话语体系
具体来说，中国应该高举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旗帜，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和话语接口，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认同西方价值观；其次，力求构建与中国发展和崛起相匹配的正义话语体系、历史话语体系、效能话语体系，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的纠缠以及设置的话语陷阱，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争取主动。最后，要确立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四个自信”，把国内话语与国际话语衔接协调起来，讲好中国故事。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旅居法国二十余年的郑若麟老师结合个人经历，谈到了不同文明间交流时翻译表达的误差与误解。比如，中西方对于“政党”（Party）一词的定义有显著差异。法语中的“政党”明确代表“一部分团体的利益”。这构成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础，即一个党代表某社会阶层的利益，则必然会形成多个党派为协调各自的利益采取选举、多党轮流执政的形式。然而，用这种概念评判中国政治生态会出现严重的偏差。
郑若麟：用适当的语言讲出特殊的事情
法国人和欧洲人下意识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类似法国共产党，是一个部分利益党取代了整体利益党的概念。而法共所代表的工人阶级仅占全社会人口的4%。法国目前的执政党、马克龙的复兴党仅有3万党员。法国是一个3万人的党统治着6700万人口的国家。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到2022年底是9804.1万人，中国是近1亿党员的党领导、治理下14亿人口的国家，与一个3万人的党领导6700万人口的国家相比，哪个更民主？答案是非常清晰的。
郑若麟总结，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和现象，当不同文明间对某一个概念的内涵、外延都存在差别时，是否应该用适当的语言来讲出特殊性，比如创造一些词来表达带有不同意味的概念。
“东声”研究员莱昂德罗.卡萨雷特结合自己在东声新闻的工作经历，分享了对加强国际民间交流、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沟通的看法。他提到，长期以来，西方霸权主义媒体主导了对中国叙事的构建，阻碍中国人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民众之间的交流。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需要打破西方的文化垄断，通过官方与非官方媒体之间的合作，建立人性化的叙事与加深情感纽带来实现有效的理解和沟通。
卡萨雷特：全球南方的大众运动是中国的伟大盟友
以阿根廷的锂矿开采为例，当地政府为招商引资、向中国企业提供便利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了民众不满。而中企投资带来的利益都落入少数精英的口袋中。他呼吁中国与南方国家推动建立公平互利的合作机制，改善沟通策略，向南方国家证明中国与过去的西方殖民国家不同。这样的努力将有效提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全球形象。
卡萨雷特还认为，总体来说，全球南方的大众运动比那里的精英更接近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前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的伟大盟友。全球文明倡议应在全球南方的大众运动中发挥核心的领导作用。为此需要建构一个新的叙述模式，能够促进世界人民的团结发展、共同繁荣与和平。
来自俄罗斯的甘肃政法大学教授、甘肃省外国专家敦煌奖获得者奥莉娅女士介绍了她常年从事敦煌学研究与传播，宣传弘扬丝路文明的经历。奥莉娅曾参与撰写并发表众多关于丝路文化、敦煌文化研究的文章和书籍，并长期坚持敦煌文化的俄语著作翻译工作。她还引述国家领导人关于加强敦煌学研究、保护文化的金句，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加强文明对话，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奥莉娅：敦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体现了“开放包容、互学共建”的丝路精神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蓉从政党对外形象构建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张力谈起，分析了全球文明倡议的发布背景与哲学层面的意义，以及开拓对外交往新局面的考量。
徐蓉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的叙事之道包含四个层面：尊重多样性的价值基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遵循；以文明传承创新为纽带，体现中华文明的兼容并包与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以人文合作为交流途径，从公共外交的基础做起。
徐蓉：全球文明倡议基于更高层面的价值理念，有助于打开对外交往的新局面
进入上半场自由讨论阶段，与会嘉宾围绕文明与安全发展的关系、翻译与国际传播中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唐亚林认为，国家与城市治理类似，都存在发展、安全、治理、秩序等主题。而全球文明倡议有机整合了这四个要素，就能把三大倡议的关系讲清楚。 张维为表示，安全与发展的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同小异，关键是“文明”如何理解。国际秩序与国际治理秩序的演变，这方面就涉及到文明的层面。
唐亚林提到，中国同南方国家的交流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同样的事情出现不同表述，如何把对方长期接受的表述“纠正”过来。二是如何避免当地交流对象的排斥。过去我们习惯于招收南方国家的留学生，现在则意识到培养外国干部很重要，比如对新加坡都开始反向培训了。此外，外国的记者、小说家，包括新媒体、自媒体的意见领袖都很重要，值得建立联系。
奥莉娅则结合自己的经历强调准确翻译的重要性。她同时建议，应提高中国大学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录取门槛，汉语水平考试四级只要求掌握1200个中文单词，对于许多留学生后续的学习与融入中国文化是稍显不足的。
关于政党属性的问题，唐亚林指出，需要把党和国家的关系放在一起看，西方是在国家体制成熟后从议会中分化出政党，中国则是由党建立了国家。西方的政党必然走向部分利益，中共必然是一个整体利益党。周智强表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就在于是领导党，这个特性跟法国人理解的政党显著不同。
白钢则强调，实际上在中国的叙述传统中，“党”也是代指部分的。《尚书》里面讲“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创立也是要与其它党派分开，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许多词汇在实际运用中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比如，今天“政治”一词的复杂性显然超过politics的古希腊语词根“城邦”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现代人依然沿用其概念。重要的是能反向改造他人对同一个词的使用。
吕新雨提到比较政治学者乔万托·萨托利的理论，认为一党制是在多党制失败后提供的替代，这样的阐释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共会在百年共和失败的历史进程中最终成功。唐亚林则表示，他不认同萨托利关于一党制必然走向专制的观点。萨托利将政党视作国家与社会的中介，这是西方政党理论最基础的东西，但并没有回答，代表多元利益的政党如何整合其整体利益。应该将政党划分为竞争型与使命型，打破西方政党理论的分类。
张维为教授参与自由讨论环节
张维为最后总结，过去与德国议员交流时提到，中国共产党大概相当于把德国议院里所有的党整合在一起，代表整体的利益。对方认为这不可能。但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这么做的，统治者必须代表天下，即使代表不了，它也要称自己代表天下，否则就失去合法性，所以文化传承也有重要的影响。
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吕新雨从当今“新冷战”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势说起，回到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罗莎·卢森堡1916年时的提法，即人类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胜利，就是朝野蛮状态倒退，因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战争会摧毁所有文明。
吕新雨认为，中国共产党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是新的历史阶段下的一个统一战线口号，其核心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本身是融通内外的人类文明的结果，需要以此为基础，划清与西方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的界限。倡议将和平与发展放在首位，是对第三世界的承诺。倡议应该与全球南方的反对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相呼应，建立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和人民战线，重塑国际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吕新雨：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通过辨析全球文明倡议的“人—社会—国家—世界”之关系逻辑，来解读其背后的深层逻辑与实践路径。唐亚林表示，文化指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过程中所生成的物质形式与精神形态的总和，而文明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最高形式。文化有落后与先进之分，但文明形态只有先到者和后来者之分，这就为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交织奠定了基础。
而全球文明倡议背后的议题，就是建设什么样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体现在平等性，文明发展的延续性，在地特色、文明创新的提升性，文明交流的经常性、对话性，以及文明价值的多元性这五个方面。
唐亚林结合自己提出的圈层式需求观，即“身、家、群、国、世”概念，分别代表生存需求、交往需求、发展需求、共荣需求，强调实现全球文明倡议需要重新唤醒长期沉睡的人的主体性力量，包括积极的权利观与使命责任观。后者与公民权利觉醒不同，如果没有组织与统合，就会演变成如今法国街头的骚乱。所以需要重构组织主义，统合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力量，组织主义的背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唐亚林：文化有落后与先进之分，但文明形态只有先到者和后来者之分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展安教授从解读“文明”这个概念的历史与历代论述出发，分析了中国革命对今天思考文明问题的意义。
周展安提出，今天讨论的文明概念更接近于传统话语脉络体系中的“文”，而不是“文明”。“文”是中国历史的原理性起点，殷周之际的巨变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提倡“文”的道德团体的基础，并在历史中逐渐演变成对“礼”的重视。具体的展开形态是“文治”的相互生成和相互激发。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入侵，“文治”之辨被“文野之辨”取代。从晚清、五四运动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持续抵抗西方将自己确立为唯一的“文”、将中国贬为野的文明等级论。晚清时以旧为文，而以新为野；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人，以白话为文，而以文言为野；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以下为文，而以上为野，通过颠倒中国旧社会固有的上下结构，把原来处在赤贫和无权状态的人民大众变为文明的主体。
周展安：中国革命中“文”的主体是人民大众
周展安认为，中共对文明的理解并非是从实体化的意义上展开，而是把所谓的文明、“文”赋予原来没有被纳入文明考量的人群，也就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空前未有的时代。中共的态度并不排斥其他文明，讲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不是用在一小部分人或上位者手里，而是颠倒上下的结构，化野为文。在“文野”的架构里，中国革命的历程就包含了文明的议题，指向最高的一个“文”，而这个“文”的主体是人民大众。中国革命的立场对于今天讨论文明问题也有借鉴价值。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钢反驳了西方有关中国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论”。他认为，这个理论并不适合分析真正的大国博弈，但具有心理上的意义，即西方人遇到危机时的想象总会回到雅典。这现出中国崛起已经令作为整体的西方世界感到威胁，但还未呈现出让对方感到敬畏的压倒性优势。
由此，白钢提出应重视“波利比乌斯现象”。波利比乌斯在罗马生活十几年，特别是经历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对迦太基的征服后，他从一位坚定的反罗马人士转变成罗马最坚决的支持者和最深刻的理论辩护者。这是波利比乌斯被罗马实力折服后自我说服的结果。类似的，当前西方对中国的各种误解、敌意与攻击，都反映出典型的波利比乌斯前期心理状态。只要中国不断壮大实力，可以预期，进入波利比乌斯后期的西方世界定会涌现出一批同情赞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对其进行深度理论阐发乃至文明论溯源的年轻一代思想家。
白钢：中国需要超越“承认的政治”，实现“觉悟的政治”
白钢还指出，古罗马赤裸裸的帝国逻辑确实低于所谓承认的政治。但如今所谓承认的政治典型代表就是西方白左，没有看到“道通为一”的前途。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到觉悟的政治，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主义，它并非依靠国家疆界、暴力或资本原则定义，而是基于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信仰的人群作为平等主体所构成的文明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文明认同，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远近大小若一”为理想。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的演讲题目是“以道驭器：数智时代的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之道”。他从科技与文明的关系悖论展开，近代以来科技迅猛发展，但正如《三体》小说所揭示，科技的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文明水平的提升。人工智能、数智时代的发展，可能会造就一个比核武器更大的威胁，今天人类最大的文明命题不是人禽之辨，而是人机之辩。
鄢一龙：应从“以道驭器”的角度重新思考人类与科技的关系
鄢一龙认为，人相对于机器最大的不同在于主体性，有内在体验、道德、审美、价值观等等。应该从中国传统哲学中“以道驭器”的概念角度来重新思考科技，在文明论中恢复科技器的从属地位，处理科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以及思考未来超级智能的发展所带来的治理挑战。我们把道德看成是西方人所说的规则。但是传统社会道德本身就是得道，德性是人生的正能量，古人把德性能量看成是人生幸福的根本。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内求文明，怎样发展主体内在觉悟的文明，可以给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智慧。
现场嘉宾围绕“道”与“器”的关系展开第二轮讨论。周智强提出，互联网就是“道”与“器”的结合。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一个虚拟空间，却可能孕育新的公民社会，推动政治上的变革，其实就是新价值在发挥作用。
张维为指出，美西方率先发明了互联网，从一开始就将其政治化，到处推动颜色革命、颠覆政权。而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奉行民本主义思想，如总书记所说，应该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的服务，使人民的生活更加方便。而在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互联网政治化助推了他们自己国家的颜色革命、社会分裂与失序，两种不同思路导向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关于未来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张维为认为，中华文明是见过世面的文明，面对新事物与未知很少惊慌失措。邓小平当年关于是否拥抱全球化的态度便是趋利避害，不要害怕新挑战，在发展中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张维为在调研中发现，上海司法系统五六年前已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协助处理案件；当时就得出结论，美国难以推广这种做法，因为律师是美国巨大的利益集团。如今西方试图抢在中国之前，抱团制定一套所谓的民主国家的人工智能规则。但他相信，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更适合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关于文明与国家的关系，吴新文认为，国家是文明的主要传承者与载体，文明要靠国家捍卫。虽然马克思主义强调未来国家会消亡，但当下仍然存在着民族、国家间的巨大差别，不能削弱国家的重要性，也不能低估帝国主义与国内自由派。我们讲天下主义、国际主义的同时，应避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立足点应该是当代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
在最后总结环节，吴新文表示，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西方认为政治就是获取、分配权力的格局。世界范围内与全球文明倡议相类似的高度，可能是罗马教皇的通谕，以及国外左翼政党对世界局势的宏大分析。
吴新文：应强调中华文明是现代文明的特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文明型政党，最重要的特点是不仅管政治，也管教化。《全球文明倡议》里有明确的价值观与导向性，其整个传播策略也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话语。中国人对文明的理解就是普遍主义。一方面，在“术与策”的层面讲故事应该选取具体切入点，强调中华文明是现代文明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应该找到传播的话语接口，让僵化的概念活泼起来。
下半场的讨论围绕如何通过实践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并感化他人，非常深刻。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里面当然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但对待全球其他国家、南方国家，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旗帜明确标榜出来，这有其必要性。 我们要做的是把精神落实在行动上。另一个问题是文明与社会主义应如何结合，应在多大范围内体现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和理想。前面说到中国公司在阿根廷开矿，毫无疑问需要坚持体现出与西方企业的不同，不能搞新殖民主义，这就要强调社会主义。
与会嘉宾集体合影留念
最后，吴新文表示，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与西方的话语竞争中，从过去的被动应对、被动接受议题，到如今已提出更高远宏大的东西，让西方受到刺激、比较被动。这意味着目前已经进入了中西方文明遭遇、对抗的新阶段。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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