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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uiyouyiqitianheideshihou，haikeyihexiaomaishishijiaoliu，kuaisuzhanshengdiren。tansuodaokuaisuyidongdejiaotonggongju，nenggoujinxingkuaisutaoli，zengjiacunhuoxiaquxiwang；fengfudeyouxilixiantiaozhan，gegemoshidejingcailixian，hezhongweitanxianzhemenyiqiganshouxinshijie;tongbuketangjiaocai，zhelidemeiyigejiaoxueziyuanyuxueshengketangshangshiyongdezhizhijiaocaineirongshibaochiyizhide；zhiminghuashiqinglishejidejingmeirenwurangrenguomunanwang，hualidewugongtexiaozhanshizhaoshujingmiaoyoubushibaqi。講(jiang)好(hao)中(zhong)國(guo)故(gu)事(shi)需(xu)要(yao)找(zhao)準(zhun)“話(hua)語(yu)接(jie)口(kou)”，學(xue)者(zhe)熱(re)議(yi)“全(quan)球(qiu)文(wen)明(ming)倡(chang)议”

（觀(guan)察(cha)者網(wang)訊(xun)）

7月(yue)6日(ri)，中国共(gong)產(chan)黨(dang)国際(ji)形(xing)象(xiang)傳(chuan)播(bo)創(chuang)新(xin)論(lun)壇(tan)（2023）在(zai)上(shang)海(hai)成(cheng)功(gong)舉(ju)辦(ban)。近(jin)200位(wei)中外(wai)嘉(jia)賓(bin)及(ji)国际青(qing)年(nian)代(dai)表(biao)參(can)會(hui)，圍(wei)繞(rao)“讲好中国式(shi)現(xian)代化(hua)的(de)故事”主(zhu)題(ti)深(shen)入(ru)交(jiao)流(liu)研(yan)討(tao)。

當(dang)天(tian)下(xia)午(wu)，由(you)復(fu)旦(dan)大(da)学中国研究(jiu)院(yuan)承(cheng)办、“中国共产党踐(jian)行(xing)全球文明倡议的话语表達(da)”的平(ping)行分(fen)论坛在上海衡(heng)山(shan)北(bei)郊(jiao)宾館(guan)揚(yang)子(zi)廳(ting)举行。15位国內(nei)知(zhi)名(ming)学者、外籍(ji)青年代表参会，围绕文明與(yu)文明型(xing)国家(jia)的定(ding)義(yi)、全球文明倡议的底(di)層(ceng)邏(luo)輯(ji)与现實(shi)導(dao)向(xiang)、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jian)構(gou)等(deng)话题，開(kai)展(zhan)了(le)热烈(lie)深入的讨论。

分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fu)院長(chang)範(fan)永(yong)鵬(peng)主持(chi)，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張(zhang)維(wei)為(wei)在承办方(fang)致(zhi)辭(ci)中介(jie)紹(shao)，他(ta)自(zi)2010年提(ti)出(chu)“文明型国家”的命(ming)题，即(ji)中国首(shou)先(xian)是(shi)壹(yi)個(ge)现代国家，因(yin)古(gu)老(lao)文明的传統(tong)而(er)与眾(zhong)不(bu)同(tong)，這(zhe)与西(xi)方长期(qi)使(shi)用(yong)的“文明国家”概(gai)念(nian)是不一樣(yang)的，白(bai)魯(lu)恂(xun)的“文明国家”強(qiang)調(tiao)中国是一个传统文明，難(nan)以(yi)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国际层面(mian)，西方對(dui)非(fei)西方世(shi)界(jie)的话语、意(yi)識(shi)形態(tai)围剿(jiao)，有(you)三(san)个經(jing)常(chang)提到(dao)的概念，恐(kong)伊(yi)斯(si)蘭(lan)癥(zheng)、恐俄(e)羅(luo)斯症与恐中国症。对这些(xie)现象的解(jie)釋(shi)最(zui)終(zhong)要回(hui)溯(su)到文明层面。如(ru)今(jin)俄罗斯、印(yin)度(du)、伊朗(lang)和(he)土(tu)耳(er)其(qi)等都(dou)在說(shuo)自己(ji)是文明型国家，雖(sui)然(ran)对定义存(cun)在一定分歧(qi)，但(dan)他們(men)都拒(ju)絕(jue)西方强加(jia)的普(pu)世價(jia)值(zhi)和对内政(zheng)的幹(gan)涉(she)，这就(jiu)使全球文明对话、特(te)別(bie)在整(zheng)个非西方世界，變(bian)得(de)很(hen)有意义。西方世界也(ye)有不少(shao)人(ren)願(yuan)意参加文明对话。總(zong)書(shu)記(ji)提出的“全球發(fa)展倡议”“全球安(an)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代表了他对人類(lei)社(she)会未(wei)來(lai)走(zou)向的一个比(bi)較(jiao)完(wan)整的思(si)考(kao)。

分论坛现場(chang)嘉宾参与讨论 供(gong)圖(tu)：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下同

找到中華(hua)现代文明对接国际议题的“话语接口”

中央(yang)党校(xiao)（国家行政学院）文史(shi)教(jiao)研部(bu)中国史教研室(shi)主任(ren)王(wang)学斌(bin)在演(yan)讲中分析(xi)了“文明”、“发展”与“安全”三个倡议概念的關(guan)系(xi)。他表示(shi)，安全是发展的前(qian)提，发展是安全的動(dong)力(li)，文明是发展与安全的土壤(rang)，同時(shi)发展与安全又(you)是文明演進(jin)与前进的途(tu)徑(jing)。今天的中国，是5000年未斷(duan)裂(lie)的文明实體(ti)，通(tong)過(guo)秦(qin)漢(han)、隋(sui)唐(tang)与宋(song)明三个时期的歷(li)史复興(xing)，整合(he)与重(zhong)构核(he)心(xin)时代思想(xiang)，使得中国擁(yong)有文明对话的基(ji)因。

王学斌：中国共产党將(jiang)来的对外形象應(ying)該(gai)是一个文明型政党

王学斌認(ren)为，“文明”的定义应该基於(yu)三點(dian)：首先是在一个拥有深厚(hou)文明延(yan)續(xu)的国家裏(li)的執(zhi)政團(tuan)隊(dui)，其次(ci)是所(suo)有执政理(li)念基于文明的判(pan)断，最後(hou)是拥有特别强的实力，能(neng)夠(gou)帶(dai)領(ling)人民(min)繼(ji)续向前走，为全世界做(zuo)出貢(gong)獻(xian)。中国共产党将来的对外形象应该是一个文明型政党，用比较柔(rou)性(xing)的方式讲出成功经驗(yan)与智(zhi)慧(hui)、方案(an)。沒(mei)人会排(pai)斥(chi)讲文明的故事，但是要讲好也是一種(zhong)挑(tiao)戰(zhan)。

《解放(fang)日報(bao)》原(yuan)党委(wei)副书记、高(gao)級(ji)记者周(zhou)智强做了“以中华现代文明形态对接国际议题”的发言(yan)。他提出，在当前全球意识形态嚴(yan)峻(jun)对立(li)的态勢(shi)下，需要通过轉(zhuan)換(huan)话语表达，找到中华现代文明形态对接国际议题，落(luo)实全球文明倡议的“话语接口”，消(xiao)除(chu)誤(wu)解误判，达成共识共鳴(ming)。

周智强：构建与中国发展和崛(jue)起(qi)相(xiang)匹(pi)配(pei)的话语体系

具(ju)体来说，中国应该高举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旗(qi)幟(zhi)，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和话语接口，而不是簡(jian)單(dan)地(di)否(fou)定或(huo)认同西方价值观；其次，力求(qiu)构建与中国发展和崛起相匹配的正(zheng)义话语体系、历史话语体系、效(xiao)能话语体系，擺(bai)脫(tuo)西方话语体系的糾(jiu)纏(chan)以及設(she)置(zhi)的话语陷(xian)阱(jing)，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爭(zheng)取(qu)主动。最后，要確(que)立中国日益(yi)走进世界舞(wu)臺(tai)中央的“四(si)个自信(xin)”，把(ba)国内话语与国际话语銜(xian)接協(xie)调起来，讲好中国故事。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員(yuan)、旅(lv)居(ju)法(fa)国二(er)十(shi)余(yu)年的鄭(zheng)若(ruo)麟(lin)老師(shi)結(jie)合个人经历，談(tan)到了不同文明間(jian)交流时翻(fan)譯(yi)表达的误差(cha)与误解。比如，中西方对于“政党”（Party）一詞(ci)的定义有顯(xian)著(zhu)差異(yi)。法语中的“政党”明确代表“一部分团体的利(li)益”。这构成了西方政治(zhi)文明的基礎(chu)，即一个党代表某(mou)社会階(jie)层的利益，則(ze)必(bi)然会形成多(duo)个党派(pai)为协调各(ge)自的利益采(cai)取選(xuan)举、多党輪(lun)流执政的形式。然而，用这种概念評(ping)判中国政治生(sheng)态会出现严重的偏(pian)差。

郑若麟：用適(shi)当的语言讲出特殊(shu)的事情(qing)

法国人和歐(ou)洲(zhou)人下意识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类似(si)法国共产党，是一个部分利益党取代了整体利益党的概念。而法共所代表的工(gong)人阶级僅(jin)占(zhan)全社会人口的4%。法国目(mu)前的执政党、馬(ma)克(ke)龍(long)的复兴党仅有3萬(wan)党员。法国是一个3万人的党统治著(zhe)6700万人口的国家。反(fan)过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數(shu)到2022年底是9804.1万人，中国是近1億(yi)党员的党领导、治理下14亿人口的国家，与一个3万人的党领导6700万人口的国家相比，哪(na)个更(geng)民主？答(da)案是非常清(qing)晰(xi)的。

郑若麟总结，在東(dong)西方文明交流中有很多类似的問(wen)题和现象，当不同文明间对某一个概念的内涵(han)、外延都存在差别时，是否应该用适当的语言来讲出特殊性，比如创造(zao)一些词来表达带有不同意味(wei)的概念。

“东聲(sheng)”研究员萊(lai)昂(ang)德(de)罗.卡(ka)薩(sa)雷(lei)特结合自己在东声新聞(wen)的工作(zuo)经历，分享(xiang)了对加强国际民间交流、中国与全球南(nan)方国家溝(gou)通的看(kan)法。他提到，长期以来，西方霸(ba)權(quan)主义媒(mei)体主导了对中国敘(xu)事的构建，阻(zu)礙(ai)中国人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民众之(zhi)间的交流。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需要打(da)破(po)西方的文化壟(long)断，通过官(guan)方与非官方媒体之间的合作，建立人性化的叙事与加深情感(gan)紐(niu)带来实现有效的理解和沟通。

卡萨雷特：全球南方的大众運(yun)动是中国的偉(wei)大盟(meng)友(you)

以阿(e)根(gen)廷(ting)的鋰(li)礦(kuang)开采为例(li)，当地政府(fu)为招(zhao)商(shang)引(yin)資(zi)、向中国企(qi)業(ye)提供便(bian)利所采取的一系列(lie)政策(ce)引发了民众不滿(man)。而中企投(tou)资带来的利益都落入少数精(jing)英(ying)的口袋(dai)中。他呼(hu)籲(xu)中国与南方国家推(tui)动建立公(gong)平互(hu)利的合作機(ji)制(zhi)，改(gai)善(shan)沟通策略(lve)，向南方国家證(zheng)明中国与过去(qu)的西方殖(zhi)民国家不同。这样的努(nu)力将有效提升(sheng)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全球形象。

卡萨雷特還(hai)认为，总体来说，全球南方的大众运动比那(na)里的精英更接近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前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的伟大盟友。全球文明倡议应在全球南方的大众运动中发揮(hui)核心的领导作用。为此(ci)需要建构一个新的叙述(shu)模(mo)式，能够促(cu)进世界人民的团结发展、共同繁(fan)榮(rong)与和平。

来自俄罗斯的甘(gan)肅(su)政法大学教授(shou)、甘肃省(sheng)外国專(zhuan)家敦(dun)煌(huang)獎(jiang)獲(huo)得者奧(ao)莉(li)婭(ya)女(nv)士(shi)介绍了她(ta)常年從(cong)事敦煌学研究与传播，宣(xuan)传弘(hong)扬絲(si)路(lu)文明的经历。奥莉娅曾(zeng)参与撰(zhuan)寫(xie)並(bing)发表众多关于丝路文化、敦煌文化研究的文章(zhang)和书籍，并长期堅(jian)持敦煌文化的俄语著作翻译工作。她还引述国家领导人关于加强敦煌学研究、保(bao)護(hu)文化的金(jin)句(ju)，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加强文明对话，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bao)容(rong)、互学互鑒(jian)、互利共贏(ying)"的丝路精神(shen)。

奥莉娅：敦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体现了“开放包容、互学共建”的丝路精神

同濟(ji)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xu)蓉(rong)从政党对外形象构建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张力谈起，分析了全球文明倡议的发布(bu)背(bei)景(jing)与哲(zhe)学层面的意义，以及开拓(tuo)对外交往(wang)新局(ju)面的考量(liang)。

徐蓉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的叙事之道(dao)包含(han)四个层面：尊(zun)重多样性的价值基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ben)遵(zun)循(xun)；以文明传承创新为纽带，体现中华文明的兼(jian)容并包与共产党人的責(ze)任擔(dan)当；以人文合作为交流途径，从公共外交的基础做起。

徐蓉：全球文明倡议基于更高层面的价值理念，有助(zhu)于打开对外交往的新局面

进入上半(ban)场自由讨论阶段(duan)，与会嘉宾围绕文明与安全发展的关系、翻译与国际传播中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屬(shu)性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唐亞(ya)林(lin)认为，国家与城(cheng)市(shi)治理类似，都存在发展、安全、治理、秩(zhi)序(xu)等主题。而全球文明倡议有机整合了这四个要素(su)，就能把三大倡议的关系讲清楚(chu)。 张维为表示，安全与发展的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同小(xiao)异，关鍵(jian)是“文明”如何(he)理解。国际秩序与国际治理秩序的演变，这方面就涉及到文明的层面。

唐亚林提到，中国同南方国家的交流面臨(lin)兩(liang)个挑战，一是同样的事情出现不同表述，如何把对方长期接受(shou)的表述“纠正”过来。二是如何避(bi)免(mian)当地交流对象的排斥。过去我(wo)们習(xi)慣(guan)于招收(shou)南方国家的留(liu)学生，现在则意识到培(pei)養(yang)外国干部很重要，比如对新加坡(po)都开始(shi)反向培訓(xun)了。此外，外国的记者、小说家，包括(kuo)新媒体、自媒体的意見(jian)领袖(xiu)都很重要，值得建立聯(lian)系。

奥莉娅则结合自己的经历强调准确翻译的重要性。她同时建议，应提高中国大学招收外国留学生的錄(lu)取門(men)檻(kan)，汉语水(shui)平考試(shi)四级只(zhi)要求掌(zhang)握(wo)1200个中文单词，对于許(xu)多留学生后续的学习与融(rong)入中国文化是稍(shao)显不足(zu)的。

关于政党属性的问题，唐亚林指(zhi)出，需要把党和国家的关系放在一起看，西方是在国家体制成熟(shu)后从议会中分化出政党，中国则是由党建立了国家。西方的政党必然走向部分利益，中共必然是一个整体利益党。周智强表示，中国共产党的獨(du)特性就在于是领导党，这个特性跟(gen)法国人理解的政党显著不同。

白鋼(gang)则强调，实际上在中国的叙述传统中，“党”也是代指部分的。《尚(shang)书》里面讲“無(wu)偏无党，王道蕩(dang)荡”。中国共产党最初(chu)的创立也是要与其它(ta)党派分开，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许多词匯(hui)在实际运用中的意义已(yi)经发生变化。比如，今天“政治”一词的复雜(za)性显然超(chao)过politics的古希(xi)臘(la)语词根“城邦(bang)”的概念。但这并不妨(fang)碍现代人依(yi)然沿(yan)用其概念。重要的是能反向改造他人对同一个词的使用。

呂(lv)新雨(yu)提到比较政治学者喬(qiao)万托(tuo)·萨托利的理论，认为一党制是在多党制失(shi)敗(bai)后提供的替(ti)代，这样的闡(chan)释有助于解释为什(shen)麽(me)中共会在百(bai)年共和失败的历史进程(cheng)中最终成功。唐亚林则表示，他不认同萨托利关于一党制必然走向专制的观点。萨托利将政党視(shi)作国家与社会的中介，这是西方政党理论最基础的东西，但并没有回答，代表多元(yuan)利益的政党如何整合其整体利益。应该将政党劃(hua)分为競(jing)争型与使命型，打破西方政党理论的分类。

张维为教授参与自由讨论環(huan)節(jie)

张维为最后总结，过去与德国议员交流时提到，中国共产党大概相当于把德国议院里所有的党整合在一起，代表整体的利益。对方认为这不可(ke)能。但事实上中国幾(ji)千(qian)年来就是这么做的，统治者必須(xu)代表天下，即使代表不了，它也要稱(cheng)自己代表天下，否则就失去合法性，所以文化传承也有重要的影(ying)響(xiang)。

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吕新雨从当今“新冷(leng)战”类似第(di)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势说起，回到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罗莎(sha)·盧(lu)森(sen)堡(bao)1916年时的提法，即人类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勝(sheng)利，就是朝(chao)野(ye)蠻(man)狀(zhuang)态倒(dao)退(tui)，因为资本主义或帝(di)国主义战争会摧(cui)毀(hui)所有文明。

吕新雨认为，中国共产党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是新的历史阶段下的一个统一战線(xian)口號(hao)，其核心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本身(shen)是融通内外的人类文明的结果(guo)，需要以此为基础，划清与西方文明等级论、文明沖(chong)突(tu)论的界限(xian)。倡议将和平与发展放在首位，是对第三世界的承諾(nuo)。倡议应该与全球南方的反对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相呼应，建立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和人民战线，重塑(su)国际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吕新雨：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務(wu)学院唐亚林教授通过辨(bian)析全球文明倡议的“人—社会—国家—世界”之关系逻辑，来解讀(du)其背后的深层逻辑与实践路径。唐亚林表示，文化指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过程中所生成的物(wu)質(zhi)形式与精神形态的总和，而文明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最高形式。文化有落后与先进之分，但文明形态只有先到者和后来者之分，这就为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交織(zhi)奠(dian)定了基础。

而全球文明倡议背后的议题，就是建设什么样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体现在平等性，文明发展的延续性，在地特色(se)、文明创新的提升性，文明交流的经常性、对话性，以及文明价值的多元性这五(wu)个方面。

唐亚林结合自己提出的圈(quan)层式需求观，即“身、家、群(qun)、国、世”概念，分别代表生存需求、交往需求、发展需求、共荣需求，强调实现全球文明倡议需要重新喚(huan)醒(xing)长期沈(chen)睡(shui)的人的主体性力量，包括積(ji)極(ji)的权利观与使命责任观。后者与公民权利覺(jiao)醒不同，如果没有組(zu)织与统合，就会演变成如今法国街(jie)頭(tou)的騷(sao)亂(luan)。所以需要重构组织主义，统合个人主义与集(ji)体主义的力量，组织主义的背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唐亚林：文化有落后与先进之分，但文明形态只有先到者和后来者之分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展安教授从解读“文明”这个概念的历史与历代论述出发，分析了中国革(ge)命对今天思考文明问题的意义。

周展安提出，今天讨论的文明概念更接近于传统话语脈(mai)絡(luo)体系中的“文”，而不是“文明”。“文”是中国历史的原理性起点，殷(yin)周之际的巨(ju)变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提倡“文”的道德团体的基础，并在历史中逐(zhu)漸(jian)演变成对“禮(li)”的重视。具体的展开形态是“文治”的相互生成和相互激(ji)发。

近代以来隨(sui)着西方列强入侵(qin)，“文治”之辨被(bei)“文野之辨”取代。从晚(wan)清、五四运动到上世紀(ji)三十年代，中国人持续抵(di)抗(kang)西方将自己确立为唯(wei)一的“文”、将中国貶(bian)为野的文明等级论。晚清时以舊(jiu)为文，而以新为野；五四时期以鲁迅(xun)为代表的一代人，以白话为文，而以文言为野；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以下为文，而以上为野，通过顛(dian)倒中国旧社会固(gu)有的上下结构，把原来處(chu)在赤(chi)貧(pin)和无权状态的人民大众变为文明的主体。

周展安：中国革命中“文”的主体是人民大众

周展安认为，中共对文明的理解并非是从实体化的意义上展开，而是把所謂(wei)的文明、“文”賦(fu)予(yu)原来没有被納(na)入文明考量的人群，也就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空(kong)前未有的时代。中共的态度并不排斥其他文明，讲究古为今用、洋(yang)为中用，但不是用在一小部分人或上位者手(shou)里，而是颠倒上下的结构，化野为文。在“文野”的架(jia)构里，中国革命的历程就包含了文明的议题，指向最高的一个“文”，而这个“文”的主体是人民大众。中国革命的立场对于今天讨论文明问题也有借(jie)鉴价值。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mi)书长白钢反駁(bo)了西方有关中国崛起的“修(xiu)昔(xi)底德陷阱论”。他认为，这个理论并不适合分析真(zhen)正的大国博(bo)弈(yi)，但具有心理上的意义，即西方人遇(yu)到危(wei)机时的想象总会回到雅(ya)典(dian)。这现出中国崛起已经令(ling)作为整体的西方世界感到威(wei)脅(xie)，但还未呈(cheng)现出讓(rang)对方感到敬(jing)畏(wei)的壓(ya)倒性優(you)势。

由此，白钢提出应重视“波(bo)利比烏(wu)斯现象”。波利比乌斯在罗马生活(huo)十几年，特别是经历了第二次布匿(ni)战争对迦(jia)太(tai)基的征(zheng)服(fu)后，他从一位坚定的反罗马人士转变成罗马最坚決(jue)的支(zhi)持者和最深刻(ke)的理论辯(bian)护者。这是波利比乌斯被罗马实力折(zhe)服后自我说服的结果。类似的，当前西方对中国的各种误解、敵(di)意与攻(gong)擊(ji)，都反映(ying)出典型的波利比乌斯前期心理状态。只要中国不断壯(zhuang)大实力，可以預(yu)期，进入波利比乌斯后期的西方世界定会湧(yong)现出一批(pi)同情贊(zan)賞(shang)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对其进行深度理论阐发乃(nai)至(zhi)文明论溯源(yuan)的年輕(qing)一代思想家。

白钢：中国需要超越(yue)“承认的政治”，实现“觉悟(wu)的政治”

白钢还指出，古罗马赤裸(luo)裸的帝国逻辑确实低(di)于所谓承认的政治。但如今所谓承认的政治典型代表就是西方白左(zuo)，没有看到“道通为一”的前途。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bu)到觉悟的政治，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主义，它并非依靠(kao)国家疆(jiang)界、暴(bao)力或资本原则定义，而是基于不同国家、民族(zu)、文化信仰(yang)的人群作为平等主体所构成的文明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文明认同，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遠(yuan)近大小若一”为理想。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yan)一龙的演讲题目是“以道馭(yu)器(qi)：数智时代的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之道”。他从科(ke)技(ji)与文明的关系悖(bei)论展开，近代以来科技迅猛(meng)发展，但正如《三体》小说所揭(jie)示，科技的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文明水平的提升。人工智能、数智时代的发展，可能会造就一个比核武(wu)器更大的威胁，今天人类最大的文明命题不是人禽(qin)之辨，而是人机之辩。

鄢一龙：应从“以道驭器”的角(jiao)度重新思考人类与科技的关系

鄢一龙认为，人相对于机器最大的不同在于主体性，有内在体验、道德、審(shen)美(mei)、价值观等等。应该从中国传统哲学中“以道驭器”的概念角度来重新思考科技，在文明论中恢(hui)复科技器的从属地位，处理科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以及思考未来超级智能的发展所带来的治理挑战。我们把道德看成是西方人所说的規(gui)则。但是传统社会道德本身就是得道，德性是人生的正能量，古人把德性能量看成是人生幸(xing)福(fu)的根本。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内求文明，怎(zen)样发展主体内在觉悟的文明，可以給(gei)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智慧。

现场嘉宾围绕“道”与“器”的关系展开第二轮讨论。周智强提出，互联网就是“道”与“器”的结合。互联网作为一項(xiang)技術(shu)、一个虛(xu)擬(ni)空间，卻(que)可能孕(yun)育(yu)新的公民社会，推动政治上的变革，其实就是新价值在发挥作用。

张维为指出，美西方率(lv)先发明了互联网，从一开始就将其政治化，到处推动顏(yan)色革命、颠覆(fu)政权。而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奉(feng)行民本主义思想，如总书记所说，应该为老百姓(xing)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的服务，使人民的生活更加方便。而在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互联网政治化助推了他们自己国家的颜色革命、社会分裂与失序，两种不同思路导向了截(jie)然相反的结果。

关于未来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张维为认为，中华文明是见过世面的文明，面对新事物与未知很少驚(jing)慌(huang)失措(cuo)。鄧(deng)小平当年关于是否拥抱(bao)全球化的态度便是趨(qu)利避害(hai)，不要害怕(pa)新挑战，在发展中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张维为在调研中发现，上海司(si)法系统五六(liu)年前已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协助处理案件(jian)；当时就得出结论，美国难以推廣(guang)这种做法，因为律(lv)师是美国巨大的利益集团。如今西方试图搶(qiang)在中国之前，抱团制定一套(tao)所谓的民主国家的人工智能规则。但他相信，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更适合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关于文明与国家的关系，吳(wu)新文认为，国家是文明的主要传承者与載(zai)体，文明要靠国家捍(han)衛(wei)。虽然马克思主义强调未来国家会消亡(wang)，但当下仍(reng)然存在着民族、国家间的巨大差别，不能削(xue)弱(ruo)国家的重要性，也不能低估(gu)帝国主义与国内自由派。我们讲天下主义、国际主义的同时，应避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浪(lang)漫(man)主义，立足点应该是当代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

在最后总结环节，吴新文表示，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西方认为政治就是获取、分配权力的格(ge)局。世界范围内与全球文明倡议相类似的高度，可能是罗马教皇(huang)的通諭(yu)，以及国外左翼(yi)政党对世界局势的宏(hong)大分析。

吴新文：应强调中华文明是现代文明的特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文明型政党，最重要的特点是不仅管(guan)政治，也管教化。《全球文明倡议》里有明确的价值观与导向性，其整个传播策略也不同于一般(ban)的政治话语。中国人对文明的理解就是普遍(bian)主义。一方面，在“术与策”的层面讲故事应该选取具体切(qie)入点，强调中华文明是现代文明的特性。另(ling)一方面，也应该找到传播的话语接口，让僵(jiang)化的概念活潑(po)起来。

下半场的讨论围绕如何通过实践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并感化他人，非常深刻。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里面当然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但对待(dai)全球其他国家、南方国家，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旗帜明确標(biao)榜(bang)出来，这有其必要性。 我们要做的是把精神落实在行动上。另一个问题是文明与社会主义应如何结合，应在多大范围内体现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和理想。前面说到中国公司在阿根廷开矿，毫(hao)无疑(yi)问需要坚持体现出与西方企业的不同，不能搞(gao)新殖民主义，这就要强调社会主义。

与会嘉宾集体合影留念

最后，吴新文表示，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与西方的话语竞争中，从过去的被动应对、被动接受议题，到如今已提出更高远宏大的东西，让西方受到刺(ci)激、比较被动。这意味着目前已经进入了中西方文明遭(zao)遇、对抗的新阶段。 返(fan)回搜(sou)狐(hu)，查(zha)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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